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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华和我是熟人。我还记得他过去的话，许多令我感动的话，但他突然翻脸了———为他的感情问题。
翻就翻吧，你要能翻出个道理来给我看，我可以接受。可惜，他讲了三条，除第三条纯属骂人，没必要讨论，其它两条全是错的。
我说，孔子生前不得志，死后才得大名，圣人之名是学生捧出来的。立华不同意，他反驳说，孔子出名，是他本人道德高，和学生无关。他说的名是一般的名，我说的名是圣人之名，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总不能硬说，孔子活着就当了圣人吧。
第一，立华说，孔子17岁，孟僖子（他引的是《史记》，作“孟矨子”）就让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当时，孔子没有学生，怎么靠学生出名？这和我说孔子死后当圣人毫不相关，无须辩。我的书，早就讲明，子贡树孔子是孔子晚年的事，孔子当圣人是他死后的事。这跟他出不出名，什么时候出名，全都毫无关系。孔子是30岁以知礼名，我在我的书里讲过了。你不读我的书，没关系，问题是，你把古人的书也读错了。立华讲这个故事，不读《左传》，光读《史记》。我想请你注意，你引《史记？孔子世家》，来源是《左传》昭公七年，司马迁读《左传》，恰好把原文读错了。孟僖子卒，根本不在这一年，而在17年后（见《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即孔子34岁时（古人算法不同，也有放在35岁的）。《左传》昭公七年讲这事，是因为讲孟僖子学礼，连类而及，干脆把后来的事提前叙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2。4），昭公七年，他17岁，刚过两年，就给人家当老师，早了点。更何况，此年，他在服丧，哪有心情当老师？前人早已指出，昭公七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还没出生，拜师是后来的事。司马迁误读《左传》，谁都知道，你不看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不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标点本《史记》，正文下边有注，你总该瞧一瞧吧？索隐早就指出这一点。
第二，立华说，孔子仕鲁定公，已出大名，子贡才19岁（案：应为20－23岁），不是孔子沾了子贡的光，而是子贡沾了老师的光。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他又是把出名和当圣人混为一谈。上面已经说过，我再强调一遍，子贡树孔子是在孔子晚年，孔子当圣人是在孔子死后，你讲这些，没有一点用。我们要知道，学《论语》，不能光当格言背，光当道德讲，还得有点历史眼光。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这类考据，有人说没用———对崇拜没用，我说有用，随便讲哪儿，你都躲不过去。比如这一条吧，孔子周游列国（孔子55－68岁）前，古书关于子贡，没有任何材料。学者多认为，子贡卫人，他是前497年孔子到达卫国后才收的学生（参看钱穆《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08页；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77－78页）。孔子当大司寇那阵儿，孔子还没收子贡作学生，你讲年代，又是开口即错。孔子当圣人，很清楚，那是孔子死后，你辩也徒劳，骂也无益。孔子死后，七大弟子，宰我最大，子贡次之，是四十出头的人，大师兄。其它五人，有若、子游、子夏、子张和曾参，是25－30岁左右的人，小师弟。这事他们搞出来的。我书里讲过，此事可能和“叔孙武叔毁仲尼”事件有关，子贡捍卫老师，是为张大师门，团结弟子。此事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你不理，光在那儿扯敬不敬，有什么用（还有“不为名，不为利”，更是莫名其妙）。你说，孔子为什么当圣人，原因全在崇拜，即司马迁的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错，这话和司马迁的崇敬有关，他很崇拜，但和孔子当圣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当了圣人———当然是后世所谓的那种圣人。朱骏声说得好，“战国以后所谓圣人，则尊崇之虚名也”（《说文通训定声？鼎部第十七》）。你说圣人是从敬爱而来，这也太小瞧了古人的政治智慧。
立华，恕我直言，你的毛病是，爱孔子而不尊重原书，虽“读孔氏书”而不“想见其为人”（知人论世之谓也）。你读《论语》，连起码的年代都不知排一排，这怎么行？
近来，骂我的文章，大体都是出于崇圣的感情：《丧家狗》，不读，坚决不读，或只用鼻子读，逮着书名，立刻开骂，对自己的攻击对象，不惜恶意揣测，还自以为捍卫了什么。特别是那些热衷政治，大讲托古改制的人（甭管左的右的），一提传统，就魂不附体，惟恐别人剥夺了他的文化资源。这样的文章，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传统文化大；爹亲娘亲，不如孔夫子亲。我所寓目，骂的理由，无不出于这两句话，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还是为了这两句话。骂就骂，兜那么大圈子，费那么多笔墨，有劲吗？
立华之文以“哗众取辱”为题，狂泻其辱。辱是来自你背后的众。其实，你说的“哗众取辱”，还不如改成“逆众取辱”，读起来，会更顺畅。正像某位于迷骂我时所说，我是丧家狗，她是宠物狗。立华，我还是我，丧又怎么样？逆又怎么样？我不会往领导、群众的怀里跳，也不会跟时下的风气跑，就像当年你夸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样。什么叫顺，什么叫逆，你该明白吧？
看看现在的孔子热吧：“孔子上管5000年，下管5000年”（下管且不说，上管怎么管？都管到新石器时代去了，更何况，就连孔子当时，他都没管好）。
“1988年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借洋人之口自吹自擂的第一还有很多种，有人早在《读书》1997年1期辟谣，但蛊惑人心的说法还是层出不穷），孔子救世的福音更是满天飞。
全国各地，到处寻根问祖：官员率众，衣古衣冠，虚靡国帑，烟熏火燎，逮着个祖宗（很多都是子虚乌有）就拜。
小孩不上学，非关起来读经。
现在想当帝王师的，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气功师，想起魏武十六方士的老故事。
还有想发或已发各种文化财的（从汉服唐装到抽文化遗产税）
……
你会赞同这样的孔子热吗？
中国当前的复古潮，已经闹到乌烟瘴气的地步，何人扫此阴霾？
中国的尊孔派，尚未立教，就如此专制，这确实让我想到了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必扯得太远，想得太玄，眼前的事是言论自由。信仰不是学术。学术自由，不讲也罢了，就算你们是个教，也得讲点信仰自由吧。
幸亏他们的教，还只在鼓噪之中。
2007年6月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载：〈南方周末〉
陈明：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着，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先说作家的文采。上海有个叫江晓原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称赞李零先生文章写得好，结尾好像是说“为什么现在看《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李零先生已经不给它写稿了。”他们专业有交叉，互相读得比较多，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戏班子里的喝彩。《读书》读者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读书体”你可以不喜欢但很难说不好一样，李零先生的文章你可以说怪怪的但不能不承认它别具一格。跟苏东坡不同，对于已有《花间一壶酒》等博得天下文名的李零来说，应该还是十分受用的——甚至比夸他的简帛整理、巫术房中术研究更加受用！私下感觉，就学者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李零先生对后者似乎比对前者更在意一些——至于这究竟是时代之故还是天性使然就不敢妄加揣测了。这两种性向的冲突和平衡或平衡和冲突，或许是了解传统文化人心理的一个有趣视角。
再说训诂学家的眼界——这也许是重点。训诂就是识文断字。朴学强调“读书先识字”。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我们做中国古代思想的，识字不多，知道必须站到训诂考据家的肩膀上把东西看清楚明白了，才有思考想象的材料和方向。像近些年蔚为大观的“郭店简”、“上博简”讨论，就主要是借助训诂考据工作者的文献整理才收获自己的成果的。我跟李零最近一次照面即是在上海听他讲《淄衣》《诗论》等。别的都忘了，但报告厅里的投入认真以及心底的钦敬和感激还十分清楚的记得。上海博物馆邀请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反映了学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但是，即使按照过去的说法，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饾饤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人不能还原成胳膊大腿或者猴子，一篇文章也不能还原成字、词、句，它还有脉络和意义。这应该也就是陈寅恪要争取“干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原因。虽然也有人立足字义阐释经义做出过成就，但那毕竟并不意味着考据之学即等于义理之学或可以代替义理之学。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张之洞同样说过“由经学入史学者，史学可信”，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参见该书“总结三”），相信可以用训诂的方法还原《论语》文本和孔子符号的“真相”，进而通过真与假、活与死的二元区分，用解构否定其义理内涵和文化价值。管窥蠡测，自然不免盲人摸象识小不识大之讥。
我们来看书中的几个实例。
该书第３４３页云：“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且不说李零固执地将作为明哲之士的圣人与作为有道之君的圣王互训或混为一谈只是其一家之言，也不说孔子博闻多识，删诗定礼着春秋，继往开来金声玉振当世已获圣人之称，单就老师“靠学生出名”这一命题所预设的前提“学生吹捧能使老师名垂青史”能否成立就大可质疑：与之先后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子墨子的学生应该也不少吧？做官的也不少吧？组织得也更加严密吧？对于开创门派的“巨子”的宣传与效忠应该也不输于儒家吧？那么，子墨子怎么没有成为圣人？为什么不仅没有成为圣人而且很快归于歇绝？虽然情感、见识不同，但论者一般都还是从墨家的思想主张与社会结构以及其与生活需要的关连度或契合性去探究原因，认为关键是“其道太酷”，实践中缺乏可接受性（对老百姓）或可操作性差（对统治者）。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孔子地位的形成具有关键性是不错的，这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攻守异势”需要“偃武修文”了。由“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变化后面，实际反映着朝廷与社会的博弈以及执政者平衡内政外交课题的需要。这些内容关节以李零之才、学、识应是不可能不明白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董仲舒可以勉强说成孔子学生，汉武帝也是么？即使你像赵本山一样有才，恐怕也说不圆通吧？也许有人要说，李教授这里本就是拿古人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今天靠学生出名的老师多么可恶！是的，这些我也觉得可恶，可是这种骂法难道深刻？难道有趣？难道不很有些阿Ｑ？该书第３２４～３２５页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议论同样属于“批判现实，歪曲传统”的例子。前面清清楚楚说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是“当官如果有余力，要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要当官”，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现在“学问大了”则当官，当了官学问就变大的情况，再然后祭出点睛之笔：“谁说中国传统中断了？”情绪宣泄得倒是很爽，可这一板子抡向古人屁股的同时，自己脸上应该也是火辣辣的才对吧――这二者挂搭得上么！？
李零认为存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是人造孔子……孔子也要打假。”活孔子是“丧家狗”，死孔子是“道具、玩偶”；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第１１、１２、１３页）这里涉及的东西很多，难以说深说全，但并不复杂：只要想想汉宋以来关于孔子的政治文化活动是否可以用“造假”二字概括、否定和抹杀就可以知道其是非对错了。“道具、玩偶”的一个意思是“符号”和“象征”，一个意思是“被操纵”和“被利用”；二者的义涵是不尽相同的。简单的讲，“死孔子”应该是同时具有这二重意义，并且，之所以“被操纵”和“被利用”，前提应该是其本身具有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要知道，汉承秦制，是在“纯用霸道”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稍稍妥协，将对立公家私门“屈天下从己私”调整为“与民休息”与三老及孝悌、力田等社会有机力量结合共治天下。正是这样一种“改革”“更化”，才使春秋战国以来分裂的中国在秦的政治上统一后，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上凝聚为一个有机体，成为今天民族和国家的基础。明乎此，则将孔子、儒学以“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视之的偏颇之失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说假孔子“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也许；但同时也应指出，这个“假孔子”同时也是皇上思想言论的调控者，虽约束力有限，却是一个口头上必需承认的价值标准——看看“汉诏多惧词”就知道的。由此把“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当成知识分子的宿命，既不全面也不是事实——他自己本身就构成一个小小的反例。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第１１页）是李零用训诂考据“打假”的方式、目标和成果。也许汉儒、宋儒、“近儒”围绕“治统”、“道统”和“宗教”的建构“都是意识形态”，李零可以拒斥。但另一方面，政治、道德、宗教无疑是《论语》最基本的思想架构和意义维度，因此必然构成我们接近和解读的进路和法门。把它们“去”掉，剩下的还有些什么？或者，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真这样的话——相信不可能完全做到，面对教室求知的眼神，唯一的招数就只能六经注我古为今用郢书燕说了。李零试图用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证明孔子是政治冷漠者，实际这句话完全也可以做政治学的解读，而且更合适（如局长就干局长的活，不要琢磨部长的事）。因为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政治是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训诂学主求真，做减法，某种程度上可以如奥康剃刀般删汰一些无根浮辞；人文学重会意，做加法，以对经典与生活和时代的互动及其价值生成做出阐释和说明。孔子、《论语》这样一种基本经典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在时间上也具有开放性。因此，“人造孔子”不仅不是如他说的“特没劲”，反而是极富价值：历史为什么不造墨子、韩非而选择孔子？如果不造孔子，历史社会又会呈现怎样一种图景？近代为什么不造了？今天，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扩展的语境里怎么又有人（如费孝通等）重提再造孔子？海外教汉语的学校为什么以孔子命名（德国在海外建的类似机构叫歌德学院）？包括李零自己在内的人反对，难道真只是出于学术打假的真诚而没有其它或真或假的深刻考虑？等等等等。
有人或许要问：聪明如李零，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主张？难道训诂学误人竟致如斯？当然不是。实际本书并非严格的训诂学著作，因为训诂学疏通字义只是为读者阅读原文提供方便，而李零不仅要当导师告诉读者如何读，甚至还要通过“导读”、“总结”颠覆历代注疏甚至文本本身！如此这般的真实原因，我认为就是——愤青心态！这在我读《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时还只是一种直觉，这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把它坐实了。所谓的尊重文本、还原真假、区分死活，本质上不过是为愤青心态的表达抒发建立支点挂上幌子而已。该书第４页说：“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８０后’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安乐哲“帮孔子说好话”是“挖空心思”，属于“西人的流俗之见”；而对一幅调侃孔子的洋人漫画则引王朔“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为之佐证。（第４３页）也许“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王朔们看来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一无所知”岂不同样弱智？《圣经》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岂不更是疯狂？要知道，猴子变成人不只是因为直立行走，还因为先圣先贤创制立教人文化成。而孔子、苏格拉底和《圣经》，就是那最初的“文”和最基本的“化”。
“８０后”等于反传统？未必。反传统的“愤青”或者源于五四，或者源于“文革”，从书中文字看李零先生二者得兼，但主要应该还是后者，因为他承认自己“‘文革’受过刺激”，跟王朔、王小波一样。虽然据说愤青还有“左愤”和“右愤”，我想“愤”的基本心理结构应该相近，即情结支配思维，表现为行为就是为愤恨而愤恨。这个ｃｏｍｐｌｅｘ的主体或为怨恨逆反，或为自卑自傲，或为压抑迁怒，至于发泄指向或左或右或洋或古则取决于各自早期经验。钱理群拿李零的解构孔子（有位“自由主义”作家在表达其自己的欣赏之后，也认为该书“解构”得有些“过头”）与鲁迅相比，实际二者是不相伦类的：鲁迅的反传统是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体现着民族魂的精神光辉；李零的解构（实际从书中你根本看不清作者对孔子究竟持怎样一种态度，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