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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后来我研究幼儿教育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体验，就更加理解幼儿最初说谎的秘密——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联想。许多家长都不理解；误以为孩子天生爱撒谎。小孩子这个时候的所谓撒谎，其实是无意识的，而且自己根本不知道那就是撒谎。我相信，有无数的这样的想象力，就被家长当作撒谎给全部扼杀了。
当路玉如此专心阅读的时候，在绿岛中心医院的急诊室里，莫名还一直处于昏迷中。医生正在为其供氧，输液。但是，医生似乎还没有查明白他的病症，正在继续做检查。
实际上，莫名是处于一种自己还在思维，但完全与体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似乎知道自己进了医院，而且也知道自己是在一次演讲中突然倒下，被送往医院的。他在想，自己准备讲什么呢？哦，讨论他的作品，那部传说在国外得了奖的作品。是的，那是他真正倾心写作的第一部作品。那也是他认为真正写出生活的最真实的作品。为了追求这个真实，他曾经走过多少弯路呢？他曾经几度想写自己目睹和体验的真实，但是许久以来都是不被允许的。那曾经被叫作“*实论”，是被认为错误的写作思潮。而且，他自己也一度以为是无法写进文艺作品的。自己也曾幼稚地想塑造一个革命的，红色的少年的成长道路，那些想法与构思，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笑呀！少年，少年，多么美好的字眼，怎么能够表现出一个完全真实的少年生活的情景呢？自己做得到底是怎样呢？
许久以来，他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他非常欣赏巴尔扎克说的，做人生的书记官。他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一气呵成，写出一个整个的人生戏剧，他想从少年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完成。他以为少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不仅关系人生的全部，而且往往因为少年时期的朦胧而被人们忽略，所以写出真实的少年的作品并不多见。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生活的书记官，哪怕只是少年时期的呢！
（1）
“那个时代离开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不是莫名能够细致，这样真实的描绘，我们真是一无所知啊！历史真是需要这样的笔触来记录的。”路玉读到这里，心里想，“许多人去编造一些虚无玄幻的故事，却不肯面对真实的生活，实在是大错特错。莫名先生的激动，愤恨是有原因的。”
3饼子●高跷●跑旱船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的上学竟然与“饼子”有很大的干系。
推算起来，应当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一年，我上的小学。可实际上，我本应该在上一个年头就进入学堂的。偏偏我落了榜。或许你要问：莫非上小学也要考试吗？不错，在那段历史上，真有过那么一次独特的考试，我便是那次考试的落榜者。我真担心我是那一次考试的唯一落榜生。因为像我那么愚笨而执拗的实在是罕见。
也还是在瑞云路住的时候。那天，要去报名上学。是哥哥领我出了家门，走过十几条马路，到大成路的六路小学的分校报名。一路上，哥都在不住地“预考”我：
“家里几口人？”
“五口。”
“怎么成五口了？”
“就是五口嘛！爷爷，爹……”
“爷爷不回老家了吗？”
“回老家，就不是咱家的人了吗？”
“谁说的？行了；反正不用算。再说！几口人？”
“那就，四口？”
“什么‘那就’？就是四口嘛！记住了？”
“哦——”
“说！哪四口人？”
“爹，妈，你，我…。。”
“我是谁？”
“你是哥啊！”
“那，就不许说‘你’，只能说，哥……”
“为什么？”
“人家问你，你回答说，爹，妈，你；这个‘你’不就成考官了吗？”
我有些糊涂，哥却急了：“反正问哪几口人，你就说，爹，妈，哥，和你……”
“不是说，不能说你吗？”
“哎，我说的‘你’，是指你，你要说我！”哥气得用指头戳我鼻子。
我忍着，不让眼泪掉出来。哥歪头看我一眼，好像很无奈地又开新的一“课”：
“家里每天吃什么饭？”
“馒头，菜！”
“不行，说吃饼子，苞米饼子……”
“不对呀！”我惊奇地看着哥，心里话，妈不叫说瞎话呀…。。
哥已经没有耐性再教我这个执拗的“学生”了，他厉声说，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别支声了……
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落榜”的真正原因。据说，当时的政策是尽量让穷人的孩子优先入学，因为当时刚入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阶段，连新中国的户籍都未建立好，更不用说档案了，谁家什么出身成分都还无法调查。于是，不知哪一位聪明的干部想出问孩子的一个“巧办法”。那时的孩子原是不大敢撒谎的，所以这应当算“妙着”。但不出半天，家长也就想出了对策。我父亲就是学了别的家长的高招把这一套口授给了我哥。我哥偏偏不耐烦教我。所以；我竟赌气不听哥的。当口试到我那里的时候，果然也问了哥问过的话。我突然觉得哥不对，照他那么说不成了说瞎话了？于是，我说：吃馒头，菜。什么菜？不知道，有绿菜（我连吃过的各种绿色蔬菜的名字该叫什么都不知道，可见多么“愚笨”），白菜，大肉……那年月，能否吃上馒头，成了“穷”与“富”的重要标志。于是我就因为说了真话落了榜。家里人没责怪我，那大概是因为家里人也知道我始终都不明白自己有什么过错的缘故，他们也不愿意再把那层虽然已经失去意义的窗户纸再戳破。实在说，家里人也无法责怪我。说真话能算错吗？第二年，似乎不再有什么口试，我也记不得又经过哪些程序就入了学。反正那一套是没有了。
那时，显然人们还绝对没有托关系的意念，否则我也不会晚上一年学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我家的同乡人。那是大人们说起哥上学挨打的事儿时，我才得知身为当时那所学校校长的李二叔解放前就当老师，妈（我的妈）说，李二叔曾把哥的手打得肿得跟馒头似的。我想象到像馒头的手是什么模样，就十分害怕上学。尤其我自小就被当成小鸡样撒在马路放养。自然，就不愿离开蛮有情趣的马路的。那时的马路依然是真正的马路，我还记得六七岁时随妈乘马车到永安戏院看戏的情景。那马车站就在现在的台东邮电局那里。跑马车是很迷人的，你听着马蹄有节奏地敲响路面，感觉很好玩。被叫作“马路”的土路，给我留下的是许多难以忘怀的乐趣。我对马路上的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所以后来看到一部电影叫<；马路天使>；也特别喜欢；以至于跟人家爬墙跳进电影院里看过。那是年级时候；因为慈光电影院还有木头栅栏。班里一个姓乔的同学同学带我们去那样做过的。
很久以来，我家住的那一带还显得很偏僻。有时一整天都不见一个两个人走过，更不用说有车辆了。也许这就是家长敢于在马路上“放养”我的原因。我常常在门前和邻居的孩子玩，那时绿岛的路大都还是土的，我们不是挖沙就是弄土。我在一篇散文里回忆过那种美好的儿时情趣。那是对泥土的情趣。什么藏东西，埋宝贝了，挖小孔了，尤其是下过雨后在路边垒堰挡水，那真是美极了的事儿。我不记得家里人给我过什么玩具（实际上也没有给过）。家里人也不和我一起玩。哥比我大八岁，天天上学。即使不上学也不会和我玩。
只记得有一次。他领我回以前住过的地方。到太平镇我大爷（同族的）家玩时，不知为什么什么孩子要打我们。那是在老炮台废墟一带，我们被拦阻。我吓得要哭。哥护着我，要我别怕。他与他们理论什么。最后平安地回了家。也许就是那一次惊吓的缘故，哥再不带我外出了。妈在我眼里一天到晚，也还是只做两件事：一是吸铜水烟袋（父亲却从不抽烟），一是把细线栓在一个铁砧上，再把线扭成花，对着镜子，往脸上有节奏地划切，说叫“绞脸”，然后往脸上扑粉，往头上抹油。那是她的一套化妆术。我以为那肯定是在乡下时养成的习惯。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忙得很的神秘人。他很少在家，回家也没有话。你叫一声“爹”，他都不会高高兴兴地答应。只听鼻子“哼”一声，算是应了。我眼里的父亲是可怕的，严厉得可怕。他从来不抱我，更谈不上亲我了。当时，除了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对他什么都不再知道，哪能如我儿子一样三岁就坐在我的自行车上说：“坐莫名车，嘀嘀昂昂！”我不用说，好多年后都不知道父亲的名字，即使知道也万万不敢叫的。
在那里居住的后期，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有过很长一段逃学的劣迹。后来妈述说我的“捣蛋史”的时候，不止一次说我常常逃学，家里人不得不时常派哥在后面跟踪着。哥回家汇报说眼睁睁看着我快到学校时，不知为什么就拐弯了。哥便追上，把我撵到学校去。在我记忆当中，也的确有这类“劣迹”。但我回想起来，却从来不以为自己是多么顽劣。许多事情的发生也都有其一定缘故的。
因为我的幼年是很特别的，这是由父亲的特别造成的。父亲很少在家，更很少管教孩子。因此，我的幼年几乎是个野孩子，是完全自由的“野”。另一个使我逃学的“正当”原因，是当时经常有在马路上扭秧歌和踩高跷的，把我给吸引住。踩高跷的打扮成各色人物，当时正抗美援朝时期，天天都有化妆宣传。我常常跟着队伍，看踩高跷的表演。看“美国鬼子”倒在地上打哆嗦，再“呼”地跳起来。不过，我最迷恋的还是那跑旱船的。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对于女人感兴趣的意念，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总是喜欢看那旱船里的女人，看她那被胭脂粉涂抹得很漂亮的脸。忘记谁和我说，那跑旱船的其实是个男人化妆成的女人。可我总不相信，我跟着仔细地看，怎么看也还觉得是女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此类原因，不知不觉就跑远了，竟忘记了上学的事情。所以，这样的逃学次数就很多。关键是那时自己并不知道逃学的意味是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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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羊儿●小鸟●狼外婆
那时的小学一年级课本叫“算术”，“國语”，还是繁体字。國语的第一课只一个“羊”字。那时我还没见过真羊，旁边的图上画着羊。我现在也不明白编书的人为什么选那个字为第一课要学的字。不过，那“羊”字很可爱，样子和图上的羊也很像。我很喜欢羊，也喜欢这个字。不知为什么我就感觉我也是一只羊。我看着那字就像看着自己一样，这种心态几乎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能感觉到。那书皮上画的羊，从来都是活的感觉。后面一课就是“大羊大，小羊小。大羊上山去吃草，小羊跟在后面跑。”这是我唯一能记得的一年级课文。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丁老师，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很严厉，我觉得很像那些曾见过的修女（实际上，后来才知道果然她就是原来的修女。不过，她不如自己见过的那些修女那般漂亮。）。我的一年级肯定是在我逃学与哥哥“追捕”中度过的，因为到二年级我还是一个让老师很头痛的学生。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整班被调拨到新建的人和路小学。那是建国后利用教堂的后院改建的小学。听说我曾经在那里上过一年学的台东六路小学已经庆祝建校百年，不知道我们上学的那段记录在不在册。不过，即使伴我渡过整个小学时代的人和路小学，大概也该过五十年的校庆了。可惜，人和路小学几年前消失了，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商场。最初人和路小学还有分校，就是原来的台东区校所在的地方。那里是个很小的校园。大约只四个班级，有一个办公室。我在那里上课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的老槐树。每天上课，就从窗子里看外面的老槐树，树下有时有小鸟儿悄悄落下，在院子里自己一点一点地跳着。我看得很着迷。不知是因为怀念自己在马路上玩的快乐，还是喜欢那小鸟的眼睛，翅膀。我许久都肯记忆起那段看小鸟的情景。那个小校园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当代广场。当然，校园的影子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老槐树了。我曾经把这段记忆写进了自己创作的小说《成长》里，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一个天气格外晴朗的早晨。在那所旧社会留下的教会式的小学院子里。天真的孩子们正在院当中的老槐树下，围成大大的圈子，欢乐地做着游戏。一个梳小辫子，扎分红蝴蝶结的女生正在跳舞。她显得那样活泼可爱。
墙边，三五个男生正在弹玻璃蛋儿，那是那个时代的儿童最肯玩的。不知惹了事儿，一个头心扎独角辫的男生跟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男生扭打起来。正打得不可开交，眼看会惊动在树底下看学生做游戏的值日老师。忽然谁喊了句什么，院子里的人都往不大的校门口看去。
只见一个脸膛红红，着军装的中年男人，领一个乌黑精瘦的七八岁男孩儿走进校园。这个小学很小，站在校园的任何一处，都可以把院子的一切收入眼底。孩子们看着那两人走向了办公室，都觉得很诧异。
“叮铃——”上课铃声响了。
孩子们忙乱一阵子，排成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教室。喧闹的校园，顿时变得静悄悄了。一会儿，几只麻雀从老槐树上落下来，在地上，东走走，西跳跳，好像这里的世界终于属于它们的了。
现在，我翻看着这段文字，还完全能够记忆起当年的情景，可惜那个地方却完全面目皆非了。而且值得感慨的是我那小说，却只能在这里挑出一段作为回忆的引子。不过，这也证明了我现在所叙述的是多么真实的生活*。
到新校后的班主任是一位像丁老师差不多模样，只是比丁老师要老好多的老太太，但她决不是修女。因为我们在她家学习过。她家在一所中学校里的房子里住。我搞不清那是他们家的学校，还是她家就住在校园里。那所中学就是现在的四十二中的校园。当时好像叫过黎明中学。学校里有一尊鲁迅雕像。当然，自己那时还不知那是鲁迅先生的雕像，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有那么一尊雕像。她家有一辆摩托车。我后来就据此认定她一定是出身于有钱的人家。那时决非一般人家能有摩托车的。她姓王，是一位既严厉又很慈善的老教师。她讲的“狼来了”，给我印象很深。尤其那时候，绿岛的山上还有狼，绿岛人叫“麻胡”。大人也常常用“麻胡”来吓孩子。她把“麻胡”与狼联系在一起。我才明白“狼”真吃小孩。还有一篇“狼外婆”的课文，给我印象特别深。可能是因为她叫我们扮演过“狼外婆”和“小羊”的缘故。我虽然喜欢小羊，却更喜欢扮演“狼外婆”，因为老师常常叫女孩扮演小羊。我真愿意吓唬那些可怜的“小羊”。老师真地让我扮演了，我很开心，同时又使我觉得“狼”挺好玩的。我喜欢狼的话：“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常常当作顺口溜放在口边唱。这样唱的多了，对狼也不那么害怕了，倒觉得很有意思呢。可后来在王老师讲一封信的时候，我竟干了出格的事儿。她在念：“爸爸……”的时候，我就在下面答应“哎——”。老太太愤怒了。她把我揪着耳朵拖出了教室。后来每每读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小保尔往神甫的面团里放烟丝的时候，我就肯想起自己的这段经历。我常常喜欢自比保尔，我喜欢他的经历，自然那都是后话。王老太太找到我家告状，无非是她儿子都多大多大了云云。说着说着，竟气哭了。我自然要挨打。
凡是惩罚的任务大都是妈执行，因为父亲不大在家。妈打我都是用笤帚疙瘩。我自知理屈，所以挨打也得认了。即使后来知道了她与我的真实关系，我也并不记恨这一点。不过，我可不是那种骨子里坏的孩子（当然，原本就没有骨子里就坏的孩子。所有的淘气都有其自然的原因。）。比如，那接老师的音儿答应的事儿，也是独眼龙挑唆我的。他激将我说，老师读信，你敢答应？我爱充能，就喊了出来。这可不是推卸责任。那独眼龙，我至今也记得他的名字，可小学以后再也没见。为了名誉权，我不便提他的名字。他是留级生，点子多，胆子也大。我又是妈说的那种“傻瓜子”，很容易被他当枪使，所以干了不少惹老师生气的事儿。
“实在是特别啊，一个这样特别时期入学的小学生，难为他还记得这样清晰。”路玉阅读到这里，感慨地想，“多么真实的生活一幅幅画面啊！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而此刻，躺在病房里的莫名，在医生的眼里依旧是完全昏迷的。但他却一直在思维。
我是不是要死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难道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我不甘心。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我有好多东西要写。我的创作激情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