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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夜噩梦的常诚，早上昏昏沉沉地爬起来，和弟弟常军去上学前，特意去看了看小丽家，门上已经贴了封条，她们母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去了。。。。。。常诚心里一阵绞痛，从此再也见不到小丽了，她们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甚至连道别都没有。常诚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痛苦。他不知道，更大的离别痛苦正悄悄来临。
爸爸这次封闭式的“学习班”是随着“珍宝岛”的枪炮声结束的。大喇叭里，刚在广播，我军在“珍宝岛”对苏修进行了自卫反击胜利的第三天，军乐队的叔叔们就坐着大卡车，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军乐队大院。这次回来，没有了每次下部队回来时的欢声笑语和热情寒暄。爸爸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关就是一天。奶奶和妈妈后来进去也是半天都没出来。常诚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第二天，早上应该上学的时候，爸爸告诉常诚兄弟，今天不用去上学了。明天去帮他们兄弟办理转学手续。“为什么呀？”兄弟俩瞪大了眼睛。“咱们要搬家了。全家去上海，军乐队解散了，整个军区文工团都解散了。爸爸也要脱下军装，成为老百姓了。从此，我就不再是军人了，你们也就不是军人家属了，咱们就要离开部队，离开大院儿了。”爸爸艰难的、断断续续的、万般痛苦的说完了。常诚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了。刚刚经历了小丽母女俩离别痛苦的他，完全理解父亲此刻的心情，尽管心中还有无数个为什么想问，但看到爸爸这般痛苦，常诚还是小心地闭上了嘴。
常诚带着两个弟弟走出了家门。就要走了，他们要再去好好看看，看看带给他们无限快乐的童年生活的大院儿，看看不时会打闹但始终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看看玩了无数次打仗游戏的黑山、红山。。。。。。
在来送他们一家去火车站的卡车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军乐队大院儿，已经摘了领章帽徽的爸爸，满含热泪，左手捧着《毛主席语录》虔诚地放在胸口，右手敬着一个标准的军礼。。。。。。三兄弟也学着爸爸的样举起了小手。这个姿势爸爸保持了许久。这个场景也深深地印在了常诚的记忆之中。
许多年以后，常诚才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珍宝岛事件”之后，林彪下达了“一号手令”——全民备战，准备打仗。在“一号手令”的背景下，紧急疏散城市居民，解散全军文体单位，军乐队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常诚那时就懂得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和国家始终是密切关联的。尤其是军人。
第三章
回到了上海的常家三兄弟，虽说是来到了令人羡慕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但他们感到处处不适应。不说令人眼花缭乱的车水马龙，不说栉次邻比的高楼大厦，就说那拥挤的住房、狭窄的街道，出门儿就是马路，抬头只见席子大块儿天，就让常家三兄弟感到憋不得不行。就连爸爸妈妈津津乐道的上海传统早点——大饼油条都让他们感到比军乐队食堂的馒头、花卷、豆沙包、炒河粉差得太远了，就这，还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憋闷的常诚，只有靠回忆来对付眼前的陌生。回忆毕竟不能解决眼前的现实，常诚决定用写信来发泄对眼前现实的不满。他一口气给小龙、小虎、小东和欧菲亚每人写了一封信。不久，他们分别都给常诚来信了。
——小龙小虎的来信：
“常家三兄弟：
收到常诚的来信，非常高兴。知道你们回到了‘大上海’，挺羡慕。
很抱歉，也请你们谅解。你们离开大院儿的那天，我们不敢送你们，我和小虎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看着你们上车。因为你们是第一批走的，我们还留在大院儿。怕你们太伤心，也怕我们自己承受不了。
我们爸爸的去向也已定了。他暂时还不脱军装，被派到广西去‘支左’了，具体到哪儿？什么时候走？支多少时间？都还没定。等到了新地方，再给你们写信吧。
非常怀念军乐队的大院儿，非常怀念咱们调皮捣蛋的童年。”
小龙小虎上
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
常诚看完信，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郁郁葱葱的军乐队大院儿。
——小东的回信：
“常诚：
见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
早就知道部队文体单位有变动，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分别了。你们是第一批走的，走得干脆、走得利索。我爸还常说，老常一家走得爽气，什么要求都没提，甚至连对方接收单位都还没落实。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呀’。我爸还直说有点儿对不起你们家呢。
我爸也确定转业了。这几天就等着落实接收单位了。我们再有几天也就回沈阳了。
说真的，从此就各奔东西了，这辈子不知还能见面吗？心里还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儿。想起咱们在大院儿里玩耍、捣蛋、吵闹，甚至连打架都是可爱的。
好了，不多写了，等到了新地方再给你写信吧。”
真想和你再打一架的小东上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
常诚看了来信，突然有了一种想拥抱小东的冲动。
——欧菲亚的来信：
“亲爱的小不点儿——常诚：
非常意外地收到你的来信，没想到你还能给我写信。
你们军乐队的动作真够快的，刚得到文工团解散的消息，你们就已经走了。我们歌舞团也要解散了。我父母是归侨，今后的去向难定。不过，我已下定决心，不管他们去哪儿，我准备走自己的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社会实践”的三大革命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我已报名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到反修的第一线去，我们是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一代，现在又要亲手砸碎过去崇敬的一切，你不会又该不理解我了吧。
你说到了上海很不适应，这很正常。从小生活惯了的环境，一旦变化，确实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不过还好，上海毕竟是大城市，人适应好的环境容易，适应差的环境就难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世界、重塑自我的问题。我希望把我心里的真坚持到底。为了找到真正的信仰，我要追寻不止。信仰其实就是你为实现理想而坚守的准则。
我是一个喜欢努力的人，我喜欢做一件事就要做到极致。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周年纪念日，三年来，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真应该好好认识这伟大的时代。
你说你很希望自己能有个姐姐。如果不嫌弃，就让我做你的姐姐吧。我是独苗一个，我还真希望有个弟弟呢，这下好了，咱们都满足心愿了。
好了，不多写了，等我到了反修前线再给你写信吧。
真想再捋捋你的脑袋！”
姐：欧菲亚
一九六九五月十六日
看完欧菲亚的信，常诚的感情复杂极了。他即为欧菲亚这样漂亮、热情、能干的姐姐高兴。同时，又为她的极端、激进有些担心，甚至，对于她的所想所干，还有许多许多的不理解。常诚想：也许以后长大了，会慢慢理解的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班又增加了一位新同学。他叫常诚，是从其它学校转来的，今后他就是我们四连三排的一员了，希望大家今后要相互帮助。现在我们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新班主任曹老师，把常诚带进班级，大声宣布。话音刚落，同学们就热情地鼓起掌来。
常诚一进教室就发现同学们都还戴着红领巾。这和他原来的学校还真不一样。常诚感到特别亲切，看来美好的东西人们还是轻易不会放弃的。他们也戴“红小兵”胸牌儿，但他们的胸牌儿是红底黄字塑料的，看来，工业城市大上海就是要比其它城市高级些，常诚第一次对上海有了个好印象。
在掌声中，常诚坐到了曹老师指给他的座位上。满脸彤红地看了看同桌——是个瘦瘦高高的小姑娘。常诚主动先打招呼：“你好，我叫常诚，以后还请你多帮助。”“别客气，我叫苏茵，以后互相帮助。”她见常诚还没新书，就说：“咱们俩就合用一本吧。”说着，她又递给常诚一个把一本练习本从中一截为二的小练习本：“送给你吧。”常诚接过这半本练习本，有点儿疑惑：“怎么好好的练习本，要弄成这样？”苏茵脸一红，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不就节约了吗？”常诚再看看其它同学，确实都是用这半本练习本。他心说：“这上海人还真会算计。”苏茵见他不解，就小声告诉他：“这是咱们曹老师的专利发明，他是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三件‘传家宝’：草鞋、针线包和纸糊信封后，发明出来的。”“噢。”常诚感到，他来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班集体。可是，第二天，常诚就干了件让全班瞠目结舌的事：
第二天上学，常诚特意戴上了那条令他热血沸腾可还没戴满一年却压了三年多箱底儿的红领巾。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用上海话说着：“哟，伊阿有红领巾呀。”“还蛮新的嘛。”“伊拉咪搭的红领巾帮阿拉差不多噢。”这时，一个长得挺高大的叫吴国兴的同学，伸手扯住常诚胸前的红领巾，恶作剧地戏谑道：“让阿拉看看伊牢不牢？”双手一撕，本来就已经有些闷脆了的红领巾，“哧啦”一声被撕裂了。本来就听不太懂上海话的常诚，被同学们围着，感觉到的是热情和友好。随着一声撕裂声，他惊呆了，仿佛突然被砍了一刀，吹裂的伤口，过了好一会儿血才慢慢溢出伤口。他分明感觉到了吴国兴的敌意。
“那格是作啥？欺负人啊？”在大学惊呆片刻后，突然响起苏茵愤怒的声音。“搞伊开开玩笑嘛？”吴国兴心虚地躲避着大家的目光。“有侬格能玩笑的吗？”苏茵满脸彤红地逼视着吴国兴。“有啥啦？乡下人。”吴国兴话音未落，常诚一个摩托侦察连标准的击肘扫腿，“哐当”吴国兴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了。全班同学，包括苏茵在内，顿时都张大了嘴。“侬敢打我，侬只广东赤佬，侬看好。侬看好。”吴国兴爬起来，揉着摔痛了的屁股，嘴上虽还骂骂咧咧，但却出人意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曹老师在了解了事件全过程后，最后一节课，在黑板上写下了“如何正确对待同学”的讨论题，组织大家针对今天的事情进行讨论。同学们纷纷踊跃发言。有批评吴国兴，有说不该拿红领巾开玩笑的，也有指出吴国兴借开玩笑之名欺负新同学的，有批评常诚不该动手的。当曹老师叫常诚发言时，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的常诚，又一次让大家瞠目结舌了——常诚一指走廊里张贴的毛主席语录。朗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就这样，常诚开始了‘新环境’里的新生活。尽管他是不情愿地被动适应，但那‘新环境’里的时尚跟风，追求美好、精于算计、盲目排外、嘴硬腿软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都难以改变。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能够进厂，无论对谁都是一种荣耀。常诚爸爸也被“幸运”地分配进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工作。到厂报到后，厂劳资处把他又分配到了七车间的“机动组”。
一到这“机动组”，常诚爸爸就乐了——原来，这个“机动组”，即像部队的“教导队”又像工厂的“蓄水池”，看看人员组成，都是有些来历，难于安排，没有技术，不胜体力之辈。比如：像外号叫“大熊猫”的胖胖谢顶的老姜，是运动中“靠边站”的工程师；像外号叫“铐子”的瘦瘦高高的老张，是“砸烂公检法”之后下放的原市公安局某处干部；像外号叫“翻跟斗的”精精干干的老董，是原某军区京剧团的武生演员。。。。。。常诚爸爸一到小组，就被叫做“吹喇叭的”了。这个小组之所以叫“机动组”，主要是因为二个原因：其一，该组没有太具体的生产任务指标，属于哪里需要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角色，厂里有个什么文艺宣传呀，厂庆活动呀，突击任务呀，一般都由该组负责。俨然是厂里的“战略预备队”。其二，由于该组人员身份特殊，厂里也有先见之明，说不定哪天哪位就有可能远走高飞，还是让这些“菩萨”在“机动组”这座庙里呆着吧。
时下，大兴“样板戏”之风。于是，厂工会主席便把“学唱革命样板戏”的任务交给了“机动组”。好在该组二三十号人，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齐全，扮几个角色不难，难的是锣鼓家什没人会敲，自然，京剧团出身的“翻跟斗的”责无旁贷了。尽管他是武生出身，但耳濡目染、触类旁通，也就对付了。
在部队文工团呆得时间最长的常诚爸爸，自然就是导演兼舞台监督了。排练几个月后，像模像样的排练了一出《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终于在厂食堂上演了。
这场戏中，有一段杨子荣上山后与八大金刚对黑话的戏：
匪金刚：“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匪金刚：“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腊。”。。。。。。
上演那天，问第一句的匪金刚演员由于紧张，出口便成了：“脸黄什么？”杨子荣自然接了：“防冷涂的腊！”紧接着下一句正常台词：“怎么又黄了？”这下杨子荣没法正常了，急中生智，脱口而出：“又涂了一层腊！”。。。。。。“样板戏”人人耳熟能详，这样的差错，自然笑翻所有观众。尽管道首演出了点儿小差错，但毕竟是机电局第一家，由业余演员模仿的“样板戏”，而且还是有点儿难度的京剧，模仿的像模像样。自然，名声雀起，来请他们去演出、交流、指导的络绎不绝。
曾经也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党委书记这下高兴了，没想到这些难于安排的“各路神仙”，在这却“异军突起”。使“文革”以来，默默无闻的机器制造厂一夜成名。看来，这“抓革命”往往要比“促生产”更容易出成果，于是一个更大胆、同时也是他梦想多年的想法油然而生。。。。。。
厂党委办公室里，党委书记给七车间打了一个电话“请常友良到党委来一下。”不一会儿，一声“报告！”在门外响起。“快来！快来！”党委书记起身一把握住常诚爸爸的手。“老常，还是军人作风啊。”党委书记边坐边说。“习惯了！恐怕想改也难喽。”常诚爸爸答道。“改什么呀？咱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是很难改掉青春年华时磨炼出来的军人素质的，这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财富，这是没当过兵的人想得还得不到的一笔财富呢。”“是啊，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书记，有什么指示您就下达吧。”“别，不是什么指示，我只是有个想法，想找你商量商量。”“您说。”“老常啊，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厂已不是简单的生产单位了。工厂本身除了承担生产任务外，还必须承担许许多多的社会功能，所以就必须成立这个队啊，那个团的，比如今天要你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呀，明天又要你组织个‘活学活用讲师团’呀，今天要你搞个足球队啊，明天又要你搞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反正蚤多不痒、债多不愁，抓革命总比促生产保险。只是成立了那么多个队，都是上面要求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嘛，但有一个队是我做梦都想成立的，可是一直没成立，我心不不甘呐。”
“什么队让您这么费尽周折？”“我是抗美援朝参的军，入朝作战那天，在欢送的人群中，有一支军乐队，就在鸭绿江边演奏，那军乐就像在你心里装了一个小马达，突突突地让你热血沸腾。我们踏着那音乐的节奏，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那音乐让我死都忘不了。自那以后，我只要一听见军乐就激动。在战场上，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只要一想起那天的军乐，我就浑身是劲儿。多少次我都梦想过，我要能成为军乐队的一员该多好，可现在看来，这愿望怕是永远实现不了啦。不过，这次你们‘样板戏’排得挺成功，知道你又是军乐队出身的，我这愿望又冒头了。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下，看看咱们厂也搞一支军乐队，你看行吗？”
常诚爸爸显然也被书记的情绪所感染，他沉吟了片刻：“搞一支军乐队？噢，也就是中小型管乐队，应该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买乐器需要不少钱呢。您看搞成多大的合适呢？”书记想了想：“要么不上，要上就上有点儿规模的。搞小了不起眼儿，搞大了估计也挺麻烦，要不，咱就先搞个中不溜的试试？”“行啊。一般中型军乐队的编制：短笛一支，长笛二支，双簧管二支，降E单簧管二支，降B单簧管十支，大管二支，降E中音萨克管二支，降B次中音萨克管二支，降E上低音萨克管一支，F调圆号四支，降B次中音号四支，降B上低音号一支，小号六支，长号六支，大号二支，小军鼓二只，大军鼓一只，大钹一副，全部人员大约五、六十人。
书记听罢：“行！就这么定了，人员不成问题，资金也不成问题，现在搞‘毛泽东思想’宣传的资金是能够保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给我带出一支像样的管乐队来。”常诚爸爸笑笑说：“您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吗？您就不怕别人说你是搞封资修吗？搞这么些洋玩意儿？”书记也狡黠地笑笑：“毛泽东思想宣传有谁规定过形式吗？‘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