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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下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语。
“嗯，”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一声，慢条斯理说，“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卫士值班分正副班。值班室有一个记事本，是交班日记。正班记录毛泽东的起居活动，副班记录江青的起居活动。其中，值班人员很注意交代毛泽东的睡眠情况。
毛泽东睡觉难，一直服安眠药。有时服一次即可入睡，有时要服两次。那规律是：第一次服药后，擦个澡上床。继续看书，但不着文件了。卫士陪在身边替他做按摩。这也是他与卫士聊天的时候。聊与不聊、多聊少聊因人而异。若一小时后仍未入睡。便服第二次药。并吃点芋头或地瓜。第二次服药后一般即可入睡。若仍然不能入睡，他就开始表现烦躁不安。于是，保健医生便会视情况决定让他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们很注意照顾毛泽东的睡眠。夏天热，有时连白布单也盖不住。我们便在他人睡后再将白布单覆在他肚子上，以防肚子受凉。枕头上虽有凉席，他仍觉热，常用垫报纸的上办法。我们熟悉了。便事先替他垫好。
毛泽东的床五尺宽，但是一多半被书所占。有次我发现他被子掉了地，灵机一动。便自作主张，找木工在他的床帮上加了半尺宽一条活动木板，睡觉时支起来，起床时放下去。被子便不会再掉地。毛泽东很高兴，夸奖我：“你很会动脑筋啊，说明你做事认真。
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常说：“小田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如今想来，我其实并不比别的卫士工作更出色。那原因大约反映在毛泽东对我讲的一段话中：“小田，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
我到毛泽东身边时还只是个少年。老卫士讲话都是很慎重的。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注意立场、态度和大道理。我的年纪和性格决定了我讲话随便，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正面话反面话全讲。以后习惯了改也改不了。恰恰这一条毛泽东很欣赏。他曾抚着我头发说：“小田哪。你是个好人。我真希望你在我这里呆一辈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会想你的。”
受到毛泽东喜爱，我不免有些骄傲，有时便显出盛气凌人。有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列车员姚淑贤开门慢了些，我便发态度，同她争吵起来，甚至骂了很多难听话。事过之后也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是。姚淑贤含泪向毛泽东告了状。
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指着我鼻子责问：“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毛泽东严厉的面容使我吓一跳，收起往日那种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劲头，老老实实立正站好。
“越来越不像话！”毛泽东的目光使我颤栗。“你去向她道歉。要当面检查，检查不好不要来见我。”
这一来，我威风扫地，接连几天抬不起头。
毛泽东发脾气毕竟简单明了，过去便过去了，无须多想。江青发脾气则不然。那时，各位首长的卫士们碰到一起，都说：首长好伺候，夫人难挡。在毛泽东的家庭里也不例外。
那是在北戴河，我同江青的护士闹矛盾，把她骂哭了。我耍起态度来是很凶、很狂的，可是一见她朝江青屋里走去，便有些心怯。尽管嘴巴仍然硬：“你告去，妈的，告上天去我也不怕！”
一旦副班卫士叫我会见江青，心便怦怦跳起来，脸热手凉。两脚发抖。可我还是强装镇定，作势作态从鼻子里哼一声粗气：“去就去！”
踏进屋门的刹那，我强装出的傲气狂态便一扫而光，代之以惶恐委屈的神情，好像受了冤枉和伤害。我垂手而立，撅着嘴低下头。
“你别给我装这副可怜相，我还不了解你？”江青大声说。“你好狂啊，你就敢欺侮到我头上！”
我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声不响。
可是，我的打算落空了，江青命令：“你给我抬起头来。”
真难堪啊。我勉强把头抬高一些，看到盛怒的江青和站在她身后抹泪的女护士。
“你想于什么？这里盛不下你了？你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
天哪，哪怕事后让我向护士个别下跪呢，也比这样好受些。我羞愧地茸下眼皮咕哝：“对，对不起……”
“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刚才骂人的那股劲头呢？”江青不依不饶，抓住我不放，“你向她检查，你的自我批评呢？
我眼里含了泪，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因为认识到不对，而是因为自尊心受到难以忍受的伤害。
“对不起。我，我不该耍态度。我、我骄傲，我错，错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冲决眼堤滚落下来。
“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江青放缓语气坐下去。“我看你还翘不翘尾巴？你去吧。”
我转身退出，一连几天没法子抬头见人。唉，我算把脸丢尽了，以后还怎么工作？我敏感别人的目光，敏感别人的微笑，敏感别人说悄悄话。我干脆钻进屋里躺铺板……
然而，江青又派人来叫我了。我耷拉着脑袋走进她房间。
“小田，你看这毛线怎么样？江青满脸微笑，用亲切愉快的尖声调喊我，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或者是她早已忘了？“你过来，到这边来。”
我懵了，恍若梦中。机械地走到她身边。
“怎么样，好吗？
“好。我勉强吐一声。
“这颜色你喜欢吗？”
我点点头。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来，比量一下，叫小殷给你织个背心。江青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感人，叫护士量了尺寸，为我织了一件毛背心。当我穿上边件毛背心时，江青满意地打量着，说：“真不错，喜欢吗？”
我蒲然地点点头。
“走，选个景，我给你照张相。”
江青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错。那张照片拍得很有艺术水平，摆在相集里很醒目。她说：“保存好，留个纪念。”
于是，我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对江青很感激，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
我渐渐恢复了活泼和自信，也恢复了自尊，又能在人群中自由自在说笑玩闹了。敢高兴敢生气，似乎甩掉了身上的包袱。
那天下午，我接封耀松的班，是值江青的班。刚接班，正遇江青要外出。
江青外出有几件必备的用品：眼镜。大衣。围巾和坐汽车使用的靠枕。由于刚接班，我有些手忙脚乱。准备好眼镜、大衣、围巾，还不曾找到靠枕，江青已经出门上车了。我以为靠枕在车上，便匆匆追着上车。
江青已经坐到了司机旁；可是靠优并不在车上。我慌了，回头又跑去屋里找，越慌越找不到，。只好又朝汽车跑。江青正在看表，一见我空手而来，突然大发脾气：“你干什么吃的？小兔崽子！你下去，不要你去了！
她叫卫士长李银桥顶替我上了车。汽车扬长而去，我心里一阵阵难过，泪水又溢满眼圈。
小兔崽子，这声骂深深伤害了我。我像被霜打了一般发蔫，我想到了走。心里咕哝着，寻找申请调离的机会。
申请不曾提出，又轮我值副班了。江青见到我，还是笑眯眯，还是那种愉快的尖声调，好像根本没骂过我“小兔崽子”。
“小田，这几本书你拿去看看。这种历史书要多读，不懂历史就不懂我们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
我接过书，真有些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懂，那就查字典。要多使用工具书，提高文化主要靠自己。”江青语调变得更亲切，“会查字典吧？
我点点头，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又消逝了。反过来责怪自己：唉，大概是我多心了。瞧人家江青是什么胸怀？这种小事从不记在心里。工作没做好，说几句我就受不了，也太少涵养了……
但是，没过两个月。我又挨了骂。而且，她还提起了旧事。看来她并不是没记在心里。我寒心了，觉得没前途了。这时，她又表现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变冷的心重新热起来……终于，我从她送的历史书中得到某种启示：大概这就叫恩威并施吧？
医生另有解释。说江青处于更年期，表现情绪不稳，急躁，脾气大。我年轻，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想像那是一种怪病，所以一到她身边就有些紧张，处处小心。不像在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样轻松自在。我不曾对毛泽东讲过什么，但毛泽东还是有所察觉。有次睡觉前，他小声对我说：“小田啊，江青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喜欢发脾气。你们看我的面子，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过于计较。也就这几年，过去了就会好一些。”我好奇地问：“主席，更年期是什么病啊？”毛泽东笑笑，拍拍我脑袋：“你还小，以后大了就懂了。”
卫士长李银桥可不像我，他和江青吵。就是在北戴河那次，为了打扑克他们吵起来，吵到后来变成了大哭大叫，陈年旧事全抖落出来，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人吵架一样。两个人争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像家人闹矛盾闹到家长那里似的，在毛泽东面前哭着互相指责。毛泽东正批阅文件，不得不放下皂，站在两个人中间劝架。劝也劝不开，惊得我目瞪口呆。
“不许吵了，我看你们再吵！毛泽东在中间喊，“你们还叫不叫我办公？出去，你先给我出去！”
毛泽东让江青出去，江青还在吵。毛泽东喊：“闭嘴！你少说一句不行？”
江青不说了，在那里擦泪。可是李银桥没闭嘴，又说两句。于是江青不干了。刚出门又进门指着李银桥喊。毛泽东往外推江青，接着往里推李银桥：“你怎么搞的？她不说了你还说？给我闭嘴！
反复几次，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