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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几次，谁都想多说一句。直到毛泽东发了脾气，两个人才一起闭嘴。
这次事后。杨尚昆主任和罗瑞卿部长来，给我们开了一个会，点名批判了许多人。气氛并不严重，就像调解家庭纠纷。李银桥本人也没什么压力。会议结束时，杨尚昆说：“毛主席担负着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任务，你们不要结他找麻烦，要尽力为主席服务好，这也是为党为国家作贡献。”他指着张仙鹏问：“小张。怎么样，能做到吗？“张仙鹏回答：“能做到。”我们明白，这也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提问和回答。
通过这件事也证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中的人员都是平等的。
1957年，我二十一岁。那时不懂晚婚晚育，我开始谈恋爱了。
那年，毛泽东和江青去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老房子，古香古色。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逢这种场合。我们卫士值班不值班都要跟着去。我们年轻，都喜欢跳舞。
若是毛泽东一个人士参加舞会，气氛会显得活泼、轻松、奔放。若是江青也跟着参加，舞场便莫名其妙变得拘谨起来。舞伴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往日那种逗笑声更不会出现。毛泽东背后也跟我们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其实；江青舞跳得很好。大概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庄严的笑（她很少有随便的笑）使人望而肃然？或者是她那挑剔的目光常常扫来扫去，使人不能不自省出了什么问题？随便什么人都去邀请她跳舞是不行的，没有人邀请她跳舞也是不行的。我们卫士必须随时留怠。
毛泽东伴江青跳了第一场舞。乐曲再起时，毛泽东朝我投来一瞥。我立刻起身，去邀请江青跳．将毛泽东替出来另选舞伴。
可是，江青朝乐队喊话了：“这支曲子不行，换一个。”乐队重新奏乐，江青又说：“不好，这个曲子也不好。”乐队开始紧张，跳舞的人也有些不知所措。总算选好曲子，我们开始跳。
江青舞步从容、庄重。不乏优雅，但是缺少热情。当我们舞蹈接近乐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她忽然停下来，双手堵了耳朵。皱起眉头说：“音乐太刺耳了。你们声音小一些不行？”这样一来，舞会再不可能热烈，变成一种略逞尴尬的恬静。
恬静的气氛容易引出许多小动作。当李连成陪江青跳舞时，我解放出来，认识了一位新舞伴。我们不敢说笑，你看我，我看你，用目光交流。结果，一种全新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我心里开始发热。跳舞休息时，我们坐到一起。再跳时，有了悄悄耳语。说话一旦是悄悄的，情意这种东西便产生出来。我们彼此有了基本了解。这位西子姑娘是浙江省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几天后，在杭州饭店的舞会上，我们又见一次面，这次跳舞，我们彼此留下了通信地址。就是说，我们彼此有意，愿意继续发展关系。我没有留我本人的通信地址，让她把信寄给一中队的王惠，那是我的挚友。再由王惠把信转给我。就这样，我们通信一年多，保密一年多。
这种事能在中南海保密一年多已属不易。后来，事情终于公开，并且马上传到毛泽东和江青耳中。
有一天，我值副班。为江青送早饭时，她忽然问：“小田，听说你在文工团有个女朋友？”我红了脸，点点头默认。江青吃两口饭。又问：“是跳舞跳上的？我轻轻“嗯”一声。江青说：“人怎么样？下次去杭州带来看看么，我可以帮助你参谋参谋。
既然事情已公开，我便采取主动。再值正班时，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拿给毛泽东看，并且汇报了认识和交往的经过。毛泽东望着我，像父亲看儿子一样，忽然点着头发出慨叹：“长大了，真快呀，你已经成了大人了！
接着，毛泽东便拿起女演员的来信看，一边看一边改错别字，有的错别字还要先问问我看出没看出？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看到最后几封信，毛泽东停顿一下：“这已经是情书了么，还要让我看？”
我说：“我是在主席身边长大的，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让主席知道？”
毛泽东显出老人那种慈祥的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看完了。然后，我又把自己刚写好的回信交给他，请他帮忙修改。毛泽东笑出声：“哈哈，让我帮你写情书？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只能给你改错别字。”
以后，我再写情书，都要先请毛泽东修改，然后再抄好寄走。信中还要指出女演员来信中的错别字和病句。女演员来信惊讶感慨：“你进步真快，想不到竟有这么高文化程度……”
1959年，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杭州。刘庄宾馆正改建。这次住在王庄。我与女演员在西湖幽会几次，便将她带来王庄。去见毛泽东。那次见面轻松愉快，笑声不断。见面之后，我在自己房间为女演员做了挂面汤。请她吃，趁机溜到毛泽东那里，悄悄问：“主席，你看她怎么样？”
毛泽东微笑点头：“温柔聪明，是个好孩子。”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关系吗？
毛泽东又点点头：“我赞成。”
我跑回宿舍，女演员已经吃完面。我又领她去见江青。
江青正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走出小院，我们迎上去。我向江青介绍女朋友。女演员显出拘束腼腆，回答了江青问话。因为在舞会上已经认识了那些工作人员，便退到一边和工作人员聊天。江青身边就只剩了我。
“你们挺好了吗？”江青从侧面观察女演员，小声问我。
“嗯，挺好了。
“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江青一边打量一边评价，“不过，没有神。是木美人。”
我有些难堪，没有讲出话。
江青收回目光望住我，稍停一停，忽然说：“多了解了解。可不要上当啊。”
我一怔，脑子接着便翻腾着乱了起来。因为我确实疑心她长得太漂亮，追她的男人肯定不会少。
我背着女演员到文工口了解她的情况。团里有个弹琵音的女孩子，和她是老乡，也是好朋友。她为好朋友说了许多揭短的话：娇气。爱打扮不爱学习。缺少思想。曾经去上影厂学习，指导老师是位男演员，至今还有来往……
我吃醋了，开始追问女演员。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也无法释疑，便严格限制她与男人交往。我说我会随时向文工团了解她的表现。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女演员很愤怒，说我自私，蛮棱，不懂感情。我说：“你就得听我的！”
她哭了，转身而去。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那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日，我们接触机会很少，就是我随毛泽东到了杭州，见面也难。这样，互相埋怨就更多些。而江青关于“木美人”的评价，她深深嵌入我脑中，再也无法除去。
50年代，毛泽东每年都要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有时能住二三十月。由于我的吃醋，我与女演员的关系不但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
1960年初，我又跟随毛泽东来到杭州。毛泽东关心地问：“见你的女朋友了吗？”我低下头说：“没见。毛泽东问：“闹矛盾了？我说：“还没抽出时间。”毛泽东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睡觉后你没事，把她接来好好谈谈，要珍惜已经建立起的感情。
我动心了。待毛泽东人入后，我从警卫处要辆汽车到文工团把女演员接来住地。可是，领导认为我是擅离职守。按纪律规定，值正班时间不能离开，但这次是毛泽东批准的呀！当时我不愿把责任推主席身上，便闷头不响听了两天批评，心里很窝火。没处发泄就都发泄到女演员身上。女演员对我的莫名之火不了解。跟我吵起来。于是，我又认为她不灵活，不能善解人意，不会体谅，确实是个“木美人”。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
回到北京，女演员来了一封信，说我对她感情要求太苛刻。其中有句话：“你这个人大自私了，从来不会为别人想一点。”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毛泽东和江青也不曾这样说过我啊！我写了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你认为我太自私，这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不合适就算了。”
我把她的来信和我的回信一起交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批评我封建，大男子主义，是有些太自私。未了又劝道：“这不要发了。过几天我们还要去杭州，到杭州见面谈谈再说。”
就在这时。浙江文工团那位弹琵琶的女孩子又来信揭发她的“好朋友”同上海的男演员仍有接触。我便认定女演员感情不专一。愤怒之下，没有听毛泽东的话，把那封绝情信发走了。
过了“五·一”节，我们果然又到了杭州，仍然住在王庄。毛泽东劝我和女演员见面，我不肯见。毛泽东便叫我跟他一道去跳舞。我明白一跳舞必然会见到那位女演员，便推身体不舒服。没有去。
毛泽东在跳舞时专门和那位女演员跳了几次，借机劝她和我见见面。女演员正在又气又伤心。坚决不肯主动来见我。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我家里生活困难，很着重钱物。既然关系断了，．我就想起送女演员的手表和衣料。我去找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请他们帮忙把东西要回来。
警卫处的同志受人之托，就在舞会上对女演员说了。女演员又在跳舞时告诉了毛泽东，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很为身边人办的事难堪，回来就批评我。他还是希望我们和好。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东西不要忙着要么，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错？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我说：“我不是为哪一件具体事，我们是思想性格不合。”
毛泽东皱起眉头吸烟，片刻才说：“就算不能和好了，那些东西还要它干什么呀？你不要要么。一个小伙子，跟人家好了一场，已经送给人家了又往回要，这不好么，不合适么！”
我低头不语。回到自己房间，左思右想，舍不得表和衣物。我便背着毛泽东，托人把东西要了回来。而我与那位女演员，始终未再见面。
失恋这段期间，摄影组的胡秀云对我很关心。她也认识那位女演员，并且我们三个人也合过影。胡秀云过去对我就很好很关心，当我和女演员断绝关系后，常来劝慰我，我们的感情很快便建立发展起来。
胡秀云跟随毛泽东的时间也不短了，毛泽东曾表扬过她喜爱学习。我和胡秀云好了，毛泽东也挺高兴，只是敲打我几句：“要吸取教训，在爱情问题上不能太自私。要尊重对方，凡事多为对方想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感情。”
我与胡秀云结婚时，毛泽东送我们五百元钱，又送我们俩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8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我在书店里发现一本萧二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我跟随毛泽东多年，虽听他讲过一点青少年时代的事情，但只是孤立的几件事，并无完整系统的认识。比较起来，多比一般人更想了解毛泽东的过去。所以，马上买回一本，到家就翻开来看，想一口气读完。
可是，轮我值正班了，我把书揣兜里去接班。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我为他换一杯茶水，看看没什么事，便悄悄退出，在毛泽东住房的走廊里继续看书。
大概被书所吸引，我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我才发觉，忙把书往兜里揣，慌张问：“主席有事吗？”
毛泽东摇摇头，把手伸出来：“看什么书呢？”
“看、看……”我把书交给他。毛泽东看看书名；又翻几页看看内容，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然后把书还给我，说：“这本书写得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我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冰也应当有抱负么。你还要多看别的书，不要看写我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都要多看看。也不要光看我写的书。
我说：“我喜欢看文学和历史韦，就是不喜欢数理化。
毛泽东说：“光看书也是不行的，还要实践。以后你们要拿出三年时间来学工、学农，还要搞社会调查。过几天我要出去视察，你们跟着一块走，要留心搞调查。
我们随毛泽东一路视察，进入河南省。那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到荣阳工作团，我们警工局和机要室的人在一个分团。胡秀云就在这个分团里当工作员。
那天，胡秀云正与同伴们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男人在炉子里钻进钻出，女人们在一旁打下手，满身满脸都是煤黑和矿灰。
忽然，一列火车停在铁路线上。大家纳闷：又不是车站，火车怎么停了？
只见车上走下一个人，仔细望，是叶子龙。大家便有些激动：准是毛主席看咱们来了。
毛泽东没有来，叶子龙叫大家去郑州，中央领导同志要找大家谈话。大家心里有数：没错，肯定是毛主席要和工作队员们谈话。
胡秀云说：“身上边么脏，也得洗洗，换件衣服呀？”
叶子龙说：“不要紧，就这么去吧。
十几名工作队员上了火车，来到郑州宾馆。等候片刻，又来汽车接大家到了停站的专列上。大家坐下不久，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人带了许多秘书走进来。很巧，毛泽东就坐到了胡秀云身边。
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带队的同志汇报河南大跃进以及成立人民公社的情况。毛泽东似乎不放心，听汇报中总是问：有什么问题没有？问过七八遍，没任何人反映问题，都是说好。
毛泽东听完汇报，转脸盯住胡秀云：“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胡秀云愣住了。我理解她。那时全国一股风，毛泽东说的话要是其他什么人说出来，肯定会挨批，会戴一顶“右倾”帽儿。
胡秀云大约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
当时许多人脸色都变了，我也替胡秀云急。可是，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胡秀云倒是一百二十个不在乎。下河南之前。她拿着一本书经过菊香书屋，正好碰上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看什么呢？胡秀云说：“《矛盾论》。我喜欢哲学。”毛泽东说：，你还看？我自己还不满意呢。我还想再写写呢。”接着又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胡秀云大概以为她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呢。
毛泽东毫无生气的样子，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问：“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的？”
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有人拿了公共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便消除了尴尬气氛。那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合起来烤的，大家都说不错。
1959年，歌颂三面红旗的标语随处可见，充满豪情的民歌写满城乡的墙壁，上高炉像被人丢失的文物古迹俯拾皆是。饥荒已在全国悄悄蔓延。
那次，毛泽东由杭州起身到武汉，第二次畅游长江。然后坐船到南昌，再由南昌到九江。在九江市，毛泽东在船上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会议中间，彭德怀独个儿走出船舱，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时我正依船栏而立，发现他脸色不大好，眼神忧郁，嘴巴稍稍张开着望天，又望江，那目光便缓缓移动到我身上。他毫无表示，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似的。其实他认识，五年前便常与我聊几句天。他一步步走到我的身边，步子像爬山一样沉重。
他扶着船栏望江，独个儿出神，始终不着我，却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调主席身边来了？”我不知他何以这般忧思重重，便小心回答：“调来六年多了。
他不再理我，双手撑着船栏站直身，喘一口粗气，便回舱继续参加会议。
第二天，我们跟随毛泽东，由九江乘车上庐山。从毛泽东谈话中我们听到的只言片语，似乎是党内党外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有些头脑发热。开会既要保护党内外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建设积极性，又要适当泼泼冷水，纠正左倾向。
会议刚开始两天，毛泽东情绪很好，休息时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还诸江西省委书记的夫人给卫士封耀松介绍对象。可是，有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情绪显得有些异常，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特别是几位中央首长来汇报什么之后，毛泽东更显出烦躁。虽然躺着。却总是看书，看材料；无法合眼。忽然，他问我：“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我茫然摇头。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
我大吃一惊，身不由己打了个哆嗦。我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其实还很幼稚。对此类政治大事根本想像不到，简直以为是做梦。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毛泽东又问。
我仍是摇头。可我从毛泽东的神色中看出，他是以为我听说了什么的。
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于是，我有机会回忆思考了。从九江船上彭德怀的表情想到那几位中央首长的汇报……
第二天，我向卫士长汇报毛泽东吃三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汇报几位中央首长来向主席谈话之后主席讲了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的话。
李银桥这时才告诉我，毛泽东讲：解放军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他说事情多了，会议进行比较紧张，叫我不要多问，注意搞好工作，尽量照顾主席休息好。
本来，庐山会议是要反左，开始不久却成了反右。我们曾经以为会议要结束了，已经听到收拾东西准备下山的话。发生这件事后又留下来，会议以新的势头开始。原来只是部分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各省负责人的工作会议。
这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纷纷被召上山。就连长期养病很少参加各种会议的林彪。后来也上了山。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