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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像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100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40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七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2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返城风潮（4）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380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27000元。农田九队原有80人，现仅剩十几人，生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400人仅剩80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养神’去了。”《无情揭露经济主义，坚决打倒经济主义》，《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1966年9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说：“去年11月初，走资派非法批准我厂291名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返沪，美其名曰‘恢复学生身份，参加无产阶级###’。厂内开支车费16200余元；行李费19500余元，伙食补助费1800余元……（后来）仍继续允许我厂57名上海支边社会青年带职回沪串连，发给串连费4400元，至今未返回。在东方红高炉劳动的113名上海青年已走了73名。《揭穿煽动支边青年回沪的大阴谋》，《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本来是由中央正式发文件发起和允准的一场运动，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又归咎为“走资派”别有用心的捣乱，这是“###”时期司空见惯的做法。
这场知青返城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不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农村，也因大批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如浙江温州市永强区龙湾公社金岙大队部分下乡知青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开始后，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精简安置办公室的老爷们蒙蔽部分青年，为他们大迁户口，让他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又签发大批支票，开出大批证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个温州市的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上海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崇明县各农村和国营农场也纷纷告急，说因大批知青和工人离开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无法入库，大批水稻急需脱粒，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严重脱节，等等。
当然，因“大串连”失控而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知青的返城。早在1966年11月，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串连”正式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央就已意识到对这一做法必须有所限制，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为到处串连的群众提供免费运输了。12月1日，###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在12月20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车不再免费。但这些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大批知青或投身运动，或随着“大串连”之风返城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单纯和盲目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与知青自身利益有关的要求。
（二）知青的组织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返城风潮（5）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爆发不久的1966年###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
返城风潮（6）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参与地方“###”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歹徒，中央###小组认为是一起###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决定。结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回城也没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反对经济主义（1）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现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换，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一百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