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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260斤，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只给他190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1961年10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党太和地区###司令部”，成员20名中，就有青年19人，其中有9名是回乡知青。
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子”。《###广西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年第14期。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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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唯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余波
“###”狂飙于1966年6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1966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爆发的6月，就有6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年6月11日。。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当月，还有800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天津日报》，1966年8月2日。。直到12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会青年居多。
1966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9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4400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11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1966年11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返城风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串连”这个“###”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厢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热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作为新鲜血液、依靠对象，在当地干部被打倒后上台如1965年、1966年两年到上海市郊金山县某大队插队落户的50多名知青中，有的一下乡就担任了政治队长、团总支副书记等职，结果“###”一爆发，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批斗。参见《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一支突击力量》，《文汇报》，1968年9月10日。，“###”开始，被整干部和社员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回城。
也有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如我们在上一章谈过的那样，知青因出身不好，早在“四清”时就已被工作组划到阶级队伍之外，“###”爆发后更进而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组织“贫协”的排挤。如1965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里“有人借口我们出身不好，不让贫下中农与我们接近，甚至把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全部取消”。即使有的知青出身并不属于“黑五类”，但他们毕竟是从“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既然“###”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旧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那么从这种“黑校”、“大染缸”里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人，当然要受贫下中农的管教和批判；再加上前面多次谈到过，有些城市将一些有小偷小摸等毛病的社会青年甚至劳教分子混入知青中一起送下乡，这一切已经导致了知青在农村地位的下降，一逢“###”这种特殊环境，潜在的矛盾便一下子形成冲突，农民对知青的歧视、反感便无所控制地发泄出来了。有些地方一贯将知青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爆发后更是有恃无恐，如湖南零陵地区有个公社在1967年初张贴一份布告，宣称春节期间，凡地富反坏右与上山下乡知青未经允许一律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交由贫下中农批斗；广东增城县一个生产大队每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宣布知青和“五类分子”一律不得参加；1965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到场不久就赶上场里“大抓阶级斗争”，一大批知青竟被农场公然开除回沪。这类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矛盾，与当时整天高喊的与工农结合口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讽刺。知青在农村既然无法再待下去，又适逢“大串连”这样难得的时机，便纷纷回城去“闹革命”了。
返城风潮（2）
也有的知青并未立即返城，而是在当地扯旗造反，四川合江的插队知青曾这样叙述他们当年的那段经历：
离我们不远的北碚境内，几所大学里都闹起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红卫兵在北碚街上撒传单，贴大字报，搞大辩论，搞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有知青去北碚，捡回一些传单传阅后，摩拳擦掌，意欲起来造反了。工作组见此，意欲拉拢部分知青，便急忙刷出大标语：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一面表态支持原来为工作组最卖力的几个知青成立红卫兵，意欲操纵农场的红卫兵组织。但事态不但没照这位湖北佬的意思发展下去，而且连农场里原先那几个工作组的贴心豆瓣——打斗知青和农场当权派（场长和指导员）的打手对工作组也倒戈相向了。工作组见情况不妙，便连夜烧毁材料，摸黑逃下山去……
此时农场知青已迅速成立了一支有好几十人的红卫兵队伍……几天后，在草街地区，以我们知青农场造反团为首，串联当地各工矿单位的造反组织数千人开了大会，成立了草街地区联合造反司令部，我们农场知青刘某任总指挥……之后，知青造反团就离开草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参加县里更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去了。时在1966年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可见造反最初的动机，是与工作组的矛盾，像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
还有大批的知青动机更为简单，他们对“###”、对造反并无兴趣，与当地干部也谈不上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不过是借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免费乘车回家而已。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身上。再说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在处处都像上述地区那样严重。到甘肃的天津知青回忆说：“（到甘肃后）每天就是开沟、挖大、小渠，平整土地，下过雪也让干活，用镐刨冰土，有些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嚷‘回城闹革命’，跑回了家。一开始连里干部还派人去追‘逃兵’，后来干脆就不管了。”有的地方两派互斗，下乡不久的知青成了局外人，工分口粮一切无人理睬，也只有回城一途。
还有的知青，参与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城里人，见过世面，与仍然在城里的同学、家长，保持着各种联系，比当地人能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笔者当年曾在河北省宝坻县一个从天津高中毕业后到那里插队的知青炕头，见到厚厚一叠北京各大学的油印小报，据他说，都是他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寄给他的，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某派能否取胜的关键。，这些知青因此而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的互相进行串连，有的则以这种身份进驻到城市，在城市设立了“联络站”。
各地农场或农村人民公社对知青的态度，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对知青已经无暇顾及；有的摸不准中央到底持什么态度，唯恐知青将火烧到自己身上，而有意放纵甚至动员知青回城。城市的当权派，因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表态，也不知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只能以支持群众造反的总方针笼统待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总之，当时敢于劝止或“阻挠”群众进行“革命串连”的领导，是极其罕见的。 。。
返城风潮（3）
这种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许多地方的知青，合法地取得了与在校师生一样的串连待遇。例如当中央于1966年11月16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时，广西自治区的“党委群众接待站”就曾拟定了一个计划，规定凡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都由自治区补助7元人民币和45斤粮票《广西###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再如插队知青相当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300块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从去年（即1966年）12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