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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干”最初叫“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是朱瑞一手操持创办的。朱瑞利用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他的防区河南新乡创办了“华干”，不久迁到河南辉县。学生的来源，以开封师范、开封女中为主，还有河南豫北的地下党带去的一批学生以及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有四五百名。“华干”共办三个队：地方队、政治工作队和武装工作队。共开设四门功课：政治常识、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学员三个月毕业。学校边训练学生，边做学校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完全是按照红军那一套办法办学。八路军派来一批教员给学生上课。校长朱瑞经常亲自给学生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的作者陈沂讲群众工作；刘子超讲政治常识。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2）
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走之后，第二期刚开办，日军逼近，“华干”就搬到了山西晋城。
恰在这时，陈若克来了。这个来自上海的女工，先是在“华干”学习，毕业后留校并跟着朱瑞到太行山打游击。
。。
地主的女儿刘奇扮男装偷偷离家（1）
山东临沂县青驼区吉拉子村。
上半夜，刘奇假装睡得很香。
鸡刚打第一遍鸣，刘奇独自行动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蹑手蹑脚地溜进父母的房间，在父母枕边各放了一封信，然后歉疚地看了看父母慈爱的面容，默默地说：“对不起了父母大人，别怪女儿不孝，我要参加八路军，抗战打鬼子去了。”
刘奇退回自己的房间，动作麻利地换上二表哥的学生服，再把辫子盘到头顶，她的身高是1米69，在女孩之中本来就算高个，头上再扣一顶男人的大礼帽，这样一装束，使她显得个子更高了，整个人也冷峻有余。她往镜子前一照量，自己也扑哧笑了，镜子里活脱脱一个少男形象。这个1922年4月出生、还未满16岁的女孩，刚刚读初中一年级，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刘奇的爷爷曾在清朝做过官，家境兴旺时有土地800亩，还兼营油坊、酒店，家中雇有长工、保姆、丫环数人。刘奇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
1938年夏，山东纵队一部进驻吉拉子村，一名叫朱玉相的副旅长住在刘奇家，向她宣传革命道理，并告诉她，附近的岸堤村，有一所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其中有男有女，都是抗日救国的青年等。刘奇听后心情激动，她问：“我想参军抗日，能不能去？”朱副旅长请政治部主任朱道南写了介绍信，刘奇悄悄把信放在口袋里。年轻的朱副旅长神采飞扬的描绘，把嫂子、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煽动得夜不能寐，五个女孩关起门来叽叽喳喳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都到八路军的学校读书去。她们想闯闯外面的世界。然而，到了真要离家之际，除了刘奇以外，其余四个热血沸腾的女孩都冷静下来，她们各有各的理由犹豫着不敢迈步了，她们让刘奇先去看看，如果好，她们再去。刘奇明白，她们主要是怕吃不了那个苦。
刘奇不屑地看着睡梦中的嫂子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心想：就你们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的，能干成什么大事？刘奇趴到墙围子上，听到看门的把大门打开后，她左肩背起准备好的包裹，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立即动作。她的身子溜着墙根走，趁看门的不注意，顷刻就走出大门，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她的动作刚毅，一点都不像个娇羞拿捏的女孩子，这劲头，反而比男孩还英武。
刘奇摸黑出了村庄，然后上了一条大马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走夜路是很危险的事，但刘奇不怕。她7岁时，为了躲土匪，父亲刘考文带着全家逃到吉林省延吉县落户，开了个磨坊为生计。她读到四年级时，因磨坊倒闭，父亲又改做肥皂生意，刘奇和妹妹一边读书一边到火柴厂做童工。“九·一八事变”后，刘奇在上学途中，目睹一群日军抓到一名女学生把头发剪去，从头上浇下汽油，将这名女学生活活烧死的情景。她和妹妹来往上学，日本兵都拦路堵截，强迫检查书包，那种失去自由的亡国奴生活，使全家人对日本人既恐惧又憎恨。刘奇读完初中一年级时，全家人回到山东老家。回到吉拉子村的刘奇，被村民称为有文化的人，从而聘她当小学教师。
童年的这段经历，造就了她性格中豪爽仗义、胆大心细的特点。
由于是从家中偷跑出来的，刘奇竟有些抑制不住的喜悦，天地是那么宽广，从今以后，可以任凭她像鸟儿一般自由地飞翔。
这条临沂通往济南的大马路，是刘奇早已观察好的。她甚至模拟过好多回，如果遇见鬼子或汉奸，她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迎面撞上去，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与他们冲突，她就是安全的。这并不是说她害怕鬼子，主要是她心中有大事，她的目标很明确，她要一口气奔向80里外的岸堤干校。等她当了八路军，再真刀真枪地打鬼子，那种命中率该有多高啊。她虽然年纪小，但社会经验丰富，赔本的买卖她不干，使一分力出三分活儿，才是她的行事风格。现在，她尽量让自己像个男人似的大步流星地走路，同时，也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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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女儿刘奇扮男装偷偷离家（2）
朝岸堤村方向走了约5里路时，天蒙蒙亮了，时不时地能看到有农夫挑着山货赶路，原来，这天是垛庄集，许多村民从四面八方往垛庄去赶集。在一个烧饼店门前，刘奇停了下来，她盘算这80里路，怎么也得走到天黑，所以，她先吃了个烧饼填饱肚子。
这时父亲追上来了。
“从后面看，你还真像个男孩。”
“爹，是你呀？！”
“看到你留的信，我就追出来了。”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都跟了你几里路了！你母亲在家打滚呢，非要你回去。”
“那怎么办呢？我是偷跑出来的，再回去多丢人啊，我不能回去。”
父亲考虑了一下，拿定主意说：“这样吧，既然你想抗战打鬼子，你想学习，是好事。我不放心你自己去，我送你去吧。”
刘奇感激地看着父亲，不知说什么好。其实，她父亲已参加了共产党，是八路军的一名秘密交通员。
父女俩要想到达干校，必须穿过垛庄集市。穿行在热热闹闹的集市之间，他们在一个茶水摊稍稍歇脚。赶集的人们心神不定，都在议论垛庄刘家“八卦宅”被鬼子一把火烧了的事。
刘奇行走在投奔八路军的路上，刘氏家族的兴衰与她毫无关联，她只是本能感到，日本人太侮辱人，把东北占了不说，还占了山东，还杀人放火。所以，她要打走日本人，她要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干。
80里路的行程，刘奇父女俩走到了天黑。走到汶河环绕着的一个村庄时，老远就听到了歌声。歌声令刘奇的步伐更快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冲击着她，她终于找到向往中的干校，找到了一个家庭之外的集体。
校长的秘书看过刘奇的介绍信后，把她领到女生队。令刘奇惊奇的是，队长张林山，年仅17岁；指导员夏天真也就18岁，却老练地像个什么似的。干校有上千学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民众运动、游击战的战术等。其中女生队50多人，共分6个班，刘奇被编到一班，当天就发了制服。
刘奇激动了一夜，她领到一支“水连珠”的苏制步枪。这是1938年夏末的事。
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1）
山东邹平乡下。
村头的一棵大树底下，围了许多老百姓。一个老头，正用鞭子抽打一个身着破烂衣服、瘦瘦弱弱的小姑娘，小姑娘跪着哆嗦成一团，哭着求饶：“爹，别打了！求求爹！”可是老头的鞭子仍狠心地抽向小姑娘。这时人群中有个壮汉忍不住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制止：“住手，不许打人！”他奋力夺下老头手中的鞭子，并且反手要打老头。小姑娘忙站起身护住爹：“大哥，别误会，我们是在演戏。”
老头急忙摘掉假胡须和假发，原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用浓重的东北话对壮汉解释：“大哥，我们是梁漱铭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我们演的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咱们一天不赶走日本鬼子，咱就得当亡国奴。”
这时，小姑娘也卸掉假发，赶紧戴上一副近视眼镜。这名年龄未满18岁、身高才1米5出头的短发姑娘，是卫生院的护士刘御。她向老百姓介绍说：“乡亲们，这是我们卫生院的宫乃泉医师。是从东北来的，大家都知道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坚决要反对日本人侵略中国！”
宫乃泉医师适时喊起口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绝不当亡国奴！”
村民们也跟着喊口号。
等村民们情绪稳定下来，刘御和十几名卫生院派出的医师、护士都套上白色工作服，为村民们进行卫生防疫，并且让没有出过疹子的孩子伸出胳膊，为他们义务接种牛痘。刘御长得细皮嫩肉，一直生活在条件相对良好的环境里，但她与村民接触时，除了深深体会到农村贫富不均的情况之外，还发自内心地怜悯穷人。
卫生院的年轻人们，挨个村庄地串。每到一村，先演宣传剧，再为村民接种牛痘，忙忙活活地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骑着自行车往卫生院走。
刘御虽然累得快散了架，但她的内心是快乐的。在卫生院当护士的这三年里，她不仅把在护士培训班学到的医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而且还经常走上街头做宣传，除了演《放下你的鞭子》，她还在《祖国》里扮演男主角的妻子。她的外表虽然文弱，做起宣传来却有使不完的力气，她喜欢做这些有益社会的事情，她喜欢这个火热的集体。一想到这些，她的情绪开始低落，甚至伤感起来，因为，她不得不要离开卫生院了。
“爸爸，我回来了，你好点没有？你跟我说话呀，我今天又到乡下接种牛痘去了。”回到家中的刘御，伏在父亲的床边，轻轻唤着患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的父亲，边为父亲做腿脚按摩。
躺在床上的父亲张开嘴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一点声响。
女儿从口袋里拿出12元钱，放到父亲的枕边，对父亲说：“爸，这是我这月的工资，17块钱，我自己留5块钱伙食费，其余的您留着治病。”
父亲望着女儿，眼角流出一行泪来。女儿赶紧用毛巾给父亲拭去。
刘御的母亲走过来，在女儿身后拍了拍，刘御回过头来，难过地望着母亲说：“妈，爸爸还是说不出话来，他真是憋屈呀。”
母亲望望懂事的女儿，拉起丈夫的手替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亏欠女儿的。她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料，别看她年纪小，回家后一直想分担家里的负担，她考上梁先生开办的卫生训练班，考了第一名，这我都跟你念叨了几百次了对吗？”
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可怜的是，他连高兴的表情都做不出来。
刘御拉拉母亲的手，又拉拉父亲的手，对两位长辈说：“告诉你们一件事，卫生院决定全部迁移重庆。你们同意我跟着卫生院走吗？”
母亲为难地摇摇头，刚要说什么，被刘御制止了，她说：“妈，我不应该提这个要求的。我只是忍不住想问问，我不去南方，就陪在你和爸爸身边。大姐出嫁了，两个妹妹都还小，她们都需要我。我明天就去辞职。”
刘御192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3岁时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山东邹平。父亲是“秀才”，曾在邹平城关镇任过三年镇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大公无私，热心助人，当有人送礼物时，他则拒之门外。她的母亲识字，明事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父母共育有四个女儿。他们并无封建思想，越生女儿越高兴，还为大女儿取名尚德，三女儿取名“兴子”，四女儿取名“担子”，说生女儿也要有天命担当。他们反对给女孩缠足，并把四个女儿全都送进学堂。父母对孩子管教特别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遇有不公平的事，敢于挺身相助。正当刘御在济南市读初二时，父亲突然病了，刘御被迫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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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2）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刘御与卫生院同事依依惜别了，她知道，这一别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她的心里酸酸的。好在卫生院的条件比较好，任教医师都是很有名的专家教授，为刘御打下了极好的学医的基础。凭借这个本事，在当地谋个职业不成问题。
卫生院转移不久，刘御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刘御留在家里陪母亲，照料两个妹妹。然而，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邹平城。刘御在家呆不住了，她主动约同学田荣轩，参加了邹平抗敌动员委员会。文气瘦弱的刘御走进城关和乡村，宣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由于她工作积极踏实，地下党刘迈群秘密介绍她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虽然参加了“民先”，却不能像游击队那样面对面打鬼子，刘御心里很着急。
1938年的八月十五日快到了，刘御帮着母亲做了一整天的家务，她显得特别温柔，对母亲说，“妈，有件事要跟您商量一下，人家安排我去学习……”
“上哪儿啊？”未等女儿说完，母亲凝视着家中最能干的女儿。
“我也不清楚，反正让我去学习。”刘御眼神躲闪着母亲。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去吧，闺女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这天晚上，刘御和田荣轩俩人悄悄换上男装，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找游击队去了。她们找到了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并且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到部队后不久，刘御和田荣轩听说有个抗日军政干校，她们就找到政治部主任，要求去学习。她们的要求得到了答复，而且，三支队专门派人送她们前往沂水县的抗日军政干校。
到沂水要路过一个集镇垛庄。这天正是集市，刘氏家族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原来，刘家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抗日军政干校的三大队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彻底拆掉刘家的房屋。因为这些懂军事的学生娃说，刘家的房屋虽然被国民党的大炮轰过，也被日本人烧过两次，但墙围仍然厚而牢固，万一日本鬼子再次把刘家当了据点，八路军攻打起来很艰难，那就牺牲大了。所以，这批学生娃和刘家几兄弟商谈后，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把房子拆了。
这些话在刘御耳边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她没想过，刘家的兴衰与她到抗日军政干校有什么关联，她只知道，如果日本人不到中国，卫生院就不会搬迁到重庆去，她就还在卫生院当护士，每月拿着17块大洋，孝敬父母，说不定再过几年自己就荣升医生了，那时薪水就翻了一番。她想不通日本鬼子为什么非得跑到中国来，所以她得到干校学军事知识，把日本鬼子打跑。
这一天，两个女生背着背包足足走了90里路，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到了晚上，双腿疼得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初次感到行军的艰难。
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1）
沂蒙山境内的沂水县。1922年刘峰宜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七七事变”这年，沂水县教会学校的校长张华福48岁，办教育是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了，日本人进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学生还能上课吗？悲愤和绝望之情紧紧包裹着这位中年知识分子。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最后一课，他说：“我本想等你们初三毕业拿到文凭，将来在社会上能谋份职业，可是你们没法再继续上课了。同学们，先回家去吧，你们要好自为之。”
校长流了泪，女学生刘峰宜也流了泪。她把这一天的重大变故写进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只是三年来，从未像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重大那么多。
校长让学生们解散回家，几位外国教师也都先后回国。但是学校里涌进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都是操着北平口音和青岛口音的流亡学生，他们从北平一路走到青岛，抗议韩复榘把青岛拱手出让给日本人。流亡学生到济南府没有找到韩复榘，又联合了济南市的学生一起到南京政府去找蒋介石请愿抗日。流亡学生路过沂水时，集体在教会学校歇脚，恰逢这时，不断有负伤的士兵从抗日前线下来，于是，流亡学生们，在教会学校里成立了临时“抗日救亡室”。
17岁的刘峰宜已经收拾好背包，却没有马上离开，她被请愿的流亡学生们一遍遍唱起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所打动，被头上渗着血迹的前线抗战士兵所打动。她从未见过这种激烈而悲壮的场面，从未见过这么多悲愤而关心中国社会的大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教会学校大门的她，突然间被复杂多变的社会弄得兴奋了。这个骨子里多愁善感的女学生，和她的二姐一起，本能地加入了抗日救亡室的义务工作。
刘峰宜长得娇小玲珑，皮肤白皙透明，猛然一看，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些日子，她穿着教会学校发给的下摆开叉的蓝布长袍，剪着齐耳的短发，不知疲倦地为那些负伤的战士包扎，还跟着学生们到沂水城拿着小旗子到处宣传抗日。
流亡的学生走了，他们群情激昂地到南京请愿去了。
刘峰宜和二姐回到家中。母亲让她俩在家读“四书五经”，但是刘峰宜怎么也读不下去。春节过后，日本人打到沂水县，母亲担心峰宜偷偷去当兵，便打发她到开药房的大哥家躲藏起来。大哥的大儿子刘秉高比峰宜还大一岁，刚高小毕业，这两个读过书的人，热烈地商讨如何参加抗日。
就在这时，张华福校长被杀害了。
日本人占领了教会学校。不甘屈服的校长以跳楼的壮举，表达他誓与学校共存亡的决心。然而，校长当场没有摔死，被嚣张的日本人抓到后，坚决不容忍中国人有如此的血性，于是，校长被日本人当众枪杀了。
校长为什么舍下这一百多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