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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档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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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为什么舍下这一百多名学生跳楼?见到日本人后,校长都跟日本人说了什么?被枪毙时,校长是怎样的表现,刘峰宜都没看见,但是校长的那种死法却深深影响着她。
  峰宜在家里呆不住了。她向母亲表示,想跟二姐一起办个抗日小学。取得母亲支持后,姐妹俩到处游说,最后有个老百姓愿意腾出一间房子,她们又四处搜罗了一些桌椅板凳,动员了三十多个小孩子,义务办学。二姐教语文,峰宜教数学、讲历史故事、教学生唱歌,那些歌就是流亡学生们唱过的。
  因为峰宜的抗日热情高涨,被沂水人民选为议员,第二年,又被选为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峰宜更加卖力工作了。得知日本人准备在秋后抢粮,她跑到老百姓家里动员他们藏粮,还让他们躲开日军。那时老百姓还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坏,认为日本人打来,中国军队应该会处理,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都不愿意藏粮,也不愿意躲避。刘峰宜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开会,不愿去开会的人家,她就上门宣传。
  峰宜的执著和独有的个性,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沂水县的一名地下党,想争取峰宜入党,他给峰宜送来一张入党申请表;峰宜的同学参加了东北抗联队伍,也动员她参加抗联,并且让她尽快填报名表。虽然峰宜做着抗日的工作,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多。她谁也未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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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2)
1940年春天,峰宜家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的年龄也就是十###岁,乌黑的头发,笔直的鼻梁上方是一对醒目的剑眉,厚厚的嘴唇抿着,透着十足的阳刚之气。他说的是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恕我冒昧,我是抗大一分校###队的队长刘建国,在区里开会时,我们见过面。”
  “好像是见过面吧。”也许与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关,峰宜对男性总是用淡淡的口吻。这时,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灰色八路军服,腰上系着皮带,打着裹腿,英气逼人的小伙子,眉头一蹙问:“找我有什么事?非得到家里来谈吗?”
  小伙子立刻堆着笑,直来直去地说:“我想动员你参加八路军。”
  刘建国随着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来到山东沂水区还不到两个月,他的任务主要是建立地方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枪支,扩大抗日队伍。
  “反正我做的是抗日的工作,为什么非得加入八路军?你回去吧,我这样抗日也挺好的。”峰宜不客气地回绝了热情洋溢的小八路军干部。
  “你再想想,你一定要参加八路军。”刘建国立刻显得有点笨嘴拙舌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白皙端庄的女孩,他特想跟她多说几句话,但他忍住了,走出她的家。
  送走八路军的说客,峰宜问母亲:“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参加哪个队伍呢?”母亲阐释了她的观点,“现在是抗战时期,咱的目标就是打走日本鬼子,等抗战胜利了,咱还是念咱的书,什么党啊、团啊、派啊,可千万别参加,参加以后你就回不来了。”
  峰宜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就把两张表都退还了。地下党和抗联的同学未能争取到峰宜都觉着遗憾,两方面甚至产生了误会,抗联的认为她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这方面认为她参加了抗联。
   。。

张令仪不辞而别投身八路军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
  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首歌,张令仪是在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里学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人唱这首歌。
  这歌声像一支动员参战的号角,激荡着张令仪的爱国心。那时,汾阳医院里住满了前线负伤的将士,张令仪和姐姐张令德离开课堂,参加了救治伤员的义务护理。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太原,阎锡山的部队溃不成军。败军到汾阳后,汾阳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和母亲刘清香在汾阳城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永年西药房”遭到败兵打劫,张家不得不关闭药房。
  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学校学习,令仪和弟弟则随着学校南下。
  姐弟俩乘坐一辆邮政汽车,追赶铭义中学。整整一天,16岁的令仪和13岁的弟弟世杰趴在车窗上不眨眼地往外看,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晚,姐弟俩借宿在一个乡亲家里。
  “嗒嘀……嗒嗒”,清脆的号音在寒冷的清晨吹响,令仪从未听过这种号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摇醒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姐弟俩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队驻在附近的队伍正在出早操,他们衣着整齐,行动敏捷,他们就是传说中打日本最勇敢的八路军。令仪羡慕极了,她真想跑到队伍中去,也当一名威武的八路军。但司机过来催促姐弟俩赶紧吃饭赶路。
  姐弟俩来到南迁后的铭义中学,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抗日救亡之事,学校里到处都能听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校投奔抗日团体,或去敢死队,或去延安,或去民族革命大学,或去临汾八路军学兵队。
  自从那天早晨被起床号唤醒,张令仪就再也忘不了那支八路军队伍。她未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与同班的两个同学悄然整理行装,与学校不辞而别,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三个学生乘火车直奔临汾河西帽儿刘村,因为这里有个名声在外的八路军学兵队,是以中共北方局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开办的。万万没想到,简短的谈话之后,负责人告诉三个学生,因照顾统一战线的缘故,学兵队已停止招生。他动员说:“你们到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吧,那里有不少全国闻名的教授和知名人士讲授课程,也有八路军的教官负责教练,目的都是为了打日本。”
  “不去,我们坚决不去。”张令仪坚决抗议。她的家就是阎锡山的队伍打劫的。
  “要不,你们到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找丁玲团长吧。”学兵队负责人推荐。
  第二天,三个学生就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胖胖身材、圆脸,穿着橘黄色坎肩的老大姐,和蔼可亲地出现了,她遗憾地表示:“战地服务团已满员,现在不增加人了。”
  张令仪委屈得直想哭鼻子。老大姐劝道:“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到民大去吧。”
  三个学生失落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
  第三天,三个学生又回到刘村,找到八路军学兵队。这次接待三个学生的是个操四川口音的人,他是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万祥。看到几个学生娃态度坚定,他笑眯眯地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将来到前线怕不怕苦?怕不怕死?”
  “没有国就没有家。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为了抗日救亡,什么艰苦也不怕。”三个学生激情满天地做出回答。
  何万祥笑着说:“你们被录取了。”
  三个学生娃顿时兴奋得热泪盈眶,笑着跳着跑回旅店拿了各自的行装,到大队部报到去了。张令仪被编入女生队。
  

少将旅长的女儿苏伟奔向陕北公学
南方。汉口。
  张家琪被学校除名了,直捱到天黑,她才沮丧地一步步挪到大姨母家门口。鼓起勇气推开门,她发现,家里人都围到一起,正气愤地议论她。
  “跪下!”大姨母厉声喝令外甥女,因为生气,她的一双小脚不停地抖动。
  家琪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用细细的声音问:“大姨母,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跪下!?”
  虽然不服,迫于大姨母的威严,家琪还是跪下了,她没有为自己停止声辩:“大姨母,我是为救济难民演出,没有错啊!学校对我的处理是不对的。”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光天化日之下,你丢人现眼,跟几个男人在那儿拉拉扯扯的,你坏我的家规,败我的门风。”大姨母愤怒地数落家琪。
  家琪的父亲是河南潢川人,母亲是汉口人。父亲与母亲的哥哥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母亲在家排行第十三,她是吃着大姐的奶长大的。家琪的父亲是孙中山手下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少将旅长,战死在东北战场。而后,母亲便带着三个女儿从河南潢川投奔在汉口的大姐。母亲有个表姐夫是给孙中山当过俄文翻译的,通过他,家琪进了汉口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宋庆龄办的,专收国民革命军的干部子女。孩子们在这里,既可以听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还可学唱歌跳舞。家琪上小学时,红军解放了罗山县,学校选派她和另一个小学生去跟红军表演节目,她初露表演天赋,演唱的《可怜的秋香》打动了红军的一个指导员。他说:“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到红军宣传队来。”家琪上初三时,抗战爆发了,鄂山县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为救济难民要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找了很多女学生,都不愿出头露面,家琪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她接受了邀请,走上街头义演。此举惹翻了学校,先是给家琪警告处理,后来大姨母等人找到学校评理,双方吵了起来,结果校方把家琪开除了。
  家琪以沉默对抗全家人的非议。大姨母命令家人,不准给家琪吃饭,就让她一直跪着,直到认错。家琪从天黑跪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来了,一看到家琪那个可怜样,就劝家琪赶紧给大姨母磕头赔不是,说着,她就要拉女儿爬起来。大姨母更生气了,她迁怒的目光转向家琪的母亲,说:“小妹,看看吧,这是你养的好女儿。我管错了,我给你磕头吧。”说着,大姨母做出要下跪的姿态。
  家琪的母亲赶紧扶着大姐坐下,劝慰说:“你别生气了大姐,这个死丫头我非得教训教训她。”母亲就拿起鸡毛掸子就往女儿身上抽。
  抽了几下,家琪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为难了,我自己来解决,自己了断吧!”家琪爬起身来,径直冲出后门,跳进水塘里了。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家琪的身体漂浮到水面上,她的那身蓝底白花的大褂子很是乍眼。一名种菜的老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刻跳下水塘,好心地把家琪救上岸来。
  张家琪没死成。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自杀,要不是有复杂的男女关系,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汉口已经没有家琪的容身之地,她只能选择离开。跟家琪一起义演的人劝她到武汉的一个剧团,她摇摇头说,我再也不唱歌演戏了。她想找红军。抗敌后援会就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到西安。
  张家琪几经周折来到陕北公学读书,为了表示她与那个封建家庭的决裂决心,为了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她改名叫苏伟。
  未满15岁的苏伟,本来发誓再也不唱歌了,可是没几天,她就成了陕北公学的小名星。因为,任何人一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就知道她会唱歌。那么好听的嗓音,同学们又怎能轻易放过呢?在大伙的掌声中,苏伟唱了一首又一首,把自己唱成了陕北的小歌星。
  1938年12月,苏伟所在的陕北公学并入了抗大第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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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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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文工团在行动(1)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
  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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