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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7）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学院深造，途经武汉时，王光德到武汉看望了正在大学历史系深造的20岁的杨立志。杨立志告诉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以后写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王光德当时没说什么，但到北京后，他就常给杨立志寄道教协会的杂志，两个武当山的儿子此刻在新的生命追寻中更深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不断地书信往来中，共同产生了研究武当历史和道教文化的生命激情。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学成回到了武当山。而这一年，杨立志也大学毕业，杨立志的毕业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篇有关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专论。
在杨立志的记忆里，有一个人真正地刺激了他，从而使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着研究武当文化的大业，那个人便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1986年杨立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时，在图书馆查到了间野潜龙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间野先生于1958年开始发表与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专题非常精细、专业。当杨立志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芒刺背，分外难受。史学界都知道日本学者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的放言，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什么也不能安于现状，坐视日本学者在中国武当史研究领域超过中国。一种文化觉醒使杨立志坐卧不安，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创造新的成绩，实在是前愧对祖先，后愧对子孙。
应该说正是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历史的学术成果刺激了杨立志的民族自尊心，从而激活了一个青年史学者的文化激情。
后来的年月，杨立志先后通读了《资治通鉴》、《明史》、《四库全书》的“史部”、“集部”及各个时期的府志、州志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5000余卷，翻阅了《正统道藏》等道教文献6000余卷。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坚持在武当山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对武当山的古代碑刻资料每遇必录。有时为了多抄录几通碑文，天黑了无法下山，只好坐在山野溪涧熬上一宿；有时遇上下雨天，山高路滑，免不了连滚带爬地赶路。至于暑假顶着烈日抄碑，寒假踏着冰雪爬山，更是寻常之事。
1993年9月，当署名王光德、杨立志的中国第一部《武当道教史略》出版时，王光德、杨立志两君的似水年华已走过了12年！友情走过了12年！生命之果孕育了12年！12年里，王、杨二人对历经了千百年的武当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此研究涉及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道教理论、历史、建筑、文学、艺术、民俗、武术、医药、科技无所不包。“武当文化”的概念是由王、杨二君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官方文件最早使用“武当文化”是在1991年11月。这是两个武当山儿子对中华文明的一份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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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打开这只生命之果，略微探视其中一二，便可看到武当神山何以巍然屹立于世界神山之林……
关于自然景观——
位于重峦叠嶂的秦岭山脉和高大巍峨的大巴山脉东部主峰大神农架之间的武当山，本已收尽天下奇秀，恰又有奔涌万年的汉水，浩浩荡荡于神山北麓，奇山秀水，大刚大柔，刚柔相济，实为苍天造化之圣地。我们说，天下山岳美不胜收者甚多，但若武当山这样“七十二峰朝大顶”的山势，即一峰接天独立、诸峰团团环绕，如拱如揖，且落差又突降100多米的“山岳崇拜景观”，唯武当独具。登武当山天柱峰，800里崇山峻岭，千山万壑，云来云去；登武当山天柱峰，顿入九天太虚幻境，有老子大音忽从天宇入心：“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只有到武当，你方可体悟道教文化的“山岳崇拜”和“天人合一”之精髓、之大境。
武当山俗有“72峰、36岩洞、24涧溪”之说，杨立志先生告诉我们：“72”、“36”、“24”是中国古代颇具神秘色彩的数字，它们比佛教的“”、基督教的“十”字更具神秘意义，而与道教的八卦太极图形成姊妹符号。这些数字都是具有神秘意义的天地数，不仅是象征天地及其交感之道的神秘符号，同时是人类所以达到与神明交通，从而达成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媒介物。因此这些数字可以是反映武当山至大至极、至善至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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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8）
“72峰”、“36岩”、“42涧溪”并不意味着武当山只有这么多峰、岩、涧溪，它寄托着古人希望借此数字祈求天地交泰、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它表达了我们的先哲们希望“太和”即宇宙万物普遍和谐的理想。不仅如此，在武当山峰岩溪涧、台池洞潭等自然景观的名称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道教教理教义和神仙信仰的深刻影响。游步武当山，我们仿佛通达在一个神的世界。
最神奇的是，1994年，有摄影师在武当山金顶周围进行航拍时，偶然拍到一张从太和宫南俯瞰天柱峰的照片，天柱峰和其西北方一座山峰的造型非常像一只巨大的神龟，天柱峰像龟背，另一座山峰像龟首。这一奇特造型应该早在先秦时期已为从山南登顶者所认识，因为古代山志上即记载武当山山势“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按宋代道经的解释，“地轴”即“水精神龟”，“天关”即“火精圣蛇”，这说明古人已发现武当山的山势像一只巨大的神龟和圣蛇缠绕，这是北方水神“玄武”的形象。于是，先民们自然就产生了联想，认为这是上天昭示的以水克火、水火既济的象征，因此取“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之意，称此山为武当山。《汉书·地理志》可以佐证，武当山之名出于秦汉之间，古均州在汉时称为“武当县”。
关于人文景观——
我们见惯了一些山水导游牵强附会的游说，一些现代人杜撰的东西有时让人听了啼笑皆非。而武当山的名胜、古迹、传说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历史的典籍中找到，到武当山阅读那些典籍，我们便可以听到那些典籍里响动着的古人的脚步声。所以，我总对我的朋友说，到武当山读南朝名道陶弘景的《玉匮记》吧，到武当山读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吧，到武当山读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吧，到武当山读明代李时诊的《本草纲目》吧。或是到这座神山读神秘的《易经》、读老子、庄子，读“道法自然”，读“天人合一”……也许你在别处读不懂，或不大感兴趣，但你到武当山一读即懂。山水与史话、与传说、与典籍在倾刻间便会化为一体，你会突然混沌起来，不知书是山，还是山就是书！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中国摄影界骄傲的儿子银道禄。作为具有30多年摄影生涯的银先生，作为已拍有3000多张作品的银先生，他真正的生命之作应是拍摄武当山！1995之后两年，生活在武当山下的银先生，受神山冥冥之约，用两年时间在神秘的大文化之巅攀岩登险、风餐露宿，硬是以摄影机拍下了天下第一神山最玄妙的神韵：“混沌初分”、“玄岳神光”、“雾锁空山”、“月敲山门”、“紫气东来”……一本《武当》影集，把千年文化、万里神宇尽收—纸，由此撞击起我们生命最深层的感动，也震撼着人类向往的心灵——2003年，银先生惊魂摄魄的“武当”作品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展出。当我问起银先生如何拍出如此神意萧萧、诗意汤汤的作品时，银先生一语玄机：“武当山不是拍，是读……”
我还想起我故乡的女友金虹，一个对生命对文化都极其敏感的女子，为了读懂神秘的武当，不惜辞去记者职务，一头钻进武当山做了尼姑，潜心修行！从红尘到仙山，从仙山到红尘，赐号“法然”的金虹，为全真龙门派第29代弟子的金虹，用一年的时间与道姑同吃同住、习武诵经，融为一体，在这条古往今来的神道上寻寻觅觅，在生生不息的自然里感悟生命，最终写出了16万字的《—个女记者的道姑生涯》，用细腻的笔触将修行过程中的所见所为，所思所想与“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武当武术、医药、建筑、音乐、传说等文化紧密结合，在展现道人清静而神秘生活的同时，完成着一个平凡的世人对超然世界的叩问……
还有，一身携带着武当山仙风道骨的书法家魏国永先生，正日以继夜，以奇世超绝的金石篆刻，把武当山风景刻成400枚石印，然后拓印装裱，待2010年，汉水进入北京时，他将把400幅金石拓印武当山风景带进北京……
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9）
说不尽武当儿女对于这座神山的虔敬深情。
关于建筑景观——
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银道禄摄）
杨立志先生告诉我们，武当山不仅以独特神奇的自然景观驰名天下，更以宏伟玄妙的古代建筑著称于世。武当山在明代有宫观殿宇2万余间，建筑面积达160余万平方米，共有数百个宫观庵庙（北京故宫建筑面积仅为15万平方米——笔者注）。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分布在方圆800里武当山中（也说320平方公里，故宫占地仅为72万平方米——笔者注）。长达100多公里的古神道沿线，布满了各具特色的建筑组群，将武当山装点成为人间仙境。
据记载，武当山古建筑始于汉晋时期，敕建庙宇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宋元时期陆续建设了一些新的宫观。到明永乐年间，北建故宫，南修武当，共建成九宫八观等33处道教建筑和20多座亭台、40多座桥梁，使武当山成为明朝的皇室家庙和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绵亘100余公里的古代建筑群是按照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真武修仙升天的神话故事布局的。其建筑法式是皇室宫殿建筑与宗教建筑的结合，也是皇家园林与自然园林的结合。
让粗制滥造、毁坏文明、不断侵犯自然的现代人大为汗颜的是，武当道教建筑群在五六百年前就在总体规划上明显体现“崇尚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的思想强调重视“天之自成”，要求人们尊重自然，亲近自然，顺从自然，人工的东西要与天然的东西协调，即要求人们“以辅万物之自然”。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明成祖对营建武当的工程设计人员再三强调：“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这就确定了不可以人工破坏自然的建筑原则。因此，明代在兴建武当山道教宫、观、庵、庙和道路、桥梁时，非常注意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其设计布局充分利用了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崖涧的奇峭幽邃，将每个宫观都建造在峰峦岩涧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的疏密和规格的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使建筑物与周围的地形、林木、岩石、溪流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互辉映，宛如一幅“天然图画”。
华中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张良皋先生在《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一文中说：“明朝称武当为‘太岳’，名位在五岳之上……我们若试将武当山的建筑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比，泰山尽管历史悠久，建筑却非一气呵成，在总体上就先逊一筹。泰山的岱宗坊比之武当山玄岳门，东岳庙比之玉虚宫，碧霞元君祠比之紫霄宫，南天门比之太和宫，玉皇顶比之金顶，亦都要输分。其余四岳，远让泰山，更难与武当颉颃。”
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在泰国南部美丽的普吉岛举行。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最后，武当山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拉萨布达拉宫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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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均州圣地留给中华文明的这一份璀璨而肃然起敬，我们也不能不为均州的儿子们为民族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感叹。
1984年从北京道教学院学成回武当山的王光德，即开始主持武当山道教工作，因其对道教事业的贡献，1998年11月他被任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2001年10月，终因积劳成疾，仙逝于武当山紫霄宫内。
从1981年出家到仙逝，王光德穷20年岁月，把生命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武当山。1984年6月，王光德开始主持武当山教务工作时，武当山紫霄宫、太和宫，道院破落，杂草丛生，庙房岌岌可危，神像东倒西歪，就连道人也所剩无几。面对一片破败的景象和在庙道人期望的眼光，他决心重振道教事业，还这块山门昔日的容貌和清静。于是，他与十几名道友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均州圣地：永远的沧浪绿水（10）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官员曾赞叹说：“中国来新加坡的宗教、武术团体有许多，但真正像他们获得如此成功的却并不多。”
一位均州的儿子走了，但他为已沉没的故乡留下了一份壮丽的、永不沉没的遗产！
2005年5月，已为著名学者并担任高校校长之职的杨立志，在与我说起他的挚友王光德时，除却赞佩之外，便是一片神伤、黯然……
在结束本章的写作时，我想再说说玄武神。
我从杨立志的研究中获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圣最初均为道教的护法神，晋朝葛洪在《抱朴子·杂吟》中描写老子的仪仗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玄武（龟蛇）与青龙、白虎、朱雀一起被称为四神、四灵、四象等，其起源甚早。今人在据今6000至4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用蚌壳排列成的龙虎图形。到殷代前后，古人就把春天黄昏时出现在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成为一只鸟，同时把东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条龙，西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只虎，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龟蛇。随着天文学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每七宿组成一种动物形象，即四象或“四宫”。其中北宫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古代的星辰崇拜把玄武的神格地位进一步抬高。
到春秋战国时期，五方配五色等五行之说流行，四神、四象被纳入五行系统，具备了“镇四方，辟不祥”的守护神职能。到秦汉时期，在《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等书中对四象已有了系统记载，皇宫也常用四象来命名四方的门阙殿楼。在保存至今的西汉宫殿建筑构件——四神纹瓦当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神的形象。这表明四神之一的北方玄武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和崇尚，并影响到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
到隋唐时代四圣崇拜已众所周知……
从秦汉文献和后世的一些道经中可知，玄武神在古人心目中具有司北方、司水、司命、司生殖及降妖伏魔断灭不祥之职能。简言之，玄武神为北方水神。
这个神秘的水神，几千年屹立在汉水之畔的武当山上，福佑着鄂西北人世世代代的吉祥和文明。现在，他管理的汉水就要北上，以解救北方无水之大危。我想此刻，这位北方水神站立在拔地通天的武当山上，向北，以忧虑的眼神瞭望北方干渴的大地；然后，回转身来，再看眼前的一片沧浪绿水和已沉在水下的故国家园，他会发出一声响彻长天的声音：“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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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古丹阳最后的告别（1）
丹江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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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古称丹水、淅江、粉青江。发源于秦岭南坡的丹水和美丽的汉水一样，她们姐妹般从远古走来，孕育了两岸一大片文明；在现代交通出现以前，汉水和丹水血脉般沟通着黄河和长江的两河文明，作为古中国中部的两条黄金水道，她们同时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最神圣的载体。
丹江作为汉江的最大一条支流，流出了陕西凤凰山，从陕西商南月亮湾便进入了河南淅川县境，在境内一路逶迤100多公里，流过9个乡镇，在香花乡西南进入湖北丹江口、入汉江。在汉江和丹江共同承载起21世纪的中国文明时，我们突然发现，在她千万年行走的来路上，竟然创造了那么多古老的辉煌。走在淅川这块土地上，古风扑面而来。这块土地古老得有些神奇，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屈家岭、龙山及商、周、汉的文化遗址达23处！从春秋至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都在这里设县，且古县城遗址多达13处！
而淅川的考古已向世人证实着一种古老的辉煌——淅川是楚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城市诞生于江河之岸或江河之会地，这已为考古学和人类现实所实证。在丹水和淅水（流经淅川县境内另一支河流，俗称老鹳河）的会合地诞生了古老的楚丹阳，这是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淹没了淅川50余万亩土地之后的震惊考古界的一次重大发现。考古学专家的贡献即是帮助人类寻找并证实被湮埋了的历史和文化。现在，我们来看专家曹桂岑、李雪梅等人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重大发现——
1977年10月，当地群众在淅川仓房镇下寺附近发现了一座被库水冲刷破坏严重的古墓，县文化馆在调查、清理后判断是一座春秋中期的古墓葬。第二年春天库区水位下降时，县文化馆在此墓周围发现了更多的墓葬。他们先选择了一座较大的墓葬进行发掘，这座古墓后被定为下寺一号墓，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器在内的珍贵文物449件。在稍作整理后，他们又对另外两座大型墓葬即下寺二号、三号墓进行发掘清理。二号墓的形制比一号墓略小，但墓内出土的器物，无论数量还是铸造水准，都十分惊人。
二号墓中出土的升鼎铭文中有“王子午自作”等字样。子午即子庚。《春秋左传集解》载：楚共王时（公元前561年）子庚为楚司马，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为楚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子庚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