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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保安第一团的王团长，是熊式辉主席的外甥女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平时他有恃无恐，谁也不怕，处长廖士翘也要让他三分。但是这一次碰上的是“蒋太子”，怎么也心虚不安。小蒋当时对他并未加责备，说话客客气气，越是这样，王团长内心越是难为情，越过意不去。经这次突然袭击，他领教了蒋副处长的特别作风，自动整饬团务，加强防卫，不敢稍懈了。
但是这件事传开后，他们又紧张和殷勤得过分。蒋副处长有一次去视察另一个保安团，那个团长闻讯，连忙准备。他为了奉承蒋公子，准备举行盛大的夹道欢迎仪式，到处贴满了欢迎标语。临到小蒋要来的那天，他天一亮就起了床，命令全团官兵整队前往车站迎接。从大清早一直等到快中午，望穿秋水，还没见人影。可怜士兵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急得要命。
正在这时，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官不像官，兵不像兵，走到了团部门口，说要进到团部里面去。他就是蒋副处长。门卫问他，“找哪个？”
“我是你们团长的朋友。”小蒋说。
“团长有事，出去了！”
“就等他回来吧！我先到各处看看。”
有一个值班的副官，听说是团长的朋友，不敢怠慢，就陪他到各处看看。他一边看一边问，几乎跑遍了各个营房，后来他问一个正在擦墙壁的士兵：“你们今天这样忙忙碌碌，打扫整理是干什么呀？”
“你还不晓得呀？今天省保安处的蒋副处长会来我们团里视察！”那个小兵煞有介事地说。
“副处长也是一个人呀，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劳民伤财。”客人说。
“你这人，说些什么呀？副处长是蒋委员长的公子，弄得不好，那还了得！”陪同参观的那个副官，接着又叨叨地说，“唉！天刚亮，全团官兵就整队迎接去了，也不知道来了没有？”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3）
“啊！怕是来了，请你派人去告诉你们团长一声，就说他要迎接的人已经在团部了！”
副官大吃一惊：“你就是蒋副处长？失敬，失敬！”
其他在南昌的保安团队，如傲慢的第二团团长曾戛初等，听到这些轶闻也紧张起来，自动整饬团务，准备迎接蒋副处长在任何时候的突然视察，从而起到了整顿团队，加强治安的作用。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许多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心悸年轻的蒋副处长这套作风，表面上毕恭毕敬，背地里都称他“娃娃处长”。
“娃娃处长”厉害起来，比“胡子处长”还吓人。1938年的夏季，烈日当空。一天，空袭警报刚发出，三架敌机便侵入南昌市空，盘旋投弹，全市秩序大乱。许多保安团队的官兵纷纷四散逃命。蒋副处长当然不会逃，他在中山路到中正路（现胜利路）的一带热闹市区，指挥市民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洞。他忽然发现保安团长肖敷成等也想逃跑到更远的防空洞去躲藏。蒋经国大喝一声：“不准逃跑，跟我共同维持秩序和救火去！”接着他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说：“立即行动，否则我便就地枪毙！”
“娃娃处长”的这一手，出乎许多保安团队官兵意外，都吓住了，想逃跑的腿直打哆嗦。他们看到蒋副处长冒着生命危险，在敌机空袭下奋不顾身地救火、救人，也只得惟惟听命，参加救防工作。
“娃娃处长”蒋经国平日的生活简单、俭朴，他身为“少将”，平日却从不穿着少将军服，他不愿显摆。他又是曾经出国的留学生，也没有见他穿过西装。他穿的多半是士兵的服装，有时穿工人装，有时穿蓝布中山装。问他为什么不穿将军服和西服，他说：“这样便于接近劳动大众。”
有一天早晨，他到队员宿舍检查内务，发现队员们脸盒里都盛有大半盆洗脸水，当即严肃地批评说：“为什么洗一次脸要用这么多水？这是浪费，是对人们的劳动不尊重！”于是他作出规定：“以后洗脸水不得超过盆内下面的那圈圆痕。”
队员们都低头不语。他好像发现队员们对他的苛刻要求不满，便又诚恳坦率地说：“我要求你们生活节约，你们也可以监督我的生活。发现我有浪费的地方，你们也可以批评纠正。有人说，我是‘太子’，可以多多享受。是的，我是有特殊的优越条件的。但我不想也不愿这样。我洗脸放的水从来不超过那圈圆痕，你们可以检查。国难当头嘛！”接着，他话锋一转，指着两位快要结婚的青年说：“我在苏联结婚时，只花了两个卢布办理结婚登记，就万事大吉。没有请客喝酒，也没有送礼受礼的麻烦。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
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1）
那时，喻松刚从上海抗日前线张治中的集团军总部撤回到南昌，被当时的江西政训处处长肖淑宇强留下来，协助他创办培训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队。肖淑宇兼任大队长，喻松任专职大队附。当时，有不少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大专学生云集南昌，正好作为政工人员的培训对象，随即借用罗家塘原私立匡庐中学办理招生，不到一周，便录取学员160余名。
由于江西政训处尚未组建起来，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多半由保安处调来，所需经费、服装、武器等等，也大都向保安处借用，并于1938年1月正式开课。
开课不久，中队里有人告诉喻松：“蒋经国副处长不声不响地来过好几次，还参加了一次学员们的小组讨论会。”
没过几天，蒋经国便到大队部来找喻松。他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蒋经国，你们工作很辛苦，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态度热情又随和，同在坐的人都一一握手，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一点也不像喻松想像中的“蒋太子”。
坐下之后，小蒋饶有趣味地说：“你们这里很暖和，比外边的温度高多了。”
当时正值四九寒天，喻松没有理会到他的谕意，忙说：“门窗都关严实了，冷风吹不进来。”
小蒋说：“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抗战气氛的冷暖。”
从这里打开了话题，一直谈到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加强抗战工作，以及如何使当前沉寂的局面变得热烈起来等等问题。
喻松说：“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里开课才半个多月，政训处才建立起来，也准备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小蒋高兴地说：“说干就干吧，算我一个！”
就在蒋经国这次来谈后不久，“南昌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召开了，小蒋亲自参加了筹备会。
江西民国日报社记者汤彤瑢（又名汤光溶）参加了会，保安处政训处的编纂股长笪移今主动地给他介绍认识了蒋经国。在他的想像中，以为小蒋可能和乃父一样，瘦长个儿，威仪一表，身着戎装，腰佩短剑，少将领章，脚蹬长统套靴，十足的军人气派。谁知见面之下，站在前面和汤记者握手的却是一个中等个儿，身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操着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公务人员。他那亲切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言谈举止，使汤记者消除了拘谨，立即随便谈开了。由于会场上不便多谈，小蒋约他去家里谈。
这天晚上，汤彤瑢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中的小楼房，里面是灯火辉煌，门庭若市，客厅、书房、饭厅，乃至寝室、厨房，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中有进步的学者、名流、专家等，如：孙晓村、雷洁琼、王造时、彭文应、范长江、孙席珍、曹聚仁等，还有青年音乐家何士德、青年活动家杨炳超等，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抗敌剧团的男女青年演员、导演和许多的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就在这座房子里，有的角落学者在作专题讲演，有的角落在开座谈会，楼上的厅堂里还在举行音乐舞蹈演奏会，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小蒋却在各个场合巡回观看，有时还参加一些活动或提出改进意见。他更多的时刻是认真地向专家、学者请教，诚心诚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着重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有时大家请他发表意见。他当时对国民党的腐化的现象也是不满的，特别对军队抓壮丁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对抗日救国的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尽管主人与宾客之间，客人与客人之间，各人的出身、经历、学识、思想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当然，其中也难免混杂有极少数以盯哨、刺探、告御状为职业的阴暗人物。
不久，以政训班的学员为主，加上政训处的宣传人员，在南昌市搞了一个抗日宣传周。大幅漫画悬挂通衢大道，抗战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各种形式的小演唱、活报剧等通俗化的小节目出现在街头，一时把整个南昌市搞得热火朝天。最后两天，还借用公安局礼堂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相声等节目，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设在高升巷的新四军文工团人员，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这以后，蒋经国经常会来找喻松谈谈，有时还邀他上街走走，询问些有关南昌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时也会去看看难民收容所和小手工业工厂。他多次表示愿意和青年人接触，希望喻松能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谈谈。
有一次，喻松去保安处联系工作，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招手要喻松进房来坐坐。小蒋劈头一句便说：“我就是坐不惯这样的办公室，房间大，桌子也大，却没多少事情要做。”接着，他突然问喻：“你没有手枪么？听说你的手枪打得很准。”他一面说一面按铃把经理科的黄科长请来，对黄说：“上次你给我看的那种左轮手枪，可以给大队附同志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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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2）
1938年2月底，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第一期学员已告结业，绝大多数学员都派到江西保安团充当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喻松前一段的工作不符合保安处的参谋长熊彬（熊式辉之侄子）的口味，熊彬有意把他调到曾戛初的保安第二团担任团指导员，并指派中共叛徒陈洪时续任政训大队的专职大队附。
喻松到职之前，曾陪同蒋经国去过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政训处等单位，并先后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保安二团驻在瀛上，喻松到职以后，蒋经国也经常来到瀛上玩玩。瀛上是郊区，丘陵较多，有时练习打靶，有时也去各中队看看士兵的政治学习。于是，蒋经国与团长曾戛初也很熟悉了。
在这段时期，蒋经国还常和喻松谈到他所深恶痛疾的“四害”问题，即鸦片烟、赌博、娼妓、贪官污吏。有一次，他突然问喻松：“你们江西的草鞋怎么这样贵？听说一双两元钱。”
喻松听了愣怔不解。稍后才悟到，原来他是幽默地讽刺各县那些下乡催税催粮的法警，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的草鞋费。
蒋经国还问他：“听说坐牢的人，进牢、出牢都要花钱，真是这样吗？”
喻松说：“确有其事。”
还有一次，以###起家的浮梁区专员酆景福前来拜访蒋经国，喻松轻声对他说：“这家伙原是我们高安的县长，是个刮地皮的能手。”
小蒋不客气，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
酆专员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应对。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1）
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的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
“三青团”头子康泽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12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他们想要操纵小蒋，架空他对三青团团务的权力。小蒋哪是那么好操纵的？他要反操纵，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做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首先发动和团结青年参与抗战，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合不来。
1938年3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约他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喻松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
蒋经国告诉喻松：“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
应邀到会的，除了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
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10点钟才结束。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
在参加保二团刘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喻松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可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喻松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无可奈何，喻松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喻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二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雷宁（又名薛汕）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队里主编《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文风尖锐，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喜爱，很多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雷宁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内容都是来自党报党刊，他只不过是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观点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分赴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
初秋的一天，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亮丽。篮球场上，活跃着健儿们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观看的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远，雷宁没有去瞧那个热闹，仍在室内写他的文章。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嚷嚷着：“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昵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直呼“蒋经国”的，就算是贬意了。雷宁想：小蒋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他的事。可心里不免想着：小蒋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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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2）
没过多久，雷宁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雷宁抬头一瞧，很容易地就看出小蒋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忙着跟人握手。他的嘴巴忽地闭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喂！老表！”
碰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不是“老表”，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他不得不改口说：“哎呀！我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往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
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目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
何士德说：“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
“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好在室内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然而响亮地回答说：“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