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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英雄事迹的鼓舞，书写血书，要求当兵上前线为国尽忠。蒋经国看了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在苏联初期那种激进的奔放的气质又发作了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还能在溪口闭门读书，过着幽静的隐士般的田园生活？当时杭州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经沦陷，日冠铁骑四布，人民备遭蹂躏；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守。继八路军在平型关全歼坂垣一个旅团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又获得大捷。面对着战火连天、民众沸腾的局面，蒋经国心潮起伏，坐立不安，跃跃欲试。
“国难不报，非男子大丈夫也！”一天晚上，他向母亲毛福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离别了13年的儿子，刚刚回到自己身边住了大半年，又要出去报国，毛夫人心情很不好受，含着眼泪说：“这事需要问问你父亲，一切由他来定夺。”
小蒋只好向父亲写信，再三表示他已放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那不符合中国国情，并说：我有很多设想，请给予我实现的机会。让我到艰苦环境中去，检验自己，效忠国家，我们必须前进。但他毕竟滞留苏联多年，父亲和别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他的口头表示。可老把他幽禁在溪口也不是回事。蒋介石正在思考如何“定夺”儿子的去向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了措词极其到位的请电：“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老练政客熊式辉把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的几个得意之作与江西的关系，轻描淡写而又精炼简洁地勾画几笔，触动了老蒋的心弦。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家书到了。信中说，江西省长熊式辉提出要蒋经国到江西去。
这个熊式辉也是个官场人物，江西安义人，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时，其喜好音乐的第二任妻子顾竹筠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交际花，回国后，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并被认了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熊式辉也成了老蒋倚重的封疆大吏。熊省长看中了蒋经国，想借“太子”以自重。江西重地的分量，蒋介石掂量得清楚，五次“围剿”在赣南，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军官训练团在庐山，都让老蒋操碎了心。蒋介石想让儿子到江西去，可以考验一下，也比较放心。而上海沦陷以后，杭州开始遭敌机轰炸，此时的溪口也不平静，虽然老百姓蒙在鼓里，可蒋经国他们消息是灵通的。而作为内地来说，那时江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于是老蒋便决定让蒋经国去江西避险。
蒋经国连忙告诉毛福梅，又写信回了蒋介石，表示“中原板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蒋经国就要离开溪口了，毛福梅十分痛苦。但她能理智地处理这一切，她认为儿子是为国效劳，她不能影响儿子的前途，因此，她显得心情开朗。倒是蒋经国舍不得离开母亲，对毛福梅说：“阿妈，等我到江西安置下来后，立即来接你。”
“你去吧，菩萨会保佑你的，我天天为你求老天保佑！妈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照顾，你就别操心了。”毛福梅说着，眼睛湿润了。
蒋经国心中十分难受，匆匆走开，又调转回头，扯着母亲拭泪的衣袖安慰道：“阿妈，我一生一世再也不离开你了，经儿一定要把你老人家从武岭山下接出去！”说完，蒋经国的眼睛变模糊了，为怕众人看出他流泪，他一转身钻进了汽车。
1937年的重阳节过后，蒋经国携妻子蒋方良、长子孝文在蒋介石外甥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派的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的保护下，带了两个保姆，一个专门烧饭做菜的张妈（张小品），由毛宁邵开车，通过浙江中部的崇山峻谷，向江西进发。
这只曾经沧海又困在山沟的雄鹰要冲出山谷，飞向广阔的蓝天了。
江西是蒋经国的从政处女地
蒋经国出生于奉化，磨炼于俄罗斯，扬名于江西，奠基于赣州，与江西赣州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把赣州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那不是客气话，的确是由衷之言。
江西尤其是赣州对蒋经国之所以重要，因素很多，一是他在那里初试锋芒，是他从政的始发站和实验场所，在6年的时间里，一是摸索和积累了一套统治经验；二是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干部——“赣南派”，成为他以后发展事业的重要骨干，后来还有不少人在国民党台湾政权担任要职；三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风格卓约而扎实出色的工作，将处于社会糜烂和政治真空的赣南治理得像模像样，“建设新赣南”名扬全国，在国民党统治区赢得了较高的声誉，成为他步步登高的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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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东溜西逛管“闲事”（1）
蒋经国一行于1937年重阳节后到了南昌，先是住进赣江边下沙窝的江西励志社。该社干事谭克明见他带有家眷，又像逃难的，开始想拒之门外，经说明身份，才没话说，借他几个胆也不敢将“蒋太子”拒之门外呀。
“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清静所在。因为励志社毕竟不便住家，蒋经国不久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1938年1月，小蒋正式任职后，他的家眷才迁入一纬路原南昌警察局长的房屋。这是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与家人住得很安逸。
南昌这座历史名城，原本优美壮丽，入目是“禁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胜景。可是1937年秋天，蒋经国眼中的南昌城，却是一片孤城落日的景象。当时武汉正在鏖战，大批难民从北边拥入江西，男女老幼，手提肩挑，堵塞路途，边走边讨饭边叫喊，陆陆续续拥进南昌城。南昌此时挤满数10万难民，一片混乱。
蒋经国到南昌后，头几个月没有工作，是等待分配。这一段时间他很不痛快，他的太太蒋方良初来中国，言语不通，生活习惯很不适应，除了丈夫和儿女外，举目无亲。好在不久高理文和夫人罗南英来到南昌，他们生活在一起才感到愉快，因为高理文夫妇都是留苏回来的，彼此没有语言和心理隔阂，可以融洽相处。
小蒋生来性情好动，加之年轻，精力充沛，在家里闲不住，经常步行外出，不坐汽车，不带随从，穿着朴素，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出现在南昌街头、商店、工厂、农村，谁也看不出他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他在街头东逛逛西溜溜，管管闲事，跟东北、平津、宁沪等沦陷区流亡来的青年交往频繁，这些流亡青年在南昌一堆一堆的。有时他身着工人服装和青年们一起，大唱抗日歌曲，有时还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见到这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亡人士和普通百姓对他都有好感。
小蒋回国才一年多，还摆脱不了十几年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喜欢过一个平民的生活，又喜欢打抱不平。老蒋为了他的安全曾经派了十多个卫士来保护他，他都一一遣送回去了，只留下两个人在身边。他的行动使人难以捉模，他喜欢一个人出去，往往使溪口带去的保卫人员头疼。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保卫和司机他们都以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玩玩。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他们这些人又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按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毛宁邵爬墙进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站在门口的竟是蒋经国。他出去管闲事管到深夜才回来，保卫人员都吃惊不小。
一天午饭后，太阳毒辣辣地吊在当空，把人晒得浑身流油。体恤民情的蒋经国来到难民站视察，接待站里有一些大木桶，是供唇干舌焦的难民喝茶水用的。那么热的天，人不喝水是会渴死的。小蒋打开水桶一看，一个个都是空的，根本没有茶水。
小蒋火了，把站长找来，指着木桶一顿骂：“操蛋！你摆这些空木桶是做样子吗？大概你爹、你娘、你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当不了难民，要是他们亦在难民群中，你是什么感想？！”
站长听着蒋经国的训斥，无言以对，连声承认错误，并按着小蒋的吩咐，急忙为难民准备了足够的茶水。小蒋这才满意地走了。
这件事情过了不久，一天小蒋同一位朋友去看戏，路过一家旅馆的门口，见大门外围着一群人，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他好奇地挤到里边去看。原来是两个警察抓住了两个私娼，那两个女人都只穿着短裤、背心，警察要拖她们上警察所去。
小蒋一看警察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做得太过分了，就和他们吵起来：“你们让人家到警察所去，也得让人家穿上衣服吧？这个样子在大街上走，成什么体统，真他妈的胡闹！你们有本事去抓嫖客，她们也是可怜虫嘛！”
两个警察见他竟敢为私娼说话，好大的胆子呀！正要跟他发作，一看他身上穿的是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风闻这是“蒋太子”的典型装束，便机灵地忍住了，连忙改口说：“这位先生，您老人家讲的在理，我们这就放了她们。”
围观的人们看到这般情景都会意地笑了。
小蒋虽然是等待分配工作，可他并不去串权贵的门，而是整天往底层百姓堆里钻。有一天傍晚，江西省府委员萧纯锦公毕回家，路过蒋经国住所，见到他家门前路上，停了几十辆人力车，好生奇怪。他猜想是蒋经国在家设宴请客，但又奇怪他请的客人中怎么全是坐人力车，竟没有一个乘坐汽车的人吗？后又发现所有停在他门口的人力车，都是空车，没有车夫，车夫到哪里去了呢？他最后才了解到蒋经国这次所请的客不是别人，完全是人力车夫。
在南昌东溜西逛管“闲事”（2）
一个当今颇有声望的“千金公子”，竟邀请中国旧社会处于最低层的苦力、人力车夫作客，交朋友，省府委员萧纯绵看在眼里，心里着实佩服。国民党官员也说要深入民众，关心民众疾苦，但有哪个能深入到苦力群体中去，关心他们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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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1）
江西为什么成为蒋经国从苏联回来的第一个就职之地？这与蒋介石同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特殊关系有关。熊式辉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得势后的智囊政学系的头子之一。他与宋美龄也有较深的私交。熊式辉为了讨好蒋介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曾主动向老蒋表示，希望老蒋把儿子放在江西。
蒋经国一行真的来到了南昌，熊式辉认为还是有必要向蒋介石报告，当即打电报到武汉，说小蒋夫妇到了南昌（因宋美龄的关系，同行者不便提及毛夫人）。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即复电熊式辉，大意是说经国回国不久，要熊式辉加以教训。
虽然只说到“教训”，没说到安排什么工作，熊式辉接到蒋介石复电后，还是揣摸出了老蒋有将小蒋留在江西之意。南昌上层人士称小蒋是带了“尚方宝剑”的一只“虎”，拐公（熊脚受伤微跛，人们称他拐公）既喜这只“虎”又畏这只“虎”，既可借虎威自重，又畏养虎伤人。这里的关键是运用得当安排合适，但对蒋经国要怎样安排才合适呢？安排得好，对自己今后的前途大有帮助；安排不好，不是得罪父亲就要得罪儿子。熊式辉早听说过小蒋留学苏联的一些赤色传闻，如对他委以重任，深恐控制不住。当时省里合适的官位均已告满，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两个坑。给“蒋太子”一个什么“坑”好呢？他颇为踌躇。反正老蒋还没有正式提安排儿子工作的事，他也不必着急，所以没有给小蒋安排什么职务，也不敢去“教训”他。
小蒋在南昌闲住的时候，老蒋在庐山忙得不可开交。南昌市离庐山不远，闲不住的小蒋便上庐山去拜见父亲，请示就职去向。蒋介石亲笔给熊式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犬子回来，要求在你名下做点工作，希望严加教育。
小蒋持信面谒熊式辉。这次有了老蒋的手书，指明要在他名下做点工作，熊式辉就要认真考虑小蒋的职务安排了。
熊式辉受到蒋委员长的托付是引以为荣的，但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在他名下做点什么工作？老头子惜墨如金，没有任何暗示。对蒋经国的出处怎么安排？请他干什么好？熊式辉一时拿不定主意。安排不好就会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前功尽弃。他向省政府诸委员征求意见，有的建议建设厅长龚学遂当了南昌市长，这个遗缺可请小蒋来补。这就是说要安排个省厅级的位置。省保安处长廖士翘自动建议说：“我的处长让他来当，我可调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去，这样对于省保安工作不受影响。”其余还有种种意见建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熊式辉反复权衡采用了廖士翘的意见，遂向蒋介石秘电请示。极有心计权谋又深谙宦海风波的老蒋复电不准，说：“经国年轻，缺少经验，不宜独当一面，可当副手，以资历练。”熊式辉心领神会，即拟任小蒋为省保安处副处长，再电请示，被批准了。
熊式辉即在1938年1月发表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这是蒋经国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不久，又发布他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学生队总队长，且兼任江西伤亡管理处长。不久，又任命他兼任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的处长职位极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
其实保安处原已有了副处长，为了安排蒋经国，熊式辉只得将原任副处长的自家侄子熊彬改任保安处参谋长。在名义上好像蒋经国是在熊彬之上，但实权还是操在熊彬手中。
以28岁的青年而言，这个“副处级”少将衔职位似乎算破格提拔，但对于蒋经国来说，却并没有擢升，他在苏联就当过大工厂分厂长，也相当“副处级”，何况他正经在托尔马乔夫中央军政学院学过军事、政治，当个省保安副处长并不算过分，只是少将军衔有点偏高。不过当时的少将很滥，国民党军警宪特队伍里像“豆瓣酱（将）”似的多的是。
1938年2月，熊式辉又接到蒋介石的来信，托他延聘名师，教子读经。他是嫌儿子洗脑还不够彻底，中国传统文化丢得太多。熊式辉当然不敢怠慢，惟老师难请，谁能当这“太子太傅”呢？熊式辉就请教育厅厅长程时轸多方慎重物色。程厅长推荐当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易教授担任。因这时南京已沦陷，中央大学不得开学，王易暂赋闲在家。当即由熊式辉电请蒋介石核定，送上聘书，并商得程时轸同意，借用其住宅楼下的书室为馆址，规定小蒋半天读书半天工作。教学内容除蒋经国阅读经史子集提出疑难，由王易随时析疑解答以外，为适应抗战军事需要，还以讲授我国古代兵书为主，攻读《孙子兵法》《大公六韬》《黄石公三略》。这本教材叫《兵书集成》，是用连史纸宋体字精印的线装书，非常讲究，绝非南昌市场坊间所能购到的，是他父亲蒋介石从外地寄来，供他及其伴读者共同学习之用的。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2）
小蒋遵从父命，尊敬老师，勤奋课读，不敢稍懈。他学生当得认真，从不迟到或托故请假，一定在老师未到馆之前，先到馆洒扫内外。王易老师一到，他就迎上前去，倒茶敬烟，执弟子之礼甚恭，毫无时下公子少爷习气，深得老师欢心。王易很满意地说：“小蒋尊师重道，熟读兵书，毫不松懈，殊属难得。”有时他还得意洋洋地说：“孺子可教也。”
1938年5月，小蒋任江西政治讲习院军训总队长、训导处副主任，无法继续读书了，从此中断。他虽然只读了三个月，但心得不少。1939年他到赣南后，仍不忘读经书，曾经说：“姜尚在三千年前，就有民主政治思想，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天下人共同奋斗。”
熊式辉把他安置在保安处副处长这个高位闲差上，无职责无权力，甚至每日上不上班都由自己决定。他只期待小蒋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闲逸的开端，不必担负大多实质工作，熬资历就行。不料小蒋无法忍受无所事事，他刚从紧张繁忙、热火朝天的苏联回来，在贫穷、饥饿还有日本侵略的祖国，却做起了大爷，这令他心急如焚。急于干事的小蒋不管那么多，认真干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派新锐气象，积极得让保安处和熊式辉都受不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且不管大会小会或上课、训话、个别谈话，只要说出“蒋委员长”四个字，就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景，所有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士兵，甚至学生、群众，都要就地“立正”，态度恭敬、严肃，谁也不敢疏忽大意。
惟有小蒋敢“疏忽大意”。1938年春，省保安部队官员集合，听新上任的蒋副处长训话。他习惯地把“蒋委员长”这个称呼，改为“老头”。保安队官员们都明白他嘴里说出的“老头”就是“蒋委员长”，仍然不敢懈怠，都倏地站起身来“立正”。小蒋看不惯，急忙摆手，大声说：“莫来这一套，我所以称呼‘老头’，就是要避免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要不得！”
小蒋不但讲话口无遮拦，出牌也不照章循规。有一天清晨6时，他单独一人到驻防在南昌市区内的保安第一团去视察。他身穿便服，也不说明身份，到团部说要见团长。第一团的值勤官兵对这位新上任的副处长都不认识，看他也不像个长官，就呵斥说：“时间这么早，团长还没起床呢，下去等候会客。”
小蒋不计较他的态度，仍客气耐心地问：“团长何时会客？”
“7点钟之后。”
小蒋说：“我在会客室等一等好吗？”
卫士见他不走，只好开了会客室的门让他进去，既不向客人倒茶，也下去报告团长，把他晾那儿了。小蒋在会客室里等着等着，7点钟过去了，7点半过去了，直到8点钟，第一团的王团长才来会客。一见面认得是蒋经国副处长，已经在此空等了二小时之久了，就惶恐起来，急得他面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