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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翻史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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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留了很大余地。仁宗皇帝也是非常器重欧阳修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到滁州后,“态度”就成了决定他日后仕途是否顺利的最大标尺。
  什么态度呢?只要他向守旧派服软,寄身投靠,并跟范、富一派声言决裂,欧阳修很快就可以还朝高升,但他也将因为做了变色龙,而被天下人所不齿,被变法派所痛恨。继续跟守旧派对着干呢?那么,守旧派将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他也可能从此无法再回到朝廷了,很可能会像寇准、范仲淹那样被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是很想有些作为的,这条路他也不会选。
  思前想后,他选择了另一种路子,把球踢到皇上脚下,跟皇上暗示:我已经知道错了,已经改造好了,圣朝如果需要我的文章,随时可以召我回去。
  跟党争的两派,他却都不远不近地敷衍过去。他没有表态。一个“醉”了的人还怎么表态呢?
  欧阳修主意已定,要在滁州导演出大文章来。他下功夫钻研滁州的历史风土,并出城兜风,实地考察地形,查地方志,为创作找素材。
  忙活到第二年(庆历六年)的开春,东西成了。
  于是,便先后有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这是一正一奇、一实一虚的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课本里学《醉翁亭记》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同一年,欧阳修还写有一篇《丰乐亭记》。在当时,这两篇记是一同流传于天下的。了解《丰乐亭记》,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太重要了。
  《丰乐亭记》写的什么呢?用四个大字就可以概括——
  歌功颂德。
  这篇记里,欧阳修通过描写滁州的历史与人情,来歌颂大宋的文治武功和当今皇上的仁德。
  文章大意是:我被贬逐到滁州的第二年开春,才适应了此地的水土。考察民情,得知城外有一座小山,叫丰山,中有清泉。我到那里,见山清水秀,于是建亭,称为“丰乐”,作为滁州一景。此后,我经常跟滁州百姓一同来这里游玩。考诸史册,才知道滁州在古代是用兵之地,太祖皇帝曾经在这里打了大胜仗,可是我想进一步考据,却发现滁州太平已久,百姓都没有能回忆起兵戈之事的了。如今的滁州,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到这里来做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劳心的,我就只好发扬圣朝宽简治国的精神,与民休息,我自己主要是在与民同乐的过程中,宣讲皇上的恩德,作为太守,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文章写得非常实,用的是第一人称,把皇上希望看到的,自己思想改造、感激圣恩的过程写得老老实实,拳拳切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2)
可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篇文采欠缺的《丰乐亭记》,宣传效果远远不够,欧阳修还需要一篇真文字,需要能够传扬天下的好文章。他先推出的《丰乐亭记》,相当于体操比赛里的规定动作,把有可能妨碍文辞之美的要素,在这一篇里先都说到。
  接下来,他再落笔,就可以任意挥洒了。你再看《醉翁亭记》究竟怎么写的——
  开头第一句,就是虚的:“环滁皆山也。”
  这第一句话太有意思了,因为滁州城周围只有一座山,就是琅琊山。前面提到的“丰山”,严格意义上讲根本算不得山,只是小丘而已。
  可为什么下笔就是“环滁皆山也”呢?整得滁州像一座山城似的。
  这便是唐宋文的新套路,是把文人画的法式引入到文章结构中。“记”,在韩愈之前是实录某件事情的文体,从韩愈开始,文以载道,主题先行,“记”里边可以有引征,有抒发,有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这就与文人画相通了,王维《袁安卧雪图》把芭蕉画在雪地里,他还喜欢把本不在一季的桃花、杏花、芙蓉、莲花放在同一画面里头,能够通过对线条、形体和颜色的把握,达成和谐的效果,从而开辟了南派文人画的自由境界。唐宋文取该法式作文章,对文章意境的表达和主题的完成有同样效果,大笔轻挥,随意点染,便是一派主题化的山水意境。所以,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忽阴忽阳,苏轼《后赤壁赋》可以凭空拈来一鹤,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可以给滁州城外加上群山环抱。
  所以,皇帝看这篇文字,看第一句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事情都是虚的。而欧阳修的政敌们,也根本不可能把这文章里哪一句话坐实了。当时,看了这篇文字而慕名到滁州赏玩的人,也不会细究为什么滁州外边其实没有群山。
  看南派山水的人,会迂直得去考察实地的形似吗?后来的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云:“野鸟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滁州竟少山?”这就是不明白文章为什么而作,于是处处拿尺量的人,这是很煞风景的。
  因为这五个字实在太妙了,一下就把读者带到玄中,所以,后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写道:“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不过,这个肯定是炒作了,以欧阳修的大手笔,他的文章主题是什么,早已明白于胸,不至于下笔就跑马,而且滁州城外没有环山,点染尚可,非要细描的话,几十个字的篇幅,都写什么呢?
  回到文章。山势已成,镜头切进。走进琅琊山,峰回路转,有溪,有泉,有亭,建亭的是谁呢?是山僧智仙。这位智仙实在很有“商业头脑”,就泉酿酒,还造了一座酒亭,支局邀太守来饮宴。
  很明白,智仙的“经营”不可能是真事。林语堂《孤崖一枝花》写“老僧酿酒”,与此是同理,都是修辞里的借取法。反之,如果不拉来智仙,而愣笔实写太守径直带人进山,造亭题字,然后饮宴作文,自编自演的色彩就过浓了。
  再往下,还是虚的。欧阳修自己出现在镜头里,称为“醉翁”——这回不用《丰乐亭记》里的“我”了,改了第三人称(小朋友们请记住:写自夸的作文,一定要用第三人称)。
  欧阳修写这篇东西时多大岁数呢?不到40岁。固然古人三十即可称老叟,但欧阳修把自己归入“老翁”一类,还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上的敌人已经没有威胁了。
  至于喝酒喝“醉”,更不可能了。古人酿酒,麦芽糖指数要比今天的蒸馏酒高得多得多,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喝醉,无异于自杀。
  到了晚上,游人散了,“禽鸟”乐了,这是什么禽鸟?别处的禽鸟都是夜倦归巢,偏此处的禽鸟越到晚上越精神,莫非是猫头鹰一族?
  ——这禽鸟也是虚的。
  山不是真山,水不是真水,鸟也不是真鸟,亭子是后修上的,但太守偏偏又自称“乐在其中”。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呢?
  那就是国泰民安的气氛和宠辱不惊的忠忱,两者之间实现了共鸣。
  这才是欧阳修想要表达的。 。 想看书来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3)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这是什么?是官场沉浮,都在皇上的大局安排,我这里深体上意,宠辱不怨。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费尽心思把滁州百姓从城里拉出来游玩,正是想让他们在青山绿水的激发下,表露出那种沐浴着太平盛世的圣恩的快乐。所以,欧阳要强调滁州人的快乐不是山林里的快乐,不是桃花源的快乐,而是现实的快乐。此记全篇皆虚,只两笔是实的,这是第一笔——惟其如此,太守才能替皇上高兴得起来。皇上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子民沉溺于“山林之乐”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滁州一派太平景象,“颓然乎其间”的欧阳修醉了,也许一醉就是很多年,可是就在这里终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欧阳修其实是很清醒的,一喝酒脸就红,只是为了表达这种乐在其中的心态,虽然现在是被放在了这山水之间。
  到这里,作者明写山水之乐或者什么与民同乐,而实表忠君之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思就很昭然了。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是第二笔实写,意思也很明白:我庐陵欧阳修的文章,能够给你的圣朝润色鸿业。
  注意,这篇记虚实远近相济的写法,全与南派文人画的法式相通。
  综上,《丰乐亭记》是写实写情,《醉翁亭记》写虚写意,而后者才是着力之文。
  比较柳宗元那实写凄山冷水的《小石潭记》,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政治上比柳宗元成熟得多,也更善于利用自己文豪的身份。
  据《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原来,《醉翁亭记》全篇18个“者”字,21个“也”字,16个“之”字,25个“而”字,10个“乐”字,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朗诵的氛围,一种摇头晃脑、陶然醉之的催眠效果。这是最好的利用文笔做政治宣传的企划案例。
  欧阳修在滁州做官,真的只是游乐于山水间吗?错。
  其实,欧阳修在滁州是很有作为的。他知州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实任周期更短),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重修了城垣,开辟了很多旅游景点,还在城外开辟练兵场,加强武备,整饬治安环境(百姓真“不知兵”可不行)。但,因为庆历新政被推翻之后,举国上下的政风也为之一改,鼓吹“宽简”的风格,于是,他把自己的治理滁州,也包装成了“宽简无为”风格。
  后来,他去代理开封府尹——这个官职大家很熟悉。巧了,欧阳修的前任,正是包公。包大人开前门办案,铁面无私,御下极严。属官们白天笑,夜里哭,苦捱时光,终于把包大人盼走了。欧阳公紧接着来升堂,却是润物无声,不拍惊堂木,也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多事者,曾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座写着“包严”,一座写着“欧宽”。
  欧阳修是个很会做官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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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1)
——《伶官传序》为什么感慨万千
  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伶官传序》,历代被称为有“远见卓识”的好文章。在欧阳修《新五代史》中,《伶官传》的地位也很高,可以与《唐本纪第五》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本人的部分参照并读。因为,作者欧阳修作为文豪,在这篇序文里提炼出了很多的警句,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
  不过,从欧阳修这样堪称北宋一朝的“有识之士”总结出的前代“教训”中,后人可以看出北宋人的思维方式,窥见北宋积弱乃至最终沦亡的主观原因。
  换句话说,欧阳修从作家视角修史,宋朝皇帝以玩家视角读史,这种严重忽视历史客观性的态度,是有宋一代不能很好利用历史经验,而衰亡下去的一个直接诱因。
  《伶官传》里的是与非
  先看看《伶官传》里的这些主角——伶官。这个身份,在欧阳修这样的儒家文宗看来,就是非常滑稽的。“伶官”指供奉内廷的伶人及伶人中有官职者。最早是单纯的乐官,比如春秋时晋国的师旷;也有的带一点表演,如楚国的优孟。其中师旷是贵族化的,优孟则来自于民间,这些人在古代是很受尊重的宫廷艺人,都是很有智慧和操守的人。高渐离在秦统一天下后,也曾借担任宫廷乐官的身份,试图刺杀秦始皇。
  到唐朝,随着行政体制的系统化与科学化,乐官的地位已经大为降低,除了祭祀、登基等重大场合,传统的贵族音乐很少有机会得到展示。唐玄宗这样的玩家皇帝喜欢欣赏歌舞、唱戏,安禄山就是因为善旋舞而得宠的,后世的梨园弟子也供奉李隆基为祖师爷。
  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的那些伶官的含义则不同:这些唱戏非常好的艺术家,竟然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的制定。
  从李存勖本人的生活轨迹看,这个人有两大天赋,一是打仗,再是唱戏。他不仅识谱,还能作曲。李存勖的时代,后梁、后唐在中原争霸,狼烟不绝,李存勖在戎马倥偬之余,打到哪里都不忘征召各地的歌手与艺人,还组建了一个“李家班”,排练各种戏目。李存勖本人艺名“李天下”,是戏班的头牌。
  李存勖为了李家班的组建,是不惜本钱的。他率大军血战,攻灭后梁,李存勖欣喜若狂,纵马飞驰进汴梁城。众多将士见主子这样振奋,都以为马上要开始封赏功臣了,便也催马紧跟其后。入城之后,李存勖一马当先,直奔教坊。远远地,大家看到教坊门口跪着一个人,李存勖见他,像见了亲人一样,纵马过去。大家正在疑惑,转眼已到近前,那人抬头,大家一看,却是李家班的名角之一周匝。数年前的一次作战中,周匝被后梁军队俘虏,此事令李存勖一直寝食难安,夺回周匝的情结,也加强了他灭梁的决心。
  于是,在这改天换地的时刻,戏台上的搭档重新聚首。
  李存勖关切地问:我知道,你果然还活着。功夫没搁下吧?
  周匝回道:我这有用之身,怎么能够轻易荒废呢!
  李存勖又问: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你想要什么待遇,赶紧写个报告上来,我一一给你补上。
  周匝含泪回禀:身陷敌营,苦是没少得吃。不过,我能活到今天,全赖后梁宫中的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两位周全营救。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的重逢,希望您能够让这两个人做刺史,来报答他们。
  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是好感。
  这样天下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各种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的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更是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了——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2)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在上面提到的名角之中,只有敬新磨是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正直之士,颇有些东方朔的风范。一次,庄宗与众伶在宫里排戏,入戏太深,忽然大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庄宗被打愣了。众人大惊,赶紧把敬新磨按住,问他:“你怎么敢打皇上?”
  敬新磨不紧不慢地说:叫李天下的,天下只有您一个,您怎么还能喊别人呢?
  庄宗听了,转怒为喜,大加赏赐。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敬新磨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劝谏庄宗,不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的。
  至于另几位,除了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特殊位置为非作歹之外,便没有其他事迹了。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够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为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实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这样的“教训”,其实只是大言欺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用高调。
  下面,扑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除了编纂《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赵莹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是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他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生前由他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新五代史》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个评价,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家的标准观点。而欧阳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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