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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定天下”更荒唐。赵普曾长期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军务高参），他用来辅佐赵匡胤“定天下”的（其实是“篡天下”），恰恰是谋略变通之术，在《论语》见不到，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那些小故事里也是见不到的。
敢说自己用《论语》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赵普一人。连中学生都知道，赵家的天下不是从正路上取得的，《论语》里哪条是教唆阴谋家们发动兵变的呢？赵普的政治履历，正可以用来作为提倡“君君臣臣”的《论语》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为这话说得不合事理，所以关于这话是否真为赵普所说，历代质疑者不绝——北宋上承五代，那是军阀混战，军人习惯了搞政变的时代，所以，宋代开国的国策是重文轻武，大力推重读书人，到范仲淹的时代，宋朝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历朝历代。我们现在说宋朝人写诗有学究气，宋朝人还嘲笑唐朝人的诗写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这样说：本朝开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时受的教育，所以，连赵普那样《论语》都读不全的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为《论语》在那时候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教材。
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个说法却在南宋时成了定论。当时程朱理学兴盛，朱熹着力拔高《论语》，该书被理学家们抬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认为《论语》里一句，顶别的书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论语》”的故事附会到了曾跟《论语》沾边的赵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论》《鹤林玉露》里边的“记载”大概来自这个需要。这和后世商家的“启发式炒作”有些类似了。
我们的畅销书“以言取人”，引之为据，这是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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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1）
——说说《岳阳楼记》里的三层利害
古人的文章，写出来了并能够流传天下的，有的是用来明道，有的是用来言情，而华丽媚众之作并不多。此类所谓“言之有物”的好文章里，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内之物。而像《岳阳楼记》这样兼统内外、动心见性的文字，实在有细读的必要，因为学做文章，仅仅背诵和炫耀是不够的，关键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来，对于《岳阳楼记》的解析，总是过多地强调字里行间的华美音阶和表层含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现状。当代人学习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写文章时的处境，了解他的难处，才会洞见他提笔的可贵和经营的心思。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本人正处在一个失势后很艰难的状态。这时候，被贬谪的同党滕宗谅（即滕子京）让他写序，其实是出了个难题。没想到，范仲淹这篇文字写得读来磊磊落落，里边余味却曲曲折折，实在是可以兴邦祛厄的大手笔。
范滕之间的渊源
范仲淹这个人，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他少年苦读，中进士授官后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得到晏殊的推荐，入朝当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专权的太后而被贬。
后来几经沉浮，范仲淹临危受命，又到西北对西夏作战的前线督军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强盛，内有暴###民，中央财政紧张，朝廷陷入危机，范仲淹跟韩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为副相。庆历三年，仁宗急切垂询富国强兵之法，范仲淹遂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时亦提出相应策略，仁宗也就采纳了。
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遇内外巨大阻力。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为朋党，外贬地方，韩琦、欧阳修上疏帮其辩驳，很快被外放。还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与范富曾有渊源的，也受株连而先后被贬，比如苏舜钦。
范仲淹在受托写《岳阳楼记》时，正是庆历六年年中，他被贬放到邓州后，言行上受着朝廷里守旧党人高度的“关照”。而这当口，他突然收到老部下滕宗谅写来的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说岳州（即文中说的巴陵郡）胜景岳阳楼已经在六月重修完毕，希望他给做一篇文章，好刻在新楼之上。
这个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同一年举进士），早在范仲淹仕途初起，在泰州任西溪盐官时，滕就是范的搭档。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造福当地，滕与他文武相济、合作愉快。后来，范得到擢升，也一直不忘提携滕宗谅。范在西北守边时，几度形势危急，都是滕便宜权变，助范渡过难关，所以，范仲淹入朝为相后，推荐滕出任边境地区的兵马总督兼当地知州。滕宗谅施展文韬武略，正待大干一场，不料朝廷那边却有人盯上了他。
原来，庆历三年新政颁布后，守旧派一直在找机会整倒范仲淹。但，范清廉正直，朋友很多，而且是地方上干上去的，有功于国，根基深厚，除了有时喜欢自我标榜一下——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的风气——没有什么破绽可挖。于是，守旧派便从他身边人和老部下入手。滕宗谅是范仲淹死党，又在范发迹的地方任职，收拾了他，既令范少了一个外援，更可以给范的政绩抹黑，可谓一石两鸟。偏偏，滕又是一个行事粗豪、性情自负、锋芒毕露的人，做人处事的漏洞很多，加上范、滕在边地与强敌周旋，少不得有些杀伐决断、冒支公款的事情，滕宗谅每每做过这样的事，便把纪录和账本烧掉，如此则事发之后，祸患不至于波及范仲淹，但他却也只好自己一人背锅了。
于是，庆历四年初，御史们以“擅行边事”之类罪名纠弹滕宗谅时，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多方保他，他也还是被贬职，到岳州当知州去了。第二年，他听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被外放，新政被皇上彻底抛弃，感觉再无翻身之日，于是在岳州主持重修了名胜岳阳楼。
所以，滕宗谅重修岳阳楼，并不是什么“盛事”，而是有很多意气的成分在里边。据记载，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庆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2）
滕宗谅的言行，当然在朝廷守旧派的掌握之中。滕写的《与范经略求记书》落到范仲淹手里后，范如何应对这个难题，就更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了——他若不写，则是示弱，而令新政党人气沮；写得不谨慎，语带怨尤，或被人提炼出对朝廷不满的意思，又立即会招致横祸。
在这种情境下，范仲淹动笔了。
文章里的几层利害
退下相位后买了千顷良田防老的范仲淹，在这篇文章里，落笔每一个字都带着心思。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文章第一段看似平铺直叙，但如果你觉得这真是为了走通格式的铺叙，那就错了。第一句说滕宗谅“谪守”是“抑”，下一句“通”“和”“废”“兴”又成了“扬”。一抑四扬，这是什么？这是宰相声调，是失意的老范鳞甲微露，却又不落痕迹，只是轻轻一下，马上又转到修楼话题上，因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宗谅才“重修岳阳楼”，是锦上添花，不是劳民伤财、无中生有的形象工程，这就给滕的做法定了性，也给全文定了调子。如果没有这些，范仲淹的这篇文字在朝廷眼中，性质就相当于下战书了。
下面的文字里边，范表达了他对三个层次的利害关系的认识。
首先，亮出自己的相才。
相才是什么？是包容与设计的才能。世事洞明，成竹在胸，进退自如，可荤可素，是为相才。
旁人写《岳阳楼记》，少不得要铺陈岳阳楼、洞庭湖以及岳州的名胜、人物。范起笔就不是这样，他把自己的视角，设在一个虚拟的高度：不仅洞庭，而且岳阳楼，甚至整个岳州，都在他的俯瞰之下，他视野的极限，达到巫峡、潇湘。如此壮观的江山，在范的笔下不过是个笔下他世界，纸上小乾坤。
这是对空间的掌握，是玩物。
然后，“骚人”“迁客”来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写“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的那些人。这一段的笔法非常峭刻，有些近似当代的网游玩家的心灵经历。他先是把天地景观设计得一派愁云惨雾，让大家上去，并且强迫发言，这样，大家当然不会写出什么好话；可是，老范笔锋一转，不存盘马上退出，并重新进入游戏，这回他把环境设计成天朗气清、水清沙白，再让同一些人登楼，虽然大家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已经不得不强颜欢笑了。
这是对场景的掌握，是玩人。
通过时空错位叙述的手段，通过折腾大家的“览物之情”，老范展示了强硬的局面掌控能力——顺手拈来，要远山有远山，要长江有长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铺陈随意；物喜己悲，随意翻覆，有劝有鉴，拿现在的话说，是体现出很高的把握理论水平。
范仲淹写到“忧谗畏讥”“把酒临风”等字样，是鲁迅式的白描。当时，他两边嘴角一定是向下的。
这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范仲淹本人一旦登楼览物的真实胸襟，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器量。
其次，展现出对滕宗谅的劝慰之意。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身在邓州，眼前是一幅随信送来的《洞庭晚秋图》。滕宗谅希望范写什么，很明白。但，范要追求自己的文章效果，自然要突破这个时空限制。
滕宗谅后来去世，范仲淹给他写墓志铭，总结他的性格悲剧是“名以召毁，才以速累”，并且“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为众忌嫉”，把滕宗谅的一生看得很透彻。《岳阳楼记》里他劝滕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其实是非常高的标准，非常人之所能为。
儒家的经典认为士人的道德标准是怎样呢？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临川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悲悯自己的理念不为世所容，看着酒壶也憋气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权贵出猎，获麟而回，孔子物伤其类，遂投笔停作《春秋》。这些都反映了连孔圣人尚有以物喜、以己悲的实例。
范仲淹的标准，孔子达不到，滕宗谅当然更达不到，只有虚拟世界中的“古仁人”才能达到。这里是给滕设计了一个学习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足够了。人治的时代，态度决定一切。
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3）
劝慰的话说得过重，按人情的规则，这等于是摊牌：听我的劝，我们一起玩；不听劝，算了，将来你出了什么事不要来找我。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里的“噫”字用得很艺术。须知，“悲夫”，引出的意思是不奢望被理解，我自己独自抓狂好了；“噫”，则表达了希望得到理解，又预感自己将是孤独的预言者卡桑德拉；而“呜呼”，又含有知道世人一定能被自己感化，所以接下来要洒一点狗血的意思。
而且，这样的话还有个功能：给隔墙的耳朵听。
文意顺水推舟，下面第三层利害，马上就是跟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
再看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其实接近于反话。实际上，通常的标准是，居庙堂之高应该为君分忧、心系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应该为民父母、造福一方，不这样做，便是上下混淆，不识大体。但范仲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跟滕宗谅一样，都是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只是陪绑的）。他们的身份特殊，所以行事标准也就特殊。
范仲淹把这些提炼成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其实是老范很多年的口头禅。
普通人要按照这一点要求自己，恐怕将要累死。但老范严正提出，并写在岳阳楼上，由天下人去品评，这是政治表态：一个给朝廷的不卑不亢的政治表态。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不是为了一己之乐，而是为了天下人的大乐。
有了这句话，全篇的意思得到了升华，朝廷里那些咬人的言官也张不开嘴了。范本人作为庆历党人的“首恶”，已经很难翻身，但是富弼、韩琦，或者还有受瓜葛的欧阳修，他们因此保留了翻身的机会。后来，这些人也真地翻身，纷纷得到了重新起用。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跟《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庆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软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明明被贬，却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其唾面自干的姿态，在朝廷眼中，当然是改造得最好。
后来，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受到迫害，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皇上看了，心下宽慰：看来这个苏轼还是“忧其君”的。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后来，辛弃疾失势蜗居，写《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悦。这是完全没有被改造好的老顽固。
迁客的文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做一个类比。
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
再补充一个细节，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钦。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他当时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么事呢？此君把卖公家办公室废纸的钱，会几个同事吃了顿饭，席间还听了几支小曲，结果遭到弹劾。有名的“沧浪亭”，正是他在苏州做寓公时置办的房产。
滕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钦题写，岳阳楼真可谓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
庆历新政的含金量
庆历新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对，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者，见硬即回。
而士人阶层呢？金庸先生曾说，宋朝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他们最受尊重的时代。结束五代乱局，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认为，文人与武夫相比，光说不练，毕竟还是安全一些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与五代时武将手里有点兵马就想当皇帝相比，文人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他给继承者留下了恩养读书人、不砍读书人脑袋的祖训。
但他没有想到，文人虽然讲理，却是各讲各的理，而且喜欢上纲上线到君子与小人的程度。从庆历党争开始，党争的硝烟弥漫了北宋的全部政治生活。宋朝是知识分子之间最不互相尊重的朝代。
在这样的朝代，范仲淹整顿吏治，拿士人阶层的恩养待遇开刀，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试图以身作则，要求所有士人“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谁能听他的呢？范仲淹在相位上时，派出精干，纠弹各地不称职的官员，落实了某一个冗员的问题，下笔勾掉这人的官籍。富弼劝他：你勾掉一个名字，就会有一家人大哭，范说：可是我不勾掉，则会有一路的人家要哭！
官场不是战场，杀伐决断者，多欲速则不达。
说起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区别，那就是：庆历新政是首先拿吏治开刀，是要改变宋太祖以来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而熙宁变法则先动财政，绕过庆历新政的雷区。
其实，两次变法都是削弱宋代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以求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不同的是，范仲淹瞄准的是士大夫阶层手里的铁饭碗，而王安石瞄准的则是他们铁饭碗里的内容。
这样，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失败都是必然的了，因为改革可以令天下的黎民高兴，但是，辅佐赵家皇帝坐镇江山的却是天下的士人。
为什么管仲和张居正却成功了呢？
因为，他们不光“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能领着士人阶层先天下之“乐”而“乐”。专制帝国时代的新政与改革，跨不过这个看似黑暗的漩涡，绕出来，就成了；绕不出来，国家则必将从内部瓦解。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1）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的是什么
在欧阳修的著作集里，《醉翁亭记》是极为奇异的一篇。
此公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唐朝的韩愈，堪称一代文宗，两宋比他晚的写文章的那些人，个个都有他的文集，所以欧阳修文章一出，则天下传送揣摩。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有关《春秋》的文字，就事上疏的奏折，或赠给后辈的序文，都写得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笔力非常强大。但这一篇《醉翁亭记》却写得弯弯绕绕，神神鬼鬼，轻轻飘飘。不知情的人，只道欧阳修是自诩为“与民同乐”的太守，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游山玩水，与民同乐，醉饱而还。
其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是在他支持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政治上失势，政敌还在监视他的施政、言行与文章。所以，他的心情，不可能如文章里写得那样“乐”，所以，后来很多分析者根据他的这个背景立论说：欧阳修是在强颜欢笑，是在借写乐，来掩饰他自己的“忧”。
其实不然。
欧阳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作这篇文章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要在政治上达到自救的效果，为后来的翻身而造势。透过史实的滤光镜，俺们就能够照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到底落实在了什么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在乎朝堂上也。
前次分析《岳阳楼记》的时候，扑说到了庆历五年，新政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纷纷被逐出中枢，欧阳修因为同情庆历党人并为其张本，也遭到贬逐。但，贬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参与新政，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