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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
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
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
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
②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
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 697—978 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 389—423 页。
①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
者。
②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78
年 7 月）和 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1 期（1981
年 11 月），第 113—115 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
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
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 40 卷第 3 期
（1981 年 5 月），第 539—558 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
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
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
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①这种停滞
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
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②，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
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
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③
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
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
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
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
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
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
“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内部
颇有剩余。①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
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
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
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
②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
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
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 ２０ 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
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
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
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
否有剩余，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
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
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
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08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88 页。
② 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 4 卷第 4 期
（1982 年 8 月），第 745—747 页。
③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318 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
济史专题论集》，第 329—330 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64—81
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 359—375 页。
② 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
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397—438 页；
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 5
章（马若孟著）。
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
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①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 ５０％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
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 １９ 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
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
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
收租有困难。②
一些 ２０ 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
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 ４０％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
权分配不均，大约 １０％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 ５０％以上的土地。①若
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
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
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
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②
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
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
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
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
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
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
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
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
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
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
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 １９ 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
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
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
①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08、412—413 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
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 16—2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76—90 页；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25—33 页。
② 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学报》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6—599 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3—65 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
斯基著作，第 53—55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362—363 页；赵冈：《中国
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 志》第 40 卷第 4 期（1981 年 8 月），第 733
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7—418 页和同时期
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① 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
中国》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页。
② 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22—424 页有摘要。
很善于用利润再投资，如方氏家族能维持商业利润数代不衰。据日本社会学
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泽为人正直、俭朴、忠于职守，比得上最虔诚
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①
然而，从事经纪业务仍然是清代商业活动的主要模式，并延续至民国时
期。商人们颇喜划分市场和销售阶段，把他们的资产分散在若干个企业中，
或一种以上的商业行业上，并在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营业。不用于商业再投
资的利润，或不用于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润，被投资于土地、家庭成员教育、
宗族机构和乡里公益事业。这类支出，既表现了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经济利
益多种经营，又体现了士绅的价值观。然而，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固有的风
险和责任的扩散妨碍了财富的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广大资本家的企业家精
神。②调动财富的公私金融机构，如欧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或
长期公债，在中国均告阙如。
在循环而长存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怎样呢？不少经
济的发展似乎是发生在国家控制之外。国家抽取相对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
赋比日本明治时期为轻。③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业税，并未根本改变这种状
况。清政府力图控制重要的专卖事业，维持粮食北运供应京城，并由于其利
益在于稳定粮价而监督粮食市场。然而，官仓制度在 １８ 世纪以后已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①专卖事业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断增加的市场和萌发出来的商业组
织，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极松。在民国时期，不论是众多的
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向商人勒索金钱，商人经常抱怨税收的频繁和过重。
但是，这些政府都不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有一种估计提出，１９３１ 年全部政
府支出，尚低于 １８８０ 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②
不论是在帝国晚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触就要受到勒索。
但是，他们并未受清政府的压迫，不然他们就不可能享有 １９ 世纪时所拥有的
财富和地位。详细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励商人在盐业等专卖事业
中合作。③满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间接报酬的
① 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 26 卷，第 31—32 页；第 27 卷，第 12—13、40—41 页；
《上海钱庄史料》，第 730—734，743—744 页；苏 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
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84—85 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 142—146 页。
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 年》（加利福
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 112 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 118—119
页。
② 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
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 年》，第 61 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
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 343—348 页。
③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128 页；第 6 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 19 世
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① 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 97—100 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
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第 694—699 页。
② 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
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 国近代经济史》，第 3—14 页。
③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 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
的经济组织》，第 23—27 页。
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
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①
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
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
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 １９ 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
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
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 １９０４ 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
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
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②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
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
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
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
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
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
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
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
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份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
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工业
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
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
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
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①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
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
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
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
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
①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第 127—144 页。
② 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8 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第 95—124 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
在》。
① 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 年》，载珀金斯
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19—48 页。
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
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
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②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
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
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