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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１９ 世纪中期，
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
队，在 １９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
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
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
２０ 世纪的头 １０ 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 １９ 世纪中期的
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 １８９０ 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
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 ２０ 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
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
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
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
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 １０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07—214 页。
① 见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
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
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
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
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
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
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
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
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
图使之分离。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
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
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潮。１９２７ 年中国共产
党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
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
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
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
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①
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
１９３１ 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
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
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
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
到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①资本缺
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１９３１ 年长江流域的
严重洪水，１９３４ 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 １９３６
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
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
河北，并于 １９３７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
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
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
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１ 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
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
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
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
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 １９４９ 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2 章，《运输》。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
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
不稳定性和并非与过去全然无关的进展很慢的内部变革；也反映了西方贸易
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冲击。讨论 １９ 世纪的经济，有一种方法是回溯几百年去考
虑商品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过程，或是考虑农村的社会关系与土地的占有
的变化；这些至少可追踪到 １６、１７ 世纪的明代。①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甚至仍
在争论，晚期帝国的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轮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来的，可是，
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 １９ 世纪西方国家的入侵上。
２０ 世纪以前的资料贫乏和较近期数字的不完备可靠，妨碍了分析工作。
区域的多样性与缺乏国内的统一市场，意味着总数字有可能掩盖重要的区域
差异，而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
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
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２０ 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
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
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
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
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连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连结的小村庄里。
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
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
到 １８ 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
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①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
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 １８ 世纪后
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
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②
①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
33 卷第 2 期（1974 年 2 月），第 265—277 页。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解释倾向，在
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7 期（1982
年 6 月），第 73—90 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16 世纪至 18 世
纪》，《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1 期（1980 年 1 月），第 3—40 页；罗伯特？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
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 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 6 章；阿里夫？德
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 8 卷 1 期（1982 年
1 月），第 105—132 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
至 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①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 59—65 页；何炳棣：《中国人
口研究，1368—1953 年》，第 289—291 页。
②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397—405 页；伊懋可：《集
镇与水道：1480 年到 1910 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 470—471 页。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
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
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
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 １９ 世纪扩大了。①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
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
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 １９ 世纪已很复杂精细。
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
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
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
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 １９ 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
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
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
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
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 １８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
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进一步提出，在 １９ 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
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
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
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
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
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
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
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
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3、226、229 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 1843—1893 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 1953 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
的大区，见同书第 214—215 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236—247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10—211 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 年》；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 年》，收入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
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页；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１８ 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
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
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
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
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
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 １７ 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
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
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
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 １９ 世纪的
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
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
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
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
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
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
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