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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
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
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
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
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
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
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
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
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
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①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 第 148 页。这篇文章
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 1926 年 2 月写的文章中采用 的数字相同。
②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③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9 页。关 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
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 作用，1923—1927 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
录。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176 页。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
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
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
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
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
色。①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
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
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
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
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
有走得如此之远。他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
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
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 ９ 月的立场。把当时
革命成就的 ７０％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
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 ９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
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
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
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
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
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
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
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
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
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
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
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
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6—17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11—21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党、军人和群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正如在本章前节谈到的，毛泽东尽管没有参与设计“党内合作集团”这
种单一的组织结构，他却从 １９２３ 年即开始大力执行这一安排。很明显，他能
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的斗争极为重视，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暂时还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
具。
因此，毛泽东竭力把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和它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特
别是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这八个月他领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
传部这一时期，不过其立场是激进的，而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他把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发刊社论的大部篇幅，都用来批
驳广东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使中华民族得
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换句话说，目标是实
行“三民主义”。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
响》一文中分辩说，出现新右派并不是国民党左派图谋的结果，而是革命发
展和国民党阶级基础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力量”
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
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
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 １９２６ 年初，
他仍相信中国的 ４ 亿人口中有 ３．９５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
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 １９２７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
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
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
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
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
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
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
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
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
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
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 ２２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
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55—257 页。
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 ２０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
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 １８ 岁时
当过兵。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
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
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
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
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
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
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
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
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
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
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
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
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
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
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
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
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 ２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
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
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
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
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
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
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
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
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
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
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
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
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
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 ４０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 １５
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
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
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
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
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
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
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
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
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
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
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 １９２７ 年开始
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
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
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
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
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
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
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 ６０％的精
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
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 ３０
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
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
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
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与第 ３ 和第 １０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
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 ２０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
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
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
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
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
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