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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
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
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５ 日《前
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
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
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
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
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
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
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
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 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
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在 １９２７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写有关军事
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
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
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
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
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
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
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
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
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
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
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
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 １９２７ 年起就开始在这
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
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
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 １９２６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 13 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
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
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 人就
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6 页）——译者。
② 1968 年 7 月 28 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694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6—3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年和 １９３８ 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
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
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
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
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
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
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