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 ２０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 １９２６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１９２５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１２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２０ 年代早期的思想。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
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
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
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
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
与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和 ２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
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
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
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
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
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
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
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
①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12 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②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 55—56、80—89 页。
① 《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 3 期（1920 年 12 月 23 日），《一大前后》第 207—214 页转
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55 页。《资料选编》第 24
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①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 年 1 月）和《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 2 月），《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3—173 页。
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
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
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
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
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
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 １９２３ 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
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
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
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
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 １９２５ 年末就已成
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
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 １９２６ 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
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
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 １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在国民
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
他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
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
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
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
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
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
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
如他在 １９２６ 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４
亿人中的 ３．９５ 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 １００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
② 《一大前后》，第 212—214 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61—174 页。
① 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 年》中的论述，见《现代 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5
年 7 月），第 279—280 页。
②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 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
东所写的〔见《澳洲中国学报》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16 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
服力的，但是，这些文 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 1982 年 9 月 10
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
治周报》第 4 期（1926 年 1 月 10 日）第 10—12 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 9—15 页。事实上，毛泽
东早在 1910 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
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
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 ４００ 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 １９２６ 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
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
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
的概念只是在 １９５１ 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 １９２６ 年初就承认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１９２６ 年 ９ 月他竟为农村
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
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
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
别注意，因为自 １９２５ 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
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
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
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
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
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
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
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
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