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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9月20日，许景澄电告李鸿章，称日耳曼厂的猎船“长七十五迈，八百五十吨，快炮二，哈炮六，雷筒三，双螺轮”，开价65000镑，扣十厘，即净价64350镑，武器弹药12000镑。经过刘含芳反复比较，他认为就其吨位来说，许景澄提供的猎船比他议购的价廉，与之比较，前面议购的只能称为猎艇了。而许景澄的猎船武备也更为强大，虽然航速仅22节，但比北洋现有的鱼雷艇快速许多，且建造周期仅为3个月，在战事如此紧张之际，时间就是一切，因此他建议从速购买，而他将基本议定的4艘鱼雷猎艇的合同暂时压下，或者少购2艘，把节省下来的钱购买1艘日耳曼厂的猎船。
9月23日，清廷下旨准购日耳曼厂的鱼雷猎船，但4天后，许景澄即向李鸿章报告说让德国厂商将猎船包送到华的条件无法谈拢，28日，他又来电确认日耳曼厂的猎船确实无法包送到华。至此，购买日耳曼厂的猎船交易功亏一篑。
至于前面提到的购买2艘鱼雷猎艇之事，由于刘含芳在合同中坚持支付船款不经过德尔庚之手，直接存入汇丰银行，待交船后再划入硕效厂的账户。德尔庚对此心怀不满，对于付款方式忽允忽反，并多次要求更改合同，直到10月30日，因德尔庚及泰来洋行的从中作梗，清廷最终放弃了购买2艘猎艇。
就在清廷订购日耳曼厂的鱼雷猎船陷入僵局之时，伏尔铿厂托商人满德找到许景澄，称该厂有猎船待售，尺寸，吨位较大，包送有把握。伏尔铿厂早年曾为中国建造过“定远”、“镇远”铁甲舰，所以深得许景澄好感，他立即邀请满德到使馆密商。伏尔铿厂抛出一舰，“长七十五迈九，速廿一迈四之一，吃水二迈九，双轮，八百吨，五个月成。十生快炮二，小炮八，雷筒三”。船价58800镑。清廷很快便应允许景澄购买一艘。这次的购舰谈判相当顺利。9月21日，许景澄来电说，合同已经订立完毕，船价共60600镑。再加上十生炮及炮弹1000发，189656马克，格鲁森47炮6门，37mm炮4门及炮弹5000发，181000马克，3具鱼雷发射管和6条鱼雷，8720马克，探照灯2具，1300镑。船价分三次付清，合同订立时付三分之一，订立后两个半月再付三分之一，交船时付余下的三分之一。合同签订后，清廷先付了20400镑及武器弹药总价的一半20万马克。该舰就是“飞鹰”号。
“飞鹰”舰原本是西班牙订造的，与克虏伯公司在德国基尔船厂为土耳其和巴西建造的鱼雷猎舰颇为相似。该舰最大的特征是4个烟囱。该舰长79米，宽米，吃水米，排水量850吨，立式蒸汽机2座，功率5500马力，锅炉8座，载煤量170吨，航速22节。武备为104毫米速射炮2门，格鲁森47毫米炮6门，哈乞开斯37毫米炮4门（原来准备装备的格鲁森37毫米炮因为价格比哈乞开斯式贵4万马克，清廷遂改用哈式炮），356毫米鱼雷发射管3具。然而该舰订购后同样被德国政府扣留，直到1895年夏天方准许放行。1895年底，“飞鹰”舰才姗姗来迟，回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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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7）
纵观清廷1894—1895年间的购舰活动，虽声势颇为浩大，足迹遍及欧洲、南美，然收效甚微，仅购入鱼雷猎舰2艘、鱼雷艇4艘，但就是这批舰，或因工期延宕，或因政府查扣，竟无一艘能回国参战！如能多购几艘军舰回国参战，虽不能说甲午战争的结果必能反转，但绝对不啻于对清廷、对北洋舰队的一剂强心针。其实，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有大国假意中立，惺惺作态之故，固然有驻外机构办事不力之故，固然有外国掮客哄抬价格，从中渔利之故，但最重要的却是清廷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放缓了海军建设的步伐，才招致了甲午惨败，割地赔款。
间谍在行动（1）
1894年7月，正当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之际，有14个日本人，正奔波在朝鲜南部全罗道由南原去淳昌之间的路上。这就是所谓“天佑侠团”。“天佑侠团”是日本玄洋社组织起来的。玄洋社是一个以日本九州福冈藩为地盘；以平冈浩太郎、头山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积极鼓吹对外侵略的国家主义的右翼政治团体。它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侵略中期的急先锋。
1894年3月末，朝鲜独立党流亡政客金玉钧在上海被朝鲜人洪钟宇刺死。玄洋社和日本其他右翼分子主张向中国“兴师问罪”。玄洋社骨干分子组织了“友人会”，派人去上海，准备和中国进行交涉运回金的尸体。结果，金的尸体已由中国军舰运回朝鲜，朝鲜政府则戮尸袅首示众于杨花镇。玄洋社的成员铃木天眼、的野半介等人认为这是日本国的奇耻大辱，借口复仇，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在为金玉钧举行葬礼的第二天、即5月2l日，玄洋社派的野去拜访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外相表示：“为一亡命政客之横死而发动复仇战，终究是不可能的。”但他建议的野拜访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是否发动战争，听听川上的意见。”实际上，在金玉钧被刺不久、即4月2日夜晚，陆奥和川上已就出兵朝鲜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1882、1884年日本在朝鲜两次受挫主要原因在于军事上准备不足。现在针对中国的10年备战计划已提前完成，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在军事上作好“先发制人”的准备。因此，当的野访问川上时川上当即表示：“要想迅速解决时局的问题，最好有人点火，只要点起了火，消火就是我们的任务。”暗示玄洋社负起挑起战火的使命。的野对此心领神会，欣喜若狂，立即向头山满、平冈浩太郎作了汇报。5月27日，平冈专程拜访川上参谋次长，双方达成了默契。从此，玄洋社开始“变成了天皇制侵略主义的别动队”。
1894年6月1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一举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震动了整个朝鲜。玄洋社在釜山的据点，一面派浪人武田范之、柴田驹次郎，化名为朴善五、朴善七，扮作药商搜集朝鲜义军的情况，一面派大崎正吉赶回日本东京向铃木天眼报告情况。铃本把大崎安排在东京二六新闻社楼上隐蔽，然后由他秘密和头山满策划。玄洋社决定派铃木和的野在东洋馆和大崎就组织天佑侠团人员、经费、任务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大崎用电报召来仙台有志于征韩的浪人日下寅吉。铃木、大崎和日下三人在动身之前，玄洋社巨头和要人特在东京洲崎大八幡楼举行盛大宴会为他们饯行。途中，又加入了手持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头子荒尾精介绍信的时泽右一、玄洋社社员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之侄）、大原义刚（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驻釜山通讯员）、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军大尉田中侍既、福冈浪人武田范之、对马浪人大久保肇、退役特务曹长（上士）千叶久之助、《釜山日报》记者吉仓汪圣、14岁的井上藤三郎、玄洋社成员白水健吉（山崎羔三朗亲弟）和朝鲜语翻译西胁荣助等人。“天佑侠团”推年长的田中为团长，但真正的组织和领导者是玄洋社的决策人平冈浩太郎和头山满，其领导是通过铃木天眼实现的。“天佑侠团”的一切活动，及《天佑侠檄文》的制定，都是在铃木主持下进行的。所以，“天佑侠团”就是玄洋社、浪人、军人、间谍混合组成的一文日本侵略军的别动队。
“天佑侠团”以民间团体面目出观，而暗中却和官方公使馆、领事馆有联系。时泽右一在途经广岛时，特地访问了广岛师团的将校，了解出兵朝鲜的情况并“很快得到要领”，玄洋社派佃信夫、西村时彦常驻朝鲜汉城，随时和官方取得联系，釜山警察署署长内海重男、驻釜山领事馆领事补官山座园次郎都和玄洋社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天佑侠团”在朝鲜的活动受到日本公使馆和釜山领事馆的关注。
日本决心对中朝发动战争，但“何时冲突、开战亦难逆料”，因为当时“无至当之口实，使其互相交战”。“天佑侠团”此时在朝鲜的出现，就是为实现这一阴谋而打入东学党起义军的。
1894年6月下旬，“天佑侠团”一行从釜山出发，水陆并进，在马山浦会合。大崎、武田为筹集经费和物资晚走两天。这时的野半介在九州已电汇一笔经费。他们在昌原从一金矿主日本人牧建三那里搞到许多炸药。在晋州用炸药爆炸吓跑了准备逮捕他们的朝鲜士兵。1894年7月3日离开晋州，在去山清的路上几次遭到朝鲜农民用石头、瓦块的袭击，“天佑侠团”亮出日本刀，甚至开枪才得以摆脱朝鲜农民的迫袭。在山清因后援未到，旅费告罄，党派年富力强的内田拔出日本刀冲进山清郡衙。郡守提笔问道：“诸君来有何贵干？”吉仓用朝鲜语回答：“吾等是为贵国的独立而来韩的……为借旅费而来。”朝鲜郡守对此无理要求竟被迫应诺。在南原，吉仓汪圣和时择右一又诈称他们是日本全权公使、陆军大将和陆军中校，骗取南原府使按国宾之礼接待他们一行。
间谍在行动（2）
就在南原宾馆，“天佑侠团”研究确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针：“第一必须从朝鲜一扫清国的势力，欲一扫清国的势力，则必须使日清交战，以惩清国的横暴。”“然而朝鲜朝野误认清国为世界无比之强国，故甘心做清国的藩属而自得，其愚昧无知实属可怜。”因此，当前“务必挑起日清之战端，必须破除朝鲜朝野的偏见”。他们决定先侦察东学党起义军情况，然后再前进，并准备好攻防武器，和会见东学党起义军时需要公开的《檄文》。还决定正式给这个组织命名为“天佑侠”。随后便派田中、时泽、千叶、大原和翻译出发侦察情况，内田负责制造炸弹、日下负责制造投掷弹，大崎协助铃木、武田、吉仓负责起草“檄文”，大久保提刀巡逻负责警卫。
铃木等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制定了《天佑侠檄文》12条。其中对唇齿相依的中朝两国友好关系进行恶毒的挑拨，并宣称：“愿奉公等为领袖，只要坚持安民兴国之志，不惜全力以赴，予以尽力。”“如听我等所言，吾等将欣然为公等之先驱、冒箭石、排刀剑，进开辟入京城之路，全力以赴死而后已。”
7月中旬，“天佑侠团”一行来到淳昌，受到起义军总部的接待。他们向义军宣布了《檄文》。同时，内田表演了他的柔道技巧，在水里试爆了炸弹，以显示炸弹的威力，又给伤员洗伤敷药以取悦于义军。晚间，铃木、田中、武田和东学党义军领袖全准进行了会谈。当时，义军对“天佑侠团”的来意虽还不甚清楚，但当时朝鲜严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使义军对日本存有警惕、怀疑之心。朝鲜上下除一小撮亲日分子外，对日本突然无故出兵朝鲜、进驻汉城，莫不感到极大的震惊和不安。本来东学党起义军一开始就提出“逐灭倭夷”的战斗口号。全准当得知日本陆续派兵到朝鲜时就说：“日军陆续来我国，这肯定要吞并我国。”因此，当时起义军在争得朝鲜政府一定让步的条件下和朝鲜政府军达成妥协，签订了《全州和约》，从6月11日起，很快撤出了全州，并继续后撤，静观形势的演变，特别是日军的动向。因此，会谈的结果，起义军拒绝了“天佑侠团”的所谓帮助。明确表示，义军还要继续撤退，以便蓄积力量，准备将来东山再起。第二天起义军就向云峰方向退去，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天佑侠团”企图利用东学党起义军挑起和扩大战火的罪恶阴谋，特别是企图挑起中朝两国军事冲突的阴谋，终于遭到了失败。
其实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开始的。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正为“征韩”争执不下。9月，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在征得外务卿副种岛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化装成日本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参观来了”来回答。涉及政治问题时，就以“我们是商人，什么也不懂”来搪塞。尽管清政府对他们仍进行监视，但他们还是获得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在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此外，奉天省的地形、政治、军备、产业、交通、风俗习惯，以及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情况，都在搜集之列。在他们回国复命的报告中说：“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肯定土崩瓦解”，“这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好机会”。这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其侵略矛头一开始便指向了中国。
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甲午战争侵占台湾时是海军大将）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活动，由于当时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得手。福岛很快转为文职作为领事驻在福州。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日本名画家安田老山。于是福岛扮作画家的弟子，在安田的掩护下，潜入台湾，跋山涉水，实地勘测，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
1874年7月，日本侵略军从台湾撤出后，来台的日本佐贺浪人山口五郎太偷渡到对岸福建省，化名薛亮明，不久就和当地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到了80年代，日本外交武官小泽豁郎、曾根俊虎分别在福州、上海进行活动。山口和小泽就在福建省福州经营福州照相馆——庐山轩，作为日本间谍活动据点，即当时日本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福州组”。
间谍在行动（3）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服役中的陆军中尉荒尾精到中国。荒尾脱去军装，化装成平民，乘轮船混入上海。在这里他首先拜访了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人、著名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在岸田的帮助下，荒尾在汉口开办了一处乐善堂分店。从此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第一个日本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党分店。参与这个活动的有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出于日本驻中国各口岸武官的要求，还招请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浪人、志士到汉口。于是在天津、上海等地的日本浪人纷纷来汉口参加乐善堂间谍组织。其中有备山内品、浦敬一、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树、白井新太郎、石川伍一、片山敏彦、维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钢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等。1888年，日本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商定，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其中有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他们先在上海城内随中国人冯相如（广东人，曾在日本横滨任副领事，既会日语又会英语）学中国官话，然后加入汉口乐善堂工作。荒尾自任总管，为乐善堂制定一般要求，成员分为内员、外员两部。外员如要求到中国各省探查人物（分为君子、豪杰、长者、富豪等），探查中国秘密会道门，如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以及马贼等。各省的土地、被服、运输、粮薪、兵制、制造，山川地理、人口、风俗习惯及贫富善恶，都在外员探查之列。
随着日本对中国情报的强烈需求，情报网也在逐渐扩大。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首先在湖南省设立支部、由山内线负责。接着，又设立了四川支部（高桥谦负责）、北京支部（宗方小太郎负责）。为了便于侦察、搜集情报，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俨然以一个中国人的面目出现，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于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例如石川伍一、松田满雄就曾进入西藏，深入过苗族居住区。山崎羔三郎自参加汉口乐善堂以来就蓄留发辫，着清朝服饰，化名常致诚，取字子羔，自称原籍福建或广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扮作药商兼医师，有时扮做卖卜者，徒步先后走了数省，甚至云贵都有他的足迹。据说在同行中，他的汉语熟练程度，及掌握各地风土人情上，没有出其右者。再以乐善堂的骨干、北京支部负责人宗方小太郎为例，出身于浪人，1884年来上海，先在东洋学馆学汉语。从此蓄发辫、穿旗装，一人潜入华北、满洲各地，3年间搜集了大量情报。汉口乐善党成立后，他参加了这个组织，被派为乐善堂北京支部负责人常驻北京。他的任务就是注视清政府和直隶、山东、山西、奉天一带的军政动态以及联络工作。有时为了筹集活动经费，还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和一中国人汪某在街上摆摊贩卖由上海乐善堂提供的书籍和药品。由于他长期从事间谍活动，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功绩显赫，日本政府在他死后赐以正五位、勋三等荣誉。
在日本对中国战争准备日益加紧之际，荒尾精深感实现日本帝国大陆政策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必须培养、训练一大批热心经营中国大陆的人才。经过他们在日本国内大肆活动和游说，加之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极力斡旋、支持及热心说服，博得了当时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的积极赞助，拨出四万日元予以补贴。玄洋社也派出友枝英三郎、关谷斧太郎等人参加，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二百多人于1890年9月20日，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正式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任所长。1893年6月，第一届学生89人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探察清国军事虚实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也参加这次毕业典礼。
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间谍如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即是。日本谍报机关很早就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注，驻上海的陆海军武官不仅负有侦察、搜集长江流域中国陆海军事情报的任务，同时还要管联络、传递情报。因此，上海就成为日本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武官有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化名为东友三）、陆军大尉津川谦光。天津一向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中心，北洋大臣的驻地。为此，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的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他们不在北京，却长年驻在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还有所谓驻在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