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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他们不在北京，却长年驻在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还有所谓驻在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靠近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烟台日本领事馆武官有世良田大尉。在这些武官领导下，潜伏在中国秘密活动多年的间谍，有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和刚毕业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化名为钟式武或李钟三的钟崎三郎等。
间谍在行动（4）
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早在1882年，刚刚晋升为中尉就被派往上海，后到天津。海军少校井上敏夫，从1892年9月任驻清公使馆武官，10月就来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活动。他曾先后三次进入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军事要地。特别是1893年5月和他的得力助手石川伍一特地买了一只中国帆船，雇佣中国船夫，从山东烟台出发在海上仔细观察记录，出直隶海峡诸岛。他们经旅顺沿辽东半岛东海岸直达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西海岸到达大同江。6月，他们改乘日本轮船返回烟台。用中国帆船为掩护进行侦察，是北洋海军当局所万万没有料到的。8月，神尾、井上、石川再次搭乘日本军舰进入旅顺口、和尚岛、威海卫等海军要地，搜集到不少海军军事情报。泷川具和是日本海军部里少数中国通之一。他于1892年奉海军参谋部之命来天津，他脱去军装化名为堤虎吉，住在天津法租界，有时扮作中国商人，有时扮作苦力，混在天津城内或塘沽码头装卸工里去，全力以赴侦察北洋重镇天津，特别是北洋舰队的情况。1893年他乘坐小型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沿岸北上，探求适合大兵团登陆的地点。探察的结果，选定了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
1894年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日益逼近的前夕，在日本东京谍报机关训令下，在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神尾少佐、井上少位、泷川大尉的指挥下，石川伍一、钟崎三郎及一小撮汉奸，展开了更加紧张的谍报活动。神尾奉命专门侦察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踪，密切注视、刺探北洋陆海军的详细调动情况，并及时准确地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为研究、准备对中国作战，1894年4月，泷川大尉配合日本海军部谍报最高机关负责人——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由天津陆路出发直到山海关一带探查沿途地理形势。泷川通过他的下属搜集了大量重要的机密情报，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做好了准备。
多事之秋（1）
就在中日互为敌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长崎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发现朝鲜有亲俄党活动，俄国也计划占领元山口外的永兴湾的报告，北洋海军随即出动“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游弋元山，并至海参崴迎接中俄勘界谈判代表吴大完成任务后，“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日本人对于欧美军舰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铁甲舰则是首次见到，市民在国内军国主义舆论的宣扬下早已对中国颇有不满，面对如此巨舰，夹杂着惊骇、艳羡、愤懑等种种情绪，就如火药桶般仅仅需要一个火种。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伤，自己也负了轻伤。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日本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唆下，很快扩大化了。
8月15日，水兵再次休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发生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得持械滋事。然而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水兵与日本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即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向下泼热水、扔石头，甚至有人参与斗殴。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另有5人失踪。李鸿章虽明与日本逶迤，实则看得非常清楚：“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至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此事件虽最终以互不追究责任，各给抚恤了事，却充分反映了中日间的深刻矛盾。日本为此不仅深感威胁，更激发了其仇恨的心态与扩军的动力。至1891年夏，北洋舰队再次访问日本横滨时，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立即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北洋海军已不再握有优势，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令后人扼腕的是，户部已经明确表示，财政紧张，必须停购外洋船炮军火2年。而正是在这期间，日本海军正在疯狂造舰、购舰，北洋海军在最关键的时期被人为地拖后了。
在这两次访日中，出现了“晾晒衣物”事件，北洋舰队晾晒的衣物是横挂于炮管上的，以当时的炮管制造技术，防锈还是一个很麻烦、很复杂的事情。对于炮管的保养和清洁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通常都要用专用的炮管清洁物来清理炮膛和炮管外壁的。衣物的质料与火炮保养的性质完全不同，何况潮湿的衣物更使得大量水分附着于炮管外壁，湿气很容易使炮管生锈。事实上，各国军舰确实都晾晒衣物，却很少见过像北洋海军一般将衣物晾晒在炮管上的。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海军实际的战斗力。
1894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初，北京城里就处处张灯结彩，修缮一新，文武百官个个有赏。仅仅颐和园宫门到紫禁城西华门所经的道路两旁的修缮就用银240万两，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中，海军屡屡紧急提请购炮换装的报告却被束之高阁。万般无奈之下的李鸿章最后决定，仅仅挤出经费购买“定远”、“镇远”所需要的120mm速射炮共12门，而“济远”、“经远”、“来远”、“威远”增加火炮的计划只能推迟。
5月份是北洋海军3年大阅之期，北洋海军9舰、南洋水师6舰、广东水师3舰和3艘练习舰组成混合舰队，声势一时无二。然而李鸿章却是忧心忡忡：
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此时的北洋海军正处在最为虚弱的时期，自1887年“致远”4舰归国后，一方面是由于慈禧太后三海的建设和颐和园的工程对于海军款项的挪垫和挪用，更由于翁同主持下的户部在“清流”的影响下对主政海军的李鸿章持有极大的不满，而门户之见却让耗费数千万两国帑的北洋海军受到了牵连——户部就是拒绝发银购舰，以至整整7年海军居然未添一船一炮。如果说购舰、购炮尚且因为费用较高而不得不延误的话，那么连海军基本的保养支出都不能按时给付就更难以理解了。仅以海战中最关键的煤炭和炮弹两个因素为例就可以看出当时北洋海军的穷蹙：
多事之秋（2）
1。 煤炭 北洋海军早期的舰船用煤都是唐山开平矿供给的优质块状煤炭，此种煤炭燃烧充分迅速，单位热量相当高。然而，翁同等主持户部以后，对海军经费严格限制，常常拖欠挪用，致使海军不得不经常拖欠煤矿总办的购煤费用。而煤矿总办本来就对给价不高的海军有所不满，加之拖欠，自然就把海军供煤的重要性置之一边，改将本应该供给海军的优质块煤高价转售商人牟利，而将劣质的碎煤、面煤应付海军。丁汝昌于丰岛海战后曾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其时国家已到紧急之时，海军随时将开赴前线投入战争，煤矿却竟然毫不在意，虽然屡次交涉，甚至闹到了李鸿章那里，仍然以碎煤充数，并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在碎煤里面筛选拣用。用这种煤炭的后果是不消细说的。块煤燃烧之后留下的通常只是一小撮面状白灰，对烟道很少有附着残留；而面煤燃烧之后，不仅煤灰很大，而且烟道壁上有大量未曾充分燃烧的残留附着，这还只是家庭。到了军舰上细密的锅炉，恐怕影响远远更大了吧！海军舰艇锅炉老化严重，一方面固然有各舰管带、管轮的人为因素（贪污行船公费，保养质量较差），但这种煤炭的应用无疑对锅炉损害更是极其严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的海军中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可在北洋海军，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至1894年，日本舰队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以外，“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航速也高达18—19节，而北洋海军仅有“致远”和“靖远”的理论航速可以达到18节，而多年应用这样的煤炭，管路堵塞、燃烧不足，即使采用强压通风，在实战中恐怕也跑不出16节以上的航速。而“超勇”“扬威”甚至更是只有7节的航速，较之日本舰队实在是相差了不知几许！
2。 炮弹 当时世界海军主要使用的炮弹有两种：开花弹和穿甲弹。开花弹即榴弹，头钝壁薄，内装高爆炸药，命中后通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破片毁伤敌船，是当时世界海军舰船装备的主要弹种。而穿甲弹则又称实心弹、铁弹，虽然同现代的穿甲弹一样头部尖利，却不是类似现代穿甲弹内部的二次装药或钝感装药，而只是装贴沙土或者微量炸药，基本上不会爆炸，是依靠击穿敌舰水线，导致敌舰大量进水来获得攻击效果。由于这种攻击难度极大，因而实心弹主要用于打靶训练，实际的作用主要是教练弹。
北洋海军建军以后的弹药主要是由天津机器局供应，但是由于天津机器局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无法生产高装药的大口径开花弹，仅能制造填充沙土的实心弹。东学党事变之后，形势紧迫，海军急需大量作战用的开花弹，可是却受到户部以“停购外洋军火”上谕的百般阻扰，无法向国外购买弹药。当时，赫德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25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10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做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
“镇远”上的洋员马吉芬战后回忆，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上的爆破弹就已经打光，而穿甲弹（实心弹）也仅仅剩下15发。而“定远”估计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置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当时任天津机器局总办的李鸿章外甥张士珩一时千夫所指。然而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四，李鸿章提交了天津机器局光绪十九年底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存发枪炮清册。其中记载从光绪二十年二月至九月，天津机器局发放北洋海军各舰305毫米炮弹342发，210毫米炮弹840发，150毫米炮弹927发。盛宣怀的记载则是九月初四、初十两日共向北洋海军发放305毫米开花弹160发，210毫米弹、150毫米弹各100发，共计360发。十一月十二日赴威海卫奉旨督察的徐建寅则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报告，舰上炮弹和存库炮弹数量是：305毫米开花弹403发，实心弹244发；210毫米开花弹952发，实心弹163发；150毫米弹1548发。从数量的角度上看，似乎并不缺乏。然而却和前面所记载的赫德的信件以及马吉芬的回忆相冲突。因此，要么是丁汝昌没有带上足够的炮弹，要么就是机器局提供的炮弹无法使用，只能存入仓库。而考虑到当时天津机器局原有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恐怕后者的可能远远大于前者。因此，“从单纯的表面数字看，北洋海军的弹药数量看似非常充裕，但如果拣寻其中具体能用的弹药，其匮乏程度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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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3）
因此，当海战失败后翁同与李鸿章相见，有如下一番情景：
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语塞。
朝鲜事件由来已久。1882年的壬午兵变被袁世凯等人迅速平息后，清廷扶植闵妃集团掌权，幽禁了大院君。1884年甲申事件，袁世凯指挥清军迅速控制汉城，再次击败了日本的侵略阴谋。1886年，袁世凯再次挫败了朝鲜亲俄派连俄脱华的阴谋。然而，这些成功除了袁世凯本人过人的精力和机敏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朝鲜的巨大影响和在远东地区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否则，纵使袁世凯再机敏干练，又能何为？
而到了1894年，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改变。
一是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钧在上海被刺杀，另一在日本流亡的领袖朴永孝则幸免于难。日本警方强行闯入朝鲜驻日使馆逮捕了刺客，导致日朝关系进入紧张状态。日本并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声称此事为中国政府所策划，将矛头直指中国。
二是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郡农民在全臻准的领导下发动了东学党起义，一时声势浩大。6月1日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了乞援书。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分成招商局运输船兵发朝鲜，驻日公使汪凤藻依据《天津条约》将这一消息通报日本。
此前，袁世凯曾与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会晤，杉村怂恿中国出兵，并称“我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认为，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国内有难，向宗主国请求援助，中国难以拒绝。且《天津条约》并未规定中国出兵，则日本也要出兵，因此认为日本不会干预。6月17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达成了日军撤退3/4，俟东学党起义被平息后全部撤军的口头协议。这一次，一向精明的袁世凯被日本人欺骗了。
6月2日，日政府已经作出出兵决定，外相陆奥宗光、总参谋长川上操六、外务次官林董已经决定出兵6000—7000，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6日—8日，7000日本陆军已经在仁川登陆并迅速控制了汉城，并以此要求朝鲜“改革”，遭到清政府严词斥责，至此，战争已经势不可免。
然而东亚的局势错综复杂，列强势力汇聚于此，任何一场战争都可能因伤害了某个欧洲强国的利益而引发列强的干预。为此，双方都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外交斡旋，而首要的对象就是当时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1984年7月16日，英日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7月23日，英国照会日本：“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事实上暗示了只要不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干预。而李鸿章策划依靠英国或者俄国干预调停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在与日本交涉中希望和平解决的企图也因为日本国内形势紧张，政府和军方都寄希望于发动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的总决策而告失败。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求战者总是能够战胜避战者。这一次外交的努力，是否又一次验证了这条规律呢？
大海战（1）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海军”将影响战争的进程，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战前的日本海军以“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8舰为常备舰队，“吉野”、“八重山”、“葛城”、“大岛”、“摩耶”、“天城”6舰为警备舰队，“金刚”、“天龙”、“筑波”、“满珠”、“千珠”、“馆山”6舰为练习舰，另有测量舰“磐城”，预备舰“鸟海”。而“严岛”、“桥立”、“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