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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女孩和汉娜说她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病，几年前离开了博尔德。小女孩没什么机会跟她联系，很想她。汉娜猜测她妈妈患的是躁狂抑郁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但她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多。她担心小女孩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我想告诉黛安娜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告诉她米勒太太参加了那么多的婚礼，她的漂亮帽子，那些在家庭购物网上购买的礼物，错觉，还有耳边的那些声音。我想告诉她我觉得米勒太太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不是躁狂抑郁精神病。
但是我说：“黛安娜，你不能对别人提起此事。除非你有理由认为她家有，或可能有，虐待儿童的情况，你才能透露她到汉娜那儿做心理诊疗的事，否则，还是什么都不要讲。”
“但她不满十五岁，未经父母允许是不能接受心理诊疗的呀。”
“你肯定吗？”我问。
“对。”
黛安娜经常对看似错误的事坚定不移，但我觉得这次黛安娜是对的。“即便这样，我不知道她作为病人的特权是否会被剥夺。”
“但有可能会。”
“你连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不是马洛里都还不能肯定。你要想确定她的身份就会侵犯病人的权利。天知道这事会不会惹上律师，如果惹上律师，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样，现在就是不能侵犯病人的权利。如果明天他们起诉你，那么直到明年山杨树开花，你都没法答辩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律师。”
“你什么意思？你娶了一个人，而我，”她顿了顿，有意强调，“我嫁了个地中海海神。”
我不想跟她兜圈子。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黛安娜问。
妈的。“黛安娜，你知道她——”
“不，不，我不知道，不知道。但如果她死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想我是否可以——”
“不，你不可以——即便死了也得保密。如果她父母问起，你不想说也得说。因为他俩很可能有权处理她的财产，包括病历，但是——”
“为什么他们会问起？如果他们并不知道她接受过诊疗，又怎么会问？”
“没错。”
在与劳伦结婚前，我跟黛安娜就已经搭档共事了。我们了解彼此的想法。但这次谈话我们像打乒乓般推来推去，着实令我感到尴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掌握一些资料，可都不知该如何处理，既不想一人独占，但又不知道能否告诉对方。
“小女孩还对汉娜说——”
“等一下，我想跟你当面谈谈。我今天傍晚有个病人要看。我要进城的。你有空吗？”
她叹了口气。“我刚想去商场买些圣诞后的打折商品。如果不早点去，东西就被别人挑光了。”
到珀尔商业大街买圣诞节后的打折商品？那我宁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欣赏一组小夜曲。
“跟拉乌尔一起去？”那是我的主观愿望。派对越糟糕，我就越希望拉乌尔陪着她去。圣诞后去购物听上去就是一场糟糕的派对。
“去买东西？跟我？你没开玩笑吧？他才不会跟我去买东西呢。”
这可不是件美差；拉乌尔是个聪明人。我忍住没有叹气。“好吧，那你会去什么地方？我到那儿接你。”
我跟黛安娜一起办公的那栋不大的办公楼非常普通——就好像街边匆匆走过的路人，而绝不是油画中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它坐落在沃尔纳特的西端，是一栋二十世纪初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离珀尔商业大街只有几个街区。圣诞节与新年之间是清仓甩卖、疯狂抢购的时节，这种时候，想在博尔德市中心找到停车位的可能性就好像被一头大白鲨吃了一样微乎其微，所以黛安娜想把她的绅宝车停到我们办公楼后面，然后再去市中心西侧的第九大街和珀尔大街淘便宜货。我有个病人要看，也得把车停在办公楼那儿，所以我提议3点在佩泊康购物中心门口碰头。
商业大街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旁照不到阳光的地方还能见到脏兮兮的雪，这还是圣诞夜刮暴风雪时留下的，虽然是冬天，但出了太阳倒是挺暖和的。我坐在街边，享受着下午没病人时短暂的闲暇时光。大约3：10左右，黛安娜拎着两大袋东西，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我上前给她一个拥抱，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她要我帮她提一袋东西。在许多方面——大多数，并不是全部——我和黛安娜看起来像老夫老妻。
我们并肩走着，太阳在我们身后慢慢落下。我帮她提的那袋东西重得很，估计她把能买的全买下了——不论是石头还是金砖。
“你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就像一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神秘小女孩和汉娜的事，谋杀、绑架、警察、罪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似乎是被卷进去了，但你才是处理这些事的专业户，与我无关。”
我想争论说汉娜是否被谋杀还有待调查，马洛里的失踪更可能是她自己跑了，而并不是绑架。但黛安娜的总体论调是没错的。我似乎注定会碰上一连串的倒霉事。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对我来说，这些事也是甩都甩不掉的，黛安娜。”
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她没听清，没完全相信，也许她把我的话当作一种出于同情、令人不快的敷衍而不予理会。
最终，她回答道：“可以肯定的是，你无法摆脱汉娜的事。我知道，我知道你当时在场。还有，你跟另一件事也有关系，但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你给拖了进去。听着，如果你希望我跟别人而不是跟你说这事，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出出主意，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种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只知道你是很有经验的。”
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又想跟她争论，但考虑到就算争论了也没什么用，我说，“事实上，在我们谈话以前，我已经陷到马洛里的案子里去了。”
这回她听进了我的话。她的声音变得警觉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我也需要向你咨询，我跟你一样，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像步兵一样前行，她渐渐走不动了，突然停了下来。我察觉后便也停下来，转身面向她。越过她的头顶，在西南方弗兰特岭顶峰那儿，太阳的余辉明亮而温和。我脸上感到微微的暖意。
“告诉我。”她说。
这句话有所省略，是心理诊疗的速记术语，表示“继续”或“别停，接着说”或“憋在心里有个屁用，有话就说”。
“我是认真的——现在是正式的咨询——你
不能对别人讲。”
“拜托，”她说。
我希望自己正戴着太阳镜而不是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太阳光太强，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拜托？“你答应不对别人说了？”
“我在考虑。艾伦，你陷入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要锳这个浑水。”
她在跟我玩游戏。“当然要，”我说。
“对，没错，我这个人不怕罚，好吧，说吧。”她扬了扬下巴，把头歪向一边，好像做好准备接受什么审判似的。我刚要开口，她就改变了主意。“等等，让我猜猜。”她做了个鬼脸，就像是个调皮的学生模仿别人玩深沉，她这样玩了几次后终于说道，“算了，我不玩了。”
“几年前，我为米勒夫妇，也就是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就一次，但时间很长，超过两小时。他俩是一同接受诊疗的，我很快发现米勒太太的个人问题……很严重，我把她介绍给玛丽·布莱克继续进行诊疗，同时结合药物诊疗，这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俩。玛丽接手了这个病例。后来米勒先生曾回来感谢我的帮助，但我从没见过他们的孩子，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黛安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立刻做了丰富而合理的联想。“有可能那就是马洛里听说过汉娜的原因吧，对吗？我打赌这个发了疯的母亲在接受心理诊疗时把马洛里留在了候诊室里。你说是吗？要是汉娜看到马洛里一个人待在候诊室里，一定会跟她聊上几句。你知道她是这种人。她们会成为朋友的。特别是见马洛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的话，可能性就更大了。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同意。“有可能。”汉娜待人友好就和她的强迫症一样远近闻名。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汉娜在候诊室里，蹲在地上，陪一个或孤单或害怕的小女孩聊天，直到她妈妈做完心理诊疗。
嗨，宝贝儿，你叫什么？
我叫马洛里。
我叫汉娜，你在等妈妈？
“拜托，”黛安娜重复道。
黛安娜又开始朝着商场走去。我跟在她后面。“拜托”是黛安娜新学的一个词。我开始希望这词会像微软设计的大多数东西一样，注定会被淘汰。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抵押贷款打赌，她的病情并不稳定，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几年前，雷切尔·米勒毁了玛丽·布莱克为治愈她的病所做的每一项尝试。”
黛安娜显得有些不安，她说，“为什么你要说‘失衡’？几乎每个人都是说‘错乱’。”
“有很多人说‘顾客’，但我说‘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病人’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指‘遭受不幸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更适合。”
她笑了，语调变得有些嘲讽，“我打赌如果有个新顾客走进你办公室，整天听你分析拉丁语，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变成那个‘遭受不幸的人’了。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其他人说的是‘错乱’？”
“对。”
情况也许并非如此。黛安娜爱在这类事上钻牛角尖，而这种事往往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管怎样，我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答案。“想一下，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失、衡。你不认为这更符合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吗？”
我用余光察觉到黛安娜对我的回答不屑一顾，就像刚才她对我的取笑一样，取笑我对高中所学的拉丁文只记起了那么一点点。我自我安慰，她对丈夫拉乌尔就政治事件所作的评论同样不当一回事，对我这样也就没什么了。
谢天谢地，她不再钻这个牛角尖了，她说，“可能你不知道，她在拉斯韦加斯。小女孩告诉汉娜说她妈妈在拉斯韦加斯，会定期打电话来。而她爸爸并不知道她们母女间保持的联系也像他们夫妻之间那么频繁。这是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小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斯韦加斯？”我问，但与其说这是个问题，还不如说这是个“啊哈”式的感叹。我在想，雷切尔·米勒当然在拉斯韦加斯，她那么爱参加婚礼，除了那儿，她还能去哪儿呢？
“你好像并不吃惊嘛，艾伦。她平时赌博吗？这是不是造成她的病症和心情焦虑不安的部分原因？”
“她不赌博，”我说，我不会上她的当。“她老是去参加婚礼，这就是这对夫妇寻求心理诊疗的原因。雷切尔·米勒参加了许许多多的婚礼。她自认为是所有婚礼上的特邀嘉宾。这就是她假想世界的中心所在。我估计她患上了幻觉症，但她在我们那次诊疗过程中并没有承认听到什么声音。而她的丈夫告诉我说她的确听到些什么。”
“妄想精神分裂症？”
“我曾一度这么认为，但你知道吗，诊断标准改变了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该下怎样的结论了。”
“混合思维以及精神紊乱？你是这么想的吗？”黛安娜问。
“差不多，是的。”
我们已经走过了四个街区，走到了商业区的最东面。我们站在路口，等着绿灯亮起好穿过第十五大街走到珀尔大街还有阳光的一侧。我说：“你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调头？”
“无所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到丹佛。我只想听你多说点有关马洛里母亲以及那些婚礼的事。”
我花了不少时间向她解释米勒太太对婚礼的错觉，黛安娜也提了很多问题，有些与心理有关，更多的则是关于婚礼的筹备，比如衣服啦、礼物啦。
关于心理和婚礼两方面的问题我其实知之甚少。她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开始转换话题，“我见到米勒夫妇就那么一次。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如何听懂她的故事，怎样为他们安排一次和他们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诊疗上。”
“还有婚宴？”黛安娜问，她对我不了解实情的借口置若罔闻。
我说是的，雷切尔也去参加婚宴。我还把她在博尔德拉多酒店参加婚宴，后来被警察赶走的事也告诉了黛安娜。
黛安娜还有一大堆问题。我说关于婚礼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黛安娜便责备我，说我为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诊疗，肯定还有什么不肯透露。
黛安娜终于问完了关于米勒太太以及她出席婚礼的问题，接着轮到我提问了，在她告诉我汉娜曾为一个有可能是马洛里的小女孩做心理诊疗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了。“你觉得马洛里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拉斯韦加斯找妈妈了呢？就汉娜曾告诉过你的情况来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会不会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就是这样？”
“有可能。汉娜强调说这个小女孩很想妈妈。她好像说了好几遍，让人不得不觉得奇怪。汉娜着重提到了这对母女的关系以及父女之间的不和。”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圣诞节那天肚子疼，”我说。“还有她对节日的不安，对母亲的思念。”
“身心失调？”
“为什么不是呢？如果她已经不安到得自己寻求诊疗，她就绝对有可能因此而出现众多症状。”
走了几步后，她又停下来。那时我们已经一路走到了第十八大街，离停车场差不多已有十个街区远的距离了。我也停下来，转过身，面向西。12月底的黄昏，分水岭和公路上只剩一缕斜阳，商业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变得稀少。
“她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艾伦？有没有可能是她把马洛里带走了？”黛安娜问。
“我猜也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
“警方应该已经查过了，对吧？他们应该已经去拉斯韦加斯找到她母亲，并调查孩子是否在那儿，她母亲是否回过博尔德。”
“对，”我说。我还在想博尔德的警察们到了拉斯韦加斯一定会发现这个母亲有多么失常。
黛安娜随意地拍拍我的肩，把另一袋东西递给我，我像个傻子似的接了过来。
我们开始朝着山的方向往回走。西面的天空比东面要亮得多。她说：“准备好了吗？”
不论这个问题具有多大的跳跃性，我都能明白她的意思，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当然，那么，这个小女孩还对汉娜说了些什么？”
12
太阳在落基山脉后面渐渐落下去后，天变得越来越冷。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黛安娜也察觉到了，她的两大包东西都在我这儿，她可以戴着手套再把手插入外套口袋中。
我的手套在车里，手已经冻得跟一块生熏肉差不多颜色了。
“小女孩担心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或‘已经怎么怎么’。她给汉娜的感觉就是无论这‘怎么怎么’究竟是什么，她都很反感。孩子觉得她得为这事或别的事做点什么。”
“‘有可能怎么怎么’？这是小女孩的原话吗？”
“我记得是这样，当时的咨询不是很正式——我
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
“‘别的事’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耸了耸肩。“我当初应该问一下的。但我没问。她和朋友之间也有点问题，跟一个男孩也有过些摩擦。”
“男朋友？”
“我猜是的。”
“你当时觉得这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吗？”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娜也不清楚。”
“她是突然来的？”
“就是这事。我也这么问过汉娜，她觉得小女孩好像有什么急事，但她不肯承认。”
“秘密？”
“不知道。”
“假期？”
“汉娜没强调那个部分。不过我想有这可能。”
“警察应该要了解这些情况，”我说，“博尔德最近两宗最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娜的死以及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说了。“案子。你要说的词是‘案子’，‘重案’也行。”
“不管了。两件事之间潜在的联系——重大联系，警方会想知道的。但现在除了你，没人知道。”我说。
“还有你，”她提醒我。
“主要是你。如果你不告诉警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她向前跳了一步。为什么？谁知道？“我打赌那个笨蛋斯洛克姆想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情况不告诉他，他可能又会把我铐起来，让我蹲监狱。”
我觉得不仅斯洛克姆侦探想知道，黛安娜·索耶②③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凯蒂·库里克②、杰拉尔都·里韦拉，还有奥普拉③也都一样，更别提《询问报》、《太阳报》、《星报》等报纸了。
当然还有比尔·米勒。
我觉得黛安娜仍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怀有敌意，这是她继续哀悼汉娜的方式之一，虽然可以理解，然而那时把这个事实告诉她肯定不妥。跟她相处了那么多年，我学会了对她察言观色。
“拉乌尔要我起诉斯洛克姆。我跟你说过吗？”
“为什么？”
“他不管。他管他叫‘那个小法西斯’。‘我们起诉那个小法西斯吧，宝贝，’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有时真像个典型的美国人，虽然我这么说，他听到会不高兴。”
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