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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问你，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想了想她描述的特殊情况。正当我沉思时，黛安娜打破了沉默：“方圆一千英里，你是最疯狂的诊疗师。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没人会知道了。”
我没理会她的话，并不介意它是褒是贬。我说：“你应该不能再对别人提起这事，但最终还得看这个小女孩对汉娜说了些什么，还有她到底几岁。为了遵守法律，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自己当成汉娜——你跟汉娜一样从看到那个小女孩起就有责任为她保密。你是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警方？是吗？”
“是的，我还在想是否还要去看看马洛里的父亲。我想他有兴趣——”
“也许你不能告诉他。除非出现虐待儿童的情况，否则你不能告诉他人。即便现在你可以肯定这孩子就是马洛里——看来你也不能肯定——我觉得你不能向别人提起这孩子来过诊所的事。”
我以为她会跟我争执。但她没有。她问：“你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为什么会去诊所吗？”
“要我给你出主意，也许我必须先了解些情况。”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想知道。”
黛安娜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小女孩在节假日会感到很沮丧。她想妈妈。”
10
虽然你在博尔德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城市。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每个人似乎都会认识那个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又认识某某人，而那个某某人与失踪的小女孩多少有点干系。那年圣诞与元旦之间的一周里有不少无聊的谈话节目，太多了，而谈论的都是那些关系的疏离度。
我的朋友兼邻居阿德里安娜是博尔德的一名泌尿科医生。她很确定地说过这出戏里的一个主要演员——一个与米勒一家，或者与执法小队中某个稍有名气的人物有干系的人——是她的病人。我在骑自行车时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的女儿跟那个失踪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U15俱乐部足球队。劳伦法律助理的儿子跟小女孩也是同龄，而儿子最好的朋友以前常去失踪小女孩的家里除草。
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听说马洛里的父亲名叫比尔时所怀疑的那样，我也同米勒一家搭上了边。我会跟他们搭上边纯粹是因为时间。几年前——我
得查查记录才能确切说出是多少年，但我估计是八九年，甚至是十年十一年——
我曾为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仅那一次。隔了那么久，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的诊断结果实在令人沮丧。
米勒先生是硬把他妻子拖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做自我介绍时，我就看出来米勒太太很不情愿进我的办公室。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躲避看一次牙医，宁可发誓再也不吃糖一样。她就差没使劲跺脚了。
我诊疗方面的直觉也因为她的外表而变得更敏感了。任何一个长期与重度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都能察觉出她的脸色有些憔悴。她的发型、化妆、穿着——每样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寻常。我为他们做咨询时正值9月宜人的初秋时节，米勒太太穿着一套羊毛套装，提着一只草编包，拖着一双已经磨损了的平跟鞋。她戴着一副又大又亮的贾姬式太阳镜贾姬即杰奎琳，肯尼迪总统夫人，当年曾委托一位眼镜设计师帮她设计了一款大尺寸的胶框墨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仍十分流行。。单看每个部分，都很不错。至少过得去。但在一个舒适的秋日把这些凑到一块儿，如此装扮也许只有米勒太太自己才能完全明白。
再说米勒先生，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显然是惟恐避之不及的。看上去，他至少暂时说服了自己，要用传统的“心贴心”交谈诊疗法把妻子拖回本就属于她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任由她在旷野中央漫无目的地游荡也不是个办法。
米勒太太究竟游荡到哪里去了？
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不会。吸毒？酗酒？绝不可能这么一般。
事实是，米勒太太参加过很多婚宴。一个月两三次是家常便饭，有时结婚的人一多，她去得还要频繁。“一个月十次，”米勒先生打电话给我预约第一次诊疗时，他这么说道。“这是最高纪录。就是7月份的事。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她会一周去十次。”
她每次参加婚宴都会穿得相当端庄典雅。她买来用在婚宴上穿的衣服有几十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帽子，春天戴的，夏天戴的，一应俱全——米勒先生称其为帽子，但米勒太太则称其为“我的礼帽”。她为每对新人买礼物，她的很多衣服和准备的礼物都是通过有线电视的家庭购物频道购买的。她从不注册——“哪儿用得着别人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我的天。”她在诊疗时大叫——她似乎常挑一些陶瓷小塑像作为礼物，往往是小狗、小猫之类的，偶尔也会是天使或小孩。
结婚送礼往往价格不菲。“这是她惟一的缺点，”米勒先生为妻子的大方辩护道，这点值得赞赏。在一个结婚高峰月，每对新人都收到了——她是看了一小时的在QVC电视台“买这个没错”清仓大甩卖广告节目后买的——一台闪闪发亮的铬合金家用煮咖啡机，是意大利产的活塞式的，很漂亮。这些煮咖啡机差不多花了她两千美金。
那些负责米勒家所在地区业务的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小伙子和联邦快递的小姐跟他们一家子都已经混熟了。
除了多次参加婚礼和越来越多的花销，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米勒太太在婚礼上一向都是不速之客。一向都是。可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每次都是贵宾，如果有人问起，她则会编出一通详尽却荒谬的理由来。
她常常是在婚礼开始的前一刻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教堂，然后侧身挤到前排观看仪式进行，她常常坐在第二或第三排，就在新人的亲属后面，而且常常是坐在新娘的一侧，靠近中间的过道那里，接着她会向其他客人招手微笑，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
在新人宣誓时，她总会落泪。
好几次婚礼结束后，她会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走出教堂，然后一起乘轿车去参加婚宴。
心理诊疗师总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男人／女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是上周，上个月，或者下星期，下个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总爱说的“突发事件”。
对于米勒夫妇来说，寻求心理咨询这一突发事件十分明了。上星期米勒太太参加一个婚礼时，由于新郎脾气暴躁，新娘又不愿和解，于是她被警察硬生生地从博尔德拉多酒店的婚宴上赶走。她突然被赶走是因为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新人跳舞，又坚持要和新郎跳一曲华尔兹。
“对不起？我想你忘了和我跳舞了，”她拍拍新郎的肩膀，苦笑着说。“你不会介意吧？”她对着一脸茫然的新娘又说了一句。然后，米勒太太就举起双臂，等待着裙摆拂地而起。
而新郎恰恰是博尔德的一名代理治安官。婚宴上一半的客人都是博尔德的治安人员。没人认出穿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最重要的是，连新娘——她对自己婚礼的每一个程序烂熟于心，就好像一个大厨对自己厨房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都没能认出这位身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
那天晚上，在市里另一头的警察局里，米勒先生把米勒太太保释了出来，警察强烈要求米勒太太接受心理健康诊疗。
所以他们就来我这儿了。
我的诊断？
就米勒夫妇所说的来看，米勒太太是逐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于他们的描述，我估计她第一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大约是在二十三岁左右——她二十二岁时结了婚——生下女儿后不久，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人也越来越偏执。那时她二十四岁。两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症状更明显了。我怀疑这期间的几年，她家人一直都忽视了她许多古怪又独来独往的行为，——她不参加婚宴时也是独来独往的——他
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帮助。我对他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什么忙都没帮上。
虽然他也知道玛丽·布莱克对她的诊疗并没什么效果——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和雷切尔分开了一段时间的缘故——但是我没问的细节他也没提及。我们聊了聊小女孩在圣诞夜被谋杀的事，他还提到这事对他孩子影响很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照相机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讲的是圣诞节前几天，一名整牙医生在切托卡被车撞死的事。我说我看了这篇报道。他告诉我他目击了这起车祸，我猜他可能正是为了这事才回来找我的。
但是当我正等他具体说说这桩事时，他却接着讲别的事了。他说他和孩子们过得还行，还特别提到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刚被提升到渴望已久的职位——他似乎想强调，虽然妻子有病，他们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完全崩溃。
虽然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即使当时在谈话结束前，我的确主动要提供一些普通帮助，我也不会感到很吃惊。我说的应该是“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尽管找我”。
他好像说的是“谢谢”，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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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女孩在节假日感到不安？她想妈妈了？她跟汉娜就讲了这些？没别的了？”我对黛安娜说。
“不，不，还有，”黛安娜说。“拜托，我现在全凭记忆。当时这事也没什么特别，我没做任何记录。整个咨询过程大概也只有五分钟。天哪，我应该做些记录的，真的应该。”
“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女孩和汉娜说她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病，几年前离开了博尔德。小女孩没什么机会跟她联系，很想她。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