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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
“我找到的都做了记录，汉娜毕竟是汉娜，她一向严谨。”她重重地吐了口气。“艾伦，我该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什么都不用做。黛安娜，你根本不确定那个孩子是否就是马洛里。我觉得你该为那个孩子保密，所以，有关那次咨询，你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一定是她。”黛安娜说。
我没理会她。“咨询中有没有发现她家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没有。”
“好吧，你得保密，对警察也不能说。”
“如果警方查出马洛里被人绑架了呢？如果她父母收到了什么条子，或被人勒索，我还是不能说吗？”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三个年轻妈妈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这场面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货运车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一样。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理来说，孩子被绑架的话，事情的性质就等同于虐待儿童，这样的话你就无须为她保密了。如果真的认定孩子是被绑架的，而你又觉得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从道义与法律两方面来说，你都应该把一切告诉警方。”
黛安娜说：“但警方说是她自己跑了。只要这种说法不变，我就不能按她被绑架的情况出牌。”
商业区街道两旁树上挂着的假日彩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亮了起来，不出几秒钟，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长条弯弯曲曲的灯龙。黛安娜和我注视着这一颇为壮观的景象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真美，”我说。“遗憾的是你手头空不出来。”
其实她没心情观赏美景，而我是真的没法观赏——天气很冷，又提着两大袋东西，我的手早就麻木了。
“我想这是要告诉我不能把账单寄给马洛里的父亲。”
黛安娜半开玩笑地说，但我察觉出这玩笑中似乎还带点别的什么，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倒挺有意思的，黛安娜。”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想让她父亲知道你掌握了什么资料，从道义上讲，把账单寄给他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他就有理由踏进心理咨询室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想这么做？”
“我不肯定。但为了方便讨论，就当作你相信因为汉娜给小女孩做咨询从而了解到的情况将有助于找到那个孩子。”
“如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呢？”
“如果没有账单，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去跟马洛里的父亲谈一谈，但前提是你能确定那个孩子就是马洛里。汉娜有没有提过她为小女孩做咨询后，账单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从没提过。但我得先假定这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知道她咨询的事，对吧？我了解汉娜，我想她一定是免费为孩子做的咨询。”
“你为什么要假定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知道咨询的事？”
“为什么？因为孩子没预约就过来了，因为她说过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而对此她很不高兴。”
我仿佛成了魔鬼的拥护者。“可如果就是他送孩子来就诊的呢？如果他对她离家的原因心知肚明呢？来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中，99％都是有人送来的，而且往往是父母送来的，很少有一个人来的。”
黛安娜对我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如果真是她爸爸送来的，他应该会告诉警方他孩子最近接受过心理诊疗吧，这是弄清孩子为什么会失踪的重要线索。”
“没错。”
“然后警方会找到那个心理诊疗师，弄清孩子究竟有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除非警方知道那个分析师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那人正是汉娜，他们就会给那个保管咨询记录的人——也就是我——寄传票，向我要这些记录。”
“没错。如果警方知道，他们会这么做的。”
“可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没有哪个警察问过我关于马洛里的事，当然我也没收到过什么传票。”她越说越多，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马洛里是一个人去找汉娜的，也就是说她不想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或者说……的确是她爸爸送她去的。但考虑到他事后对此保持沉默，我觉得他并不想警方知道他女儿接受心理咨询。”
我说：“所有情况你都考虑到了。”
“作为心理诊疗师，这两种可能都让我不怎么舒服。但我觉得前面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们走到百老汇大街，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车辆很多，没法穿马路。我把黛安娜的两袋东西放在地上，举起手，让她看我的手指头都直不了了。我说：“你不介意自己把东西提回去吧？我的手都冻僵了。”
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虽然我迟了些才明白为什么她丈夫不愿意陪她逛街，但还是明白了。
13
我跟米勒一家还有一层关系，这层关系符合任何人对“搭边”的定义，带有“毫不相干”的特质。那天傍晚，我陪黛安娜买完圣诞节的减价商品，当了回夏尔巴人居住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部族，常为珠峰探险队作向导、搬运物资。，要不是后来又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层关系。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层关系的产生会是因为这个人。
鲍勃·布兰特。
鲍勃来我这儿接受心理诊疗已经有两年了，进展缓慢得很，就跟冰川融化似的，而且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前。但我对此既不吃惊，也不失望。依据诊断，鲍勃的基本性格特质属各种中毒性病症的相互渗透和深度混合。要是他有医疗保险——他没有——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是美国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保险公司所要支付的金额位数跟威萨信用卡的最高数额的位数不相上下。
这串数字的前五位会用于诊疗他的人格分裂症。他除了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还长期患有抑郁症和轻微的妄想症。他四十三岁，在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做了二十年文职工作，没什么前途。
他在世的亲人只剩母亲和哥哥两个。长大后，他一直与母亲保持着联系，然而几年前，他哥哥写信告诉他，母亲要搬到科罗拉多南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疗养院居住。鲍勃觉得他哥哥写这封信是让他以后别再管他哥哥与母亲的事了，从那以后，他和他们不再联系。
事实是什么呢？很遗憾，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鲍勃收到这封“诀别”信时心情怎样。他回避了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拒绝谈论他哥哥的那封信。
鲍勃目前没有朋友，也没有女朋友，我也没什么资料可以从中了解到他过去的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情况。他惟一的社交活动就是偶尔参加当地一家拼字游戏俱乐部的拼字游戏比赛。大多数时候，他都喜欢一个人上网玩游戏。
网络，一个匿名的世界，是精神分裂者的乐园。
人格分裂。
字典上另一个与心理学无关的解释是“不相干事物的共存”。一个东西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的。但心理学上的那个解释却与韦氏字典里的解释毫不相干。在精神病理学上，还有一个与它意义相似的多音节术语，精神分裂，但两者也不相干。与精神分裂不同，人格分裂不是思维紊乱。
绝对不是，人格分裂指的是关系的紊乱。
人格分裂症患者往往从青少年时期甚至更早就表现出不合群，他们情感冷淡，不在乎受表扬或挨批评，往往缺乏快感——无法感受快乐——情感不丰富。
这些与鲍勃的症状正相符，就像一件特制的西服那样贴身。
鲍勃自称是“呆子、笨蛋、傻驴，所有失败者的同义词，都是我”。他头的形状跟船头差不多。我猜他在两三年级时就开始逐渐秃顶了。人们得仔细琢磨，才能弄清楚他究竟有没有下巴。他的眼睛很小，有时似乎就在眼窝里眨几下。这叫人看着真不舒服。刚开始时，我还真让他先去神经科查了查这两颗会动的小球。
神经科医生对此有专门的解释，他对我说“良性”。但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时，我已经把那个医学名词抛到脑后了。这正是我的风格。
鲍勃很喜欢车，确切地说是过于迷恋他自己的那辆车。他那辆卡马罗车已经开了三十年，这车的大马达还是他从来自朗蒙特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城市。的一个人那儿买来的。那人把这个马达珍藏得很好，表面的乌木亮丽如新。鲍勃每次提到他的旧大马力车——至少每次咨询提到一次——他都让我觉得这是辆“新车”，每隔一两个月，他都会在我耳边唠叨一次这辆车各部件的型号都匹配，不是随便拼成的。
这些话我听了两年还是摸不着头脑。
鲍勃在第十九大街与派恩大街附近租了带有独立车库的房子里的两间，住在车库楼上。他称房东为“老头、老太”，而且从没同他们讲过话。虽然两家的住处相隔不到五十英尺，他每月的房租支票都是寄过去的。
他步行去学校上班，卡马罗车只是偶尔用来去市里兜兜风，或是在周末晚上去希尔等学生常去的地方。有一次，他竟然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承认说自己开着宝贝车，在宜人的傍晚去市里转悠是想让周围的人看看他的车多酷，他说他知道其实无论是车还是他自己都极少引起周围人的兴趣，顶多只是被那些学生们嘲笑一番罢了。
鲍勃生来胸口那儿就有一块牛眼大小的胎记，他也习惯了别人的指指点点，对此他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老实说，学生们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怎么难过，让他难过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他的车很酷。
对鲍勃来说，这是很让他受不了的。
从去年起，他开始常常光顾博尔德的俱乐部和酒吧，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虽然常常去酒吧逐店豪饮，但他每次都喝得不多——他
二十出头时有阵子酒喝得太厉害了，还发誓要戒酒。他也买不起夜总会里的那种酒，而且他也不愿在那些俊男靓女的光芒下走来走去。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说吧，鲍勃，你究竟为什么要去？”——他终于不得不坦白说他去夜总会是为了“看看那些人”。
我猜他指的是那些女孩子，但他不肯承认。所以我又想到了另一面，鲍勃也有可能是在看男孩子。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承认他对任何一类人有暧昧的感觉或是性冲动。
他对自己爱去酒吧的原因就说了这些，他是去“看看那些人”。我不由纳闷：如果这种“看看”不是出于一时的性欲，莫非是窥淫癖？还是出于人类学研究？还是某个神秘的社会学实验？我猜了两年还没弄明白，每个星期二晚上，我做完他的咨询开车回家时，脑子里还在琢磨着他狭隘的生活圈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有那么多事我都不知道，真烦人。
我猜那些把鲍勃迷得神魂颠倒的俊男靓女大口喝下特制的鸡尾酒后抬起头，发现鲍勃正对着他们眨巴双眼，一定会跟我一样感到心烦。
我甚至有点怀疑如果鲍勃发现他的猎物已经有所察觉，他就会移开目光，我这么说是因为两年来，在咨询的时候，他和我的眼神交流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
据我所知，除了与大学物理系的女上司不可避免的接触外——就是她坚持要鲍勃接受心理诊疗的——他来我这儿接受诊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人际接触了。当然上网不能包括在内。虽然我估计他更信任我，但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他对学校上司的信任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我的就算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在
偶尔的休假期间，他都不肯把他桌上的那盆秋海棠交给她照料。
他对我肯定算不上非常信任，因为他不肯采纳我提出要他接受精神药理诊疗的建议。我提过好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我希望适量的抗抑郁药能让他把悲观的情绪发泄出来，但通过药物改变他那种人格紊乱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得承认——想通过心理诊疗让他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尝试。
鲍勃毕竟还是很信任我的，因为他每星期二下午4：45都会来找我。那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两年来，他只缺席过一次，而且四星期前他就已经提前取消了那次诊疗。一星期一次，四十五分钟，我们说好的。鲍勃知道诊疗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一百次诊疗后，他对诊疗时会发生些什么只有一个最模糊的概念。
我特地把他的诊疗费调整到原来的一半，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不来就诊了。鲍勃总是在每月最后一次诊疗开始前，不等我把账单给他就把钱付了。他每次都把支票封在同样的信封里，同样的折法，封两次，第一次把信封粘好，第二次再用两条斯科奇牌胶纸封好。
鲍勃的字又圆又小，好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