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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大革命”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
幕幕波澜云诡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
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响应，也越是强烈。这不禁令
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
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穷苦人，而
多半是商人和绅士阶级……
要理解红卫兵运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
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有如车水马龙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决
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时也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几乎从一生下地就
蒙受歧视的孩子。他们从懂事起、就隐隐约约觉得社会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两个无
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省自身，以证明自己
“脱胎换骨”。
他们内心鄙视某些干部子弟，却不得不整日凑起谦卑的笑容，以证明自己“靠
拢组织”。
从《中国青年报》上的通栏标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对待一切，分析一
切”，到毛主席写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们总感到风声鹤唳。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他们总有芒刺在背。
压抑感与不安全感，将他们的灵魂绞成麻花，把他们的言行捆成粽子……
无数严峻的事实在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铁打的，铜铸的，而“不唯成份
论，重在政治表现”不过是沙上的塔，纸糊的墙。因此，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了
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周总理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了的双重人
格，一边得像狼崽一样撕咬出父母心头的血泪；一边又得像羊羔一样依靠着长辈的
养活……
在共和国的宪法上，他们和其他公民一样，都是站着的人，但在现实社会里，
他们却是跪着的人。
在形形色色“百分之五”的子弟与革干、革军子弟之间的，是大量的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职员子弟。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就不必说了，就是工人、农民子弟，
除了不多的出身于纯血统的无产者以外，也有着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是父亲是下
中农，祖父却是地主；或是叔叔是共产党员，大伯却逃去了台湾……旷日持久、愈
演愈烈的运动，同样在他们心灵里投下或重或轻的阴影。
他们是经不住摔的豆腐干，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总还是块看上去洁白
的豆腐。他们不用低着头走路，夹紧尾巴做人，有了远比前一部分人多得多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
需求与现实，常常发生矛盾——
简陋、拥塞的斗室。干了一辈子建筑工的父亲，干到背驼腰弯了，还得不到两
间新房……
粗糙、乏味的饭食。为别人端了几十年碟子的母亲，临到退休了，还未带过孩
子们去下过一趟馆子……
从大哥鬓角早生的银丝里，看到了那间坐着一个沉重躯体和同样沉重的档案柜
的办公室，诚实、热情与才智，要走出这间办公室，犹如一条鱼要游过一堵墙……
从大姐跑回娘家的失声痛哭里，听到了那个铺着地毯，摆有景泰蓝花瓶的客厅
里一声声泼水般的呵责，犹如荣宁二府里，皇亲国戚们在使唤丫鬟……
不是人家有的，大家都有。不是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都有结果。有时，种豆
的，不收豆，未栽花的，却有花。
不是共和国宪法上写明了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真正享有主人的权利。常
常主人的头上还有一批颐指气使的“公｛卜”。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少数人的
“特权”深恶痛绝！
他们在理论上对“人”字也许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集体无意识层次，他们却
要求做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中国的国粹之一，就是无论历史上演悲剧，还是演喜剧，都能找到某种优越感，
甚至连阿Q也有优越感。尽管这后一部分人与前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有某种相联系的
东西，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与前一部
分人保持了一定距离。
红卫兵的诞生，打破了这一距离。红卫兵习惯性地沿用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
——划分政治标签，“黑五类”，“黑七类”，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划出了“黑九类”，
并将这种做法，推到极端荒谬的境地，而且还有了血腥气，这无异在为丛驱雀，为
渊驱鱼……
红卫兵们也将自身推至一个“红司令”难以容忍的境地。毛泽东主席是为了击
败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自下而上地发动这场“革命”的，可是红卫兵在天安
门广场上不断涨潮的政治热情，在“破四旧”里、横扫“牛鬼蛇神”中酣畅地挥洒
到顶点之后，很快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消失了……他们曾相信‘二月兵变”，“畅
观楼事件”，曾有亡党亡国可能性大大逼近的严峻感。但是一旦超出了“百分之五”，
而且“资产阶级司令部”竟像一个无边的魔袋，能把他们的父辈都给装进去，于是
无论就感情，还是就理智，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父辈；无论是因为习惯性的
政治敏感，还是因为眼前家庭沉重的氛围，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注意林彪、江青等
一批政治新贵身上被时髦理论遮住的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纹章……他们大多成了“保
爹、保妈”派，加上全国相当一部分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人们，有着既得利益的
人们所组成的“保守派”，使本来轰隆隆开始转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车轮，突然
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于是，毛泽东主席打了一张牌。
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去了工作组，号召为被这条路
线迫害的群众平反。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享有的权利——毛泽东主席既熟读诸子
百家，在青年时代也受过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当他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几次极度孤
立时，民主总是他最喜爱的武器……
似乎改变了历次运动的做法——它不整人，却整那些想整人的人。
它像阴冷的、灰沉沉的雨季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霞光般新鲜，令人温暖，
令人鼓舞……
这是一张民意牌。毛泽东主席利用它来“炮打司令部”；而亿万群众则利用
“炮打司令部”来发泄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懑，
来争取自己真正回归做人的权利。
至此，亿万群众才真正充分发动了起来。
一般来说，越是知识层次高的人，越是具有人文主义倾向，或者称作是“右”
的倾向。于是，知识分子们成了其中最活跃的一群。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莱奇（Morc Blecher）和戈登·怀特（Gordon White）
在研究了某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后发现：该单位中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的
人加入了保守派组织，而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由此，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的纷纭、复
杂——“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条极“左”路线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们，在“文化大革
命”的这一阶段里，反倒成为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
持者。历史就这样向人们开着残酷的玩笑！
在准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如果说运动初期上面提及的前一部分人，因
为脸上的红字更加夹紧了尾巴，犹如惊弓之鸟；后一部分人的大多数也因为饱经政
治运动的父母们的提醒，对“文化大革命’持观望态度，担心这将是又一次“引蛇
出洞”、“放长线钓大鱼”，那么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作组
一夜之间撤走了，红卫兵们挥舞的“血统论”的大棒不灵了，学生们自组各种兵团、
战斗队的自由已成既成事实，甚至一个人也能拉起个“战恶风”、或是“炮声隆”
战斗队——他们再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蓄之愈久，发之亦猛。据一位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现在中
央某大报工作的记者告诉我们：当时清华园内没有卷人红卫兵运动的学生，千分之
一都不到……
我们也是此时“破门而出”的——
看着平反大会上一包包烧毁的“黑材料”，我们觉得自己身上也有某种扭曲了
的东西，随着那腾空的火苗一下释放了……
看到班上几个仅仅叱咤校园风云几个月的革干子弟，一夜之间变得神情猥琐，
我们感到了自己的恶毒——好啊，你们也有今天！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平等，那就
让你们也成为“狗急子”吧，与我们有“狗崽子”意义上的平等。不，今天我们也
不能讲平等，我们在你们面前也找到了某种优越感。这又是一种阿Q式的——“造反
派”的“狗崽子”面对“保守派”的“狗急子”的优越感。
当听说刘少奇主席被拉下马了，当目睹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如同多米诺骨牌一
样纷纷倒下，我们并没有这场动乱结束后人们常常自称的震惊之后的痛心，有的却
是振奋之余的期待：也许这条又粗又长的‘嘿线”将会得到彻底清算？我们父辈头
上的那顶石磨般的帽子，有朝一日会纸片般地吹落？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们使甘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
而我们，虽然看不清楚未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眼前的三倍的兴奋——能做个
“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革命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
兴奋，就足以使当年十八岁的我们，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
毛泽东主席不但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还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熟捻这一代
青少年的心理，犹如他早年在湖南熟捻如何从事学生运动。
至此，一个成份广泛、成员迅猛发展的红卫兵运动，取代了原来的仅以革干、
革军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
九
也许，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杂乱
无序，犹如蛛网，从年轻的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
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果林下那似剥开的荔枝一样水灵灵的
小寨……
突然间，线条呈现了某种有规律的变化。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
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
传单、号外，因为有一条消息而捏在手里发烫；信件、电报，因为有同一条消
息而被扑籁籁的泪水打湿——
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
后起的红卫兵中有两句很流行的话：“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
“红司令惦记红卫兵，红卫兵思念红司令”。
这已经是迟到了八次的步履，因为被剥夺资格，或是失去了机会，他们没能汇
人天安门广场那托起一轮红日的大潮。今天，不能再迟到了，否则将会导致终生的
悔恨！
南昌，丰城，清江，新干，峡江；
吉水，吉安，泰和，井冈山。
我们走过了这条全长350公里的道路。
我们曾目睹——
晚上十点钟才搭好的大棚里，因为来不及拉上电线，只好点上一盏汽灯。每一
个盛满热水的木盆里，都泡着五六双脚，而后一批批凑到汽灯前，彼此帮着挑破脚
板上一嘟噜、一嘟噜好似紫色葡萄的血泡。有人就这么坐着，坐着，突然倒在别人
的铺上，旋即扯起了呼噜；
凌晨六点，每一桶饭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红卫兵，谁都担心自己吃不上，
要等下一拨。盖一揭，很少有人用筷子，干脆就用饭盒、茶缸这么舀下去，一片咣
咣当当的撞击声。渐渐地，越来越有力的晨光一下揭开了暗幕，洁白的米饭，碗里
装了一半，地上撒了一半；
不管是大车、小车，还是带斗的拖拉机，几乎没有哪辆车子见到红卫兵不停下
来。总有人矜持地谢绝，总有人迫不及待地爬上去。只要车厢是没有顶的，每一个
车厢都像是一个倒置的梯形。红卫兵们堆砌自己的技术，会令填充沙丁鱼罐头的工
人们失色！公路上，人流如倾巢而出的蚁阵，开不成快车，负重如牛、几乎要散架
的车子，也无力开快车；
划过两边的柳树、槐树、泡桐，唤起近处与远处村落的一声接一声的狗吠，追
逐那一方方决不肯轻易露面、可一旦露面姿容无比亲切的路标。电筒光一道、一道，
一串、一串，低处像夏夜旷野里上下飞流的萤火；高处，好似外星人一片惊异的眼
睛……
所有的心都在贴近那个日子。
所有的艰辛都为推向那个日子。
所有的疲惫在那个日子前都变得无与伦比的美丽。
新干至峡江的一段公路上。一辆“华沙”轿车停住了，雪亮的车灯照在前面的
三个女红卫兵身上，都只有十四五岁，单薄的身子骨，一看就知道是南方人。全副
行囊，背包、水壶、语录牌……一个个一拐一拐，步子不像是走，而像是在拖。
司机下来了，“刚好，我车上还能坐三个人，你们上来吧。”
三个人都摇摇头，说话几乎都有气无力：“不，我们要……自己走到井冈山去。”
桐木岭，一户老俵家，门口一个装了开水的大木桶。这段时间，木桶像是有漏
眼似的，刚倒满，里面锅里的水还未开，这边就见底了，主人一天得烧十二三桶。
两个操着一口标准北京话，二十一二岁的女红卫兵过来了，水壶里灌满水，又
找了块青石板坐下，打开纸包，里面是一馒头。
主人看在眼里，“你们还没吃饭？”
“没吃。”
“两个人就这么一个馒头？”
“怨自己。中午走到厦坪，没能赶上饭，一人在街上买了三个馒头，路上一起
吃了五个，没想走到这里接待站，又没赶上饭……”
“那就到咱家吃，没什么菜，可总比你们啃个冷馒头强。”
毕竟是北京姑娘，两个女红卫兵没有忸怩，爽快地跟主人进了屋。
饭桌上，一盘青菜，一碟红辣椒炒豆豉，还有一钵粉蒸肉。两个姑娘先夹了点
豆豉，只进嘴吮了一下，便咳了开来，不迭声地：“真辣，真辣！”连忙扒了一大
口饭给咽下去……此后，筷子便一直伸向那盘青菜。
主人见状，筷子指着那钵粉蒸肉道：“你们是大地方人，讲卫生，要不，咱就
要给你们夹了。客气什么？当年毛委员还在老百姓家里吃饭哩，端南瓜吃瓜，端肉
吃肉……”
一个姑娘动了筷子，“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夹了一块肉。又用胳膊碰了另
一个姑娘，她也夹了一块。
粉蒸肉是用晒了的咸肥肉做的，喷香，而且咬下去，一口一泡油，一块约有二
两重。头一个姑娘一口就咬掉小半块，油一下漫开在她的下巴上，晶亮亮的，似上
了一层釉彩。后一个姑娘则一小口、一小口地咂着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
真香……”
主人问：“你们好久没吃肉了吧？”
俩人差不多迸出了同一句话：“可不，有一个多月没吃，快成尼姑了！”
“那你们就再吃。到了茨坪也没有肉吃，餐餐都是萝卜，肚子里的一点油，都
给刮了……”
这餐饭，两个姑娘一人吃了四块粉蒸肉，外加两碗米饭。至今，主人的妻子还
清晰地记得此事。她对我们说：“活了半百年纪了，咱还真没见过这样能吃肉的姑
娘哩！”
“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
“红司令惦记红卫兵，红卫兵思念红司令。”
那段时间，井冈山一天最多涌上十万红卫兵！
那段时间，山上的接待办公室和十七个接待站昼夜灯火通明！
连远在两千多里外的上海，也感到了井冈山上那炽热、厚重的，厚重得如同以
红铜雕刻出来的蓬蓬情焰——
制造井冈山纪念章的工厂，一天二十四小时陀螺般地疯转，气喘吁吁、口吐白
沫的还有几家里弄工厂——涂色、上针，装纸袋。工人们在压榨出自己最大体力之
后，生产出的两万枚纪念章，每天下午由列车带去南昌。
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一辆发动了的“华沙”正等着……
十
1966年12月30日，晚十点。
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红卫兵
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造反歌》。
北国的冬夜是静谧的，像日本画家东山夷魁笔下的一幅水粉画。中南海的冬夜
则更是静谧，静得柳絮般的雪花悄然溶进湖水、几片枯叶纤然划过瀛台上涵元殿的
琉璃瓦的声音，几乎都能听见……
此刻，八十个年轻人不知疲倦的、沙哑的歌声，好似八十台磨秃了针头仍同时
放着的唱片机，将这静谧也撕成了柳絮般的碎片……
也许，中南海南部的丰泽园里，那间颇有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寂寂寥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意味、颇似一个古旧书籍研究所的书屋，也隐隐透进了年轻人
的歌声？
时针指向十一点。红卫兵们不耐烦了，喊了两声：“陶铸，快出来！”“陶铸，
快出来！”又齐声诵读语录——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
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
还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