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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处理好！”
朱德同志的扁担。井冈山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身为军长的朱德，
也常常和红军战士们一起从宁冈挑粮上山。战士们见他军务繁忙，不要他挑粮，两
次拿走他的扁担，他就在第三根扁担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字，示意不准战士们再
拿走。这是一个建国后便写进了小学课本、镌刻在一代代孩子们心中的故事。然而，
这样一条扁担，也被进行了“技术处理”，作为实物，它被撤走了，在一幅油画里，
却成为另一个人手上的道具——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挑粮在此小憩的毛委员、林
彪，与随行的军民们热汗洒云天，谈笑落寰宇。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
这又成了一个当今几乎全国老少皆知的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
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着一身蓝
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
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送来几张这幅刚刚印制好的油画，说是
代表“中央文革”送的。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
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
“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口伐）？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井冈
山群众中也悄悄传说，说是朱老总逝世前几年，被迫赋闲，憋闷不过，又战地重游，
再度上了井冈山。看了这幅《井冈会师》图，拿起手中的拐杖，戳向林彪的脑袋，
愤愤然说：“这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哟？！”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费去半个小时
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叶群则忙不迭地把她那软得像一团白面的嫩手，伸向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
“同志们，我代表林副主席感谢你们！”
历史被权力的粗暴蹂躏，有时还不如妓女。妓女起码有呻吟的权利，而这里，
即使是一批精通党史、军史的专家、学者，开馆前来协助审查，也保持了铅块般的
缄默……
只有几个外国人在这里说了几句真话，其中一位是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达
桑。纪念馆最后一部分的通栏标题是“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
版面上大都是新华社发的照片，内容为亚、非、拉各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毛选”。
当看到了一张说明词为“锡兰人民成立了若干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照片时，桑
穆加达桑指着照片上正一起读“毛选”的那三个人说：“他们都是锡兰驻华大使馆
的工作人员，你们怎么说是在锡兰国内拍的？”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朱德同志1962年3月
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德同志题写的。
与此同时，程世清发动山上、山下的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
的八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汗雨飞空的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
敲石子声，不绝于耳，乃至通宵达旦……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
亭顶有一个耗资一万多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
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了，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
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后作罢），以寓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
组成。
火炬熊熊啊，从黄洋界、南山的火炬亭，到纪念馆大门两边的火炬灯……井冈
山上，火炬蜿蜒如一条腾挪的长龙，气势似一片红色的森林！
井冈山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象征。
1966年至1975年，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形形色色的马列主义
组织的代表，登临过火炬照耀下的井冈山。
有的横跨千山万水：刚果、阿曼、乌干达、南非、津巴布韦、海地、多米尼加、
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还有小到在世界地图上用放大
镜也难以找到的瓜得普罗、厄里特尼亚；有的历经千难万险，挨饥、受冻、迷路、
追捕、人狱、流放，甚至同伴中有人舍去了生命……他们以朝圣般的心情，在这片
东方的麦加，孜孜不倦，学习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从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
到战略战术；从《土地法》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来得最多的是小个子、皮肤黎黑的越南人。政府或民间的各种代表团、外交官、
留学生，仅上海复旦大学的留学生，一批就来了202人。尤其是军队系统的来得更勤，
上至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下至连级干部，井冈山几乎成了他们的兵营。因为有着
胡志明主席所吟诵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庄严地宣布：“中
国始终是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大后方”，房子当时十分有限的井冈山，让越南
人每人至少住一个单间；并不富裕的江西省勒紧裤腰带，让越南人一天吃三元钱的
伙食。
我方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一天只有八角。而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直到1983年，
还有一多半的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年平均收入在一百二十元以下……
七
一颗核桃，在一柄铁铆头的猛烈敲击下，破碎了！
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四面屏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青史上已经享有的不朽光荣，井冈山的氛围是恬淡的，好像夕阳西沉时分茨坪
上空一缕淡蓝色的袅袅炊烟；生活节奏也是缓慢的，缓慢到你在茨坪街上很难看到
一个甩着流星步、或是跑步的人，你分不清哪是悠闲的游客，哪是本地的居民；无
论生产，还是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与同样简单、重复的
智力劳动。如果说前者还能有些低微的经济效益，那么后者，干多了不会嫌多，干
少了也不会嫌少。没有谁等着这里造原子弹、银河式大型电子计算机，或是打出一
口高产油井来，中国的报纸，历来几乎只从政治的角度，给井冈山留出版面……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
国最沉重的负荷。
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有了压倒一
切的任务。
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
仅生活组，就配备五十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十七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七个。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拗、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
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莲花、宁冈、遂川、安福、
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
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
室拨付。仅十七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近千名。
谈不上口味，也难见荤腥。红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三角钱以下。想
想当年红军战士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分钱，月底还留有尾子打牙祭，红卫兵们吃得
津津有味……舌头的运动速度，早超过了蔬菜生长的速度，即使是白菜、南瓜。茄
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保证每天有供应，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大米饭则尽管
饱。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在露天储备了一百万斤大米，二百万斤黄豆，消耗起来
也惊人，常常一天得有八九万斤米下锅。红卫兵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
到，就什么时候吃，急性子的人，再加上肚子里嗷嗷叫，饭欲熟未熟，便一桶、一
桶地抬了出来，一揭盖，一窝人都埋进了雾气里……全山，像摆开了一张巨大的流
水席。井冈山串联最高潮时，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使每个红卫兵抓上一把米，效仿
起当年的红军战士砍下毛竹，锯成竹筒烧饭，满山炊烟袅袅，满山篝火熊熊。
大厦和招待所住满了，办公室和教室住满了，不几天，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
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的就算幸运。有的，只能找爿屋檐，或是寻来一堆
柴草，点起一蓬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
下了决心，在茨坪中心，被众多建筑物环绕的近百亩水田里，除去西边的半块，组
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架子上又搭棚子，油毡覆顶，竹蔑为壁，下面铺
上一层稻草。完工后，又见缝插针，马路边凡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了这样的棚子，
逢月色如霜的夜晚，衬着四面笔架峰、五指峰、人面峰黑魆魆的剪影，高高低低、
近近远远的棚子影影绰绰，缀之以点点簧火（那是红卫兵们在烤衣服，或是围着篝
火在开什么会），间之以呼呼松涛，颇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韵味，让人遥想起
古战场上安营扎寨的千军万马……
缺乏诗意的是山上数不清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露天和非露天的厕所、便池。
每天，都有老俵和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仅温州一批来的四十几个红卫兵，就
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多月。
每天，拉粮、拉菜的汽车与运粪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一切都像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各个接待站里都好似十月革命前夜的斯
摩尔尼宫——
大量的工作人员，每天压路机一般，数十次地走过山上的大路、小径，将刚到
的红卫兵引去各个住宿点。常常早饭十点钟吃，午饭下午二三点钟吃，而晚饭，则
要拖到所有的红卫兵都进入梦境之后……
电话铃响不断。十有八九，那是哪路红卫兵来要房子设立联络站的。棚子里没
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溜到底的统铺，你不给他们吗，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
搞不好，他们当即就会来一伙人，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斗你；你给
他们吗，要抽出一间房子，又真差不多难似要抽出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不见经传的组织是决不会给的，给房子的一定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
样全国叫得响的组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后盾去对付前者的纠缠。
来人更是不断。十有八九，那是来批条子借钱、借物的。有过这样的镜头：
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架发育得好似运动员的红卫兵，走进生活组，接待他的是
副组长徐勉同志。
“我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叫高歌东。我们司令部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上
井冈山，我是先头部队第三方面军的，路上坐车带走，跑了十几天，一路印传单、
买语录片送群众，很多同学现在连买牙膏的钱都没了，得向你们借点钱……”
“借多少？”
“一人两元吧？”
“那好。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三十二个人。”
徐勉的心，好像是一杆天平，好感刚刚还在高歌东那边——他看出这个小伙子
说出每人借两元钱时，口气还有些迟疑，似乎这数目太多了。其实接待站定下的幅
度是，一般的困难，每人可借个三元、五元；有特殊困难的可借至十五元、二十元
——顷刻间，怀疑与紧张，就落到了自己这边。三百三十二个人，六百六十四元，
这可是一笔巨款，自己手中的笔还未划出去这么大的数字。此人莫非是个骗子？
“你等等，让我们研究一下……”
话刚完，电话铃响了，徐勉拿起话筒，小伙子将压簧一按：“对不起，你得先
解决我这个问题再说！”
高歌东的目光，随他的口气一下强硬起来。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专门借钱的介绍信。可我带了公章，现在可以给你写。”
他顾不得注意徐勉的愕然，一下揭起自己的军装下摆，露出腰带上系着的一串
章子，总有七八个。他解下其中一个最大的、有茶杯盖般大的章子，接着，从徐勉
桌上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借条，“啪”的一声，在纸上盖上了章子。
那赫然映目的鲜红印戳，并没有打消徐勉的怀疑。看着对方熟练、敏捷的动作，
他心想，这小子一路上一定不知道写过多少张借条、盖过多少回章子了……他竭力
想抓到对方的疑点，他知道只要抓住了一点，这满屋子正等着批条子的红卫兵，顿
时就会叫你高歌东（他想过，这名字大概也是捡来的）好看！
“你有学生证吗？”
对方坦然地掏出了学生证。“哦，你是不相信我们首都三司？那好，你就记下
我的系、班级和学号，借条也以我的名义写。回北京后，我负责还你们！”
徐勉头一次批出了一笔巨款……
高歌东刚走，他给一个接待站打了电话。“第三方面军”，共三百三十二人真
住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后，生活组收到了一笔六百六十四元的汇款。
偶尔，接待站也有这样的镜头：
一张借条，连同一个红卫兵证，一道送到经办人手里。
经办人一看，借条上的名字是“邹国华”，本来往登记簿上照抄下名字就是，
经办人偏偏是个十分好学的同志，“邹”字她不认识，不便直问此字，她佯作没有
细看借条的模样，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手指借条上的名字处：“我就叫这个。”
经办人偏偏又是个十分认真的同志，再追了一句：“你说呀，你叫什么？”
对方还是说：“我……就叫……这个。”
她疑心了，天下哪有讲不出自个儿名字的人？她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指着借
条上的那个“邹”字，“告诉你，我小学只读了四年，不认识这个字，你得念出这
个字来！”
对方的脸转成猪肝色，木讷讷地似要说什么，突然急转身，欲拔脚跑掉，被身
后的一位红卫兵一把揪住。原来此人是安徽某农中的学生，昨天已用自己的学生证
借过一次钱，今天又想用拣到的“邹国华”的红卫兵证再“借”一次钱。一路上，
他这样干了多次，没想到到了井冈山，竟一跟头栽在这个他也不认识的“邹”字上……
存放物品的仓库前，更是人头攒动，汗气蒸腾……
从广州来的红卫兵，身上穿着两件单衣，脚上是塑料凉鞋，白天还能挺住，可
一早一晚，一个个冷得瑟瑟缩缩，急需要借绒衣、绒裤；
从山东聊城来的红卫兵，在家里一年只洗两个澡，没有出门带肥皂的习惯，走
到井冈山，人像是刚从腌菜缸里钻出来，身上的汗垢，一条条搓下来几乎有筷子粗。
每人借了三元钱，头一件要买的东西就是肥皂；
从湖南醴陵来的红卫兵，走到了井冈山，还要走去红色故都瑞金。一路上没少
淋绵绵秋雨，他们想来借几件雨衣，没有雨衣，能借上一块尼龙布也成……
自红卫兵开始来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绕过吉安地区，直接向井
冈山投货。无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
的。为了这场已经闹腾了近半年、而且还不知道要闹腾多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井冈山竭尽自己的人力，而江西省则竭尽自己的有限财力……
似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过初期的亢奋。紧接着，井冈山人的脸上，亢奋渐渐
剥落了，而代之以急切，代之以困惑，代之以憔悴！
宣传组的头头跑了，秘书组的头头跑了，保卫组的头头跑了，或是揭竿造反，
或是也干脆出去串连，出去周游“列国”……
不能跑的，是管理局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度过红卫兵
大串连那段日子的——山上的造反派来找，串连的红卫兵也来找；不接待是“对抗
革命”，接待多了是“破坏生产”；批斗会得准时参加，散了会摘下高帽还得工作！
不开会各个环节协调不了，一开会则说是“走资派在策划阴谋”……因此，他们常
碰头的地点是气象台、医院手术室。如同爬上了蜘蛛网的虫子，他们明知越走缠得
越紧，可只有走下去。他们设想过，如果自己丢下井冈山跑掉，如果接待系统一旦
全部瘫痪，那么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将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像一颗内部已经发生金属疲劳、却仍忠贞地铆在机器上的铆钉，生活组副组长
徐勉同志也没有跑。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如果生活组的摊子也散了，虽说棚子搭起
来了，粮食也有十几天的储备，一时还冻不着、饿不着红卫兵，可山上十几万人拉
下的大便，有一天不及时组织拉下去，就足以臭倒井冈山！
1966年11月的井冈山，被方兴未艾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摇撼了……
八
此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方兴未艾。
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
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
无疑，没有毛泽东主席，就不会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任
何历史的活动，都不是个人的活动。这正如同中国有一块广博的土地，不仅仅只是
为数几个人的舞台。如果说，某种激进思想，一开始只存在于紫禁城那间堆满古色
古香线装书的书房，那为什么它能如此迅猛地辐射到远离紫禁城、并对最高层政治
舞台上愈来愈激烈的权力较量一无所知的亿万青少年中去呢？
现代迷信的本质是专制。专制的基础是农民平均主义，是“传统的村社精神”。
而“文化大革命”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
幕幕波澜云诡的高潮，也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