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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十一人，文武举人、贡生更多。时势造英雄，牛鉴就是那个时代在武威挖出的一块金子。
盛世多昌运，当今这开拓创新的时代，不拘一格论人才，七十二行选状元，给人们提供了不少施展才能的机会和条件，解放思想大胆干，实事求是图发展，顺迎了这个时代的人，有的成了名，有的发了财，有的当了官。这些人之所以能出头，首先是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其次才是他们个人的运气和巧遇。中国人有句古训“知恩图报”这个“恩”的内函非常广泛，有养育之恩，教诲之恩、知遇之恩、救助之恩；但人们常常不提及时代之恩，把个人的运气和能力夸大到了极值，使一些人得意忘形，骄傲自大，胡作非为，飞扬跋扈，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不知道什么叫时代之恩。我们的祖先造字也挺有意思，“因”字下面加了个“心”是“恩，是有因才用心去想，巧妙地神话出了”恩“的因果关系，是要人们常常想着，你有今天是怎么来的。
人有两种概念，一种是自然人，一种是社会人。一个人从他的娘肚子里出来，包括他的父母和先辈在内，谁也离不开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构成了人们生存的复杂机制，每个人都是这个机制的细胞，由于这个机智的不断运转，才能使这个细胞生存衍繁。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每个人的成长也是恩重如山。所以，无论何人，不能忘了时代之恩，“知恩图报“不能忘了图报社会，这也是一个人成熟和有道德、有修养的标志。
财富的多寡从广义上讲都是社会共有的，取之社会就要用之社会，这就是对社会的图报；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服务、友善、公益行为也是一种图报；还有对社会做出的打算和努力，也是对社会的图报。
说到这里，小女儿插话道：“爸爸！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上学深造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图报。我入学后努力学习，学出个样子来将来报效国家。”我说：“你明白了就好。”
火车出了杭州，飞快地在杭沪线上奔驰，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老伴打点好食品催我们快吃午饭，小女儿谈兴正浓，一边吃饭一边问我，武威历史上还有那些名人？我说：名人有好名和恶名之分，我们在西湖畔看到的岳飞和秦烩，他俩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岳飞流芳千古，而秦烩遣臭万年。清朝末年，武威战乱叠起，鸦片的引种对武威民风的危害极大，“终日操劳，不足偿暗室之一灯。”人们的劳动所得全部吸了鸦片；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社会黑暗。当时有个被称为“杨四爷”的穷儒不满现状，常有一些古怪的行为讽刺社会，光天化日之下打着灯笼在大街行走。旁人问他：“杨四爷！大白天的打个灯笼干啥？”他说：“这凉州城一片黑暗，不打灯笼怎么行走！“他在武威城的大街上随地大小便，有人告诉他：“有人！”他说：“这凉州城里遍地狼虫虎豹，那里敢有人”。他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平民百姓，但在武威历史上的名气很大。
在武威历史上恶名昭著的就算是马廷镶和马步青了。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武威发生了七点八级地震，武威城近有一半人死于这场灾难。但马廷镶对武威百姓雪上加霜，发动了“凉州事变”在武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内就杀了一千六百多人，他的手下把人头装满麻袋背着去请功，武威城里死魂遍地，血流成河；他们烧了许多寺庙和古建筑，店铺被抢劫一空，惨遭奸污的妇女无计其数，我村的一个张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十几个马匪对她进行了轮奸，把她致成了残废，后来再也不能生育。一提到那次回民造反，武威人无不咬牙切齿。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武威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灾荒和瘟疫，旱情十分严重，整个农田禾苗枯萎，庄稼颗粒无收，大批灾民向武威城涌来，城内到处是饿殍。为了活命，许多人家只好卖儿鬻女，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只要几斗粮食就可换给别人做媳妇、当丫环。当时政府十分腐败，在灾荒面前无能为力，任其蔓延，有的还官商勾结，高价倒卖粮食，大发横财。但也有一些富商和地方人士，捐助了一些粮食，开了几处舍饭场救济灾民。然而，毕竟是僧多粥少，饥民排着长队讨要舍饭，有的在排队当中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那时，我的爷爷，也就是你的太爷，在东关开炉院，是一个殷实人家，在东门外的北柴场也开了一个舍饭场救济灾民。后来马步青统治了武威，对武威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连我爷爷这样有声望的人家也难幸免。爷爷家境的衰落就是从马步青统治武威开始的。
小女儿听说我爷爷是一个有声望的人家，就把我和她的饭盒放在一边，催我讲她太爷的故事。
我爷爷叫朱涛，是当时的一个手艺很高的铸造工匠，他开的炉院在当地很有名气，四乡六区的人都知道东门外的北柴有个朱家炉院，朱涛的手艺不错，炉院生产的东西，质量好，价格也公道，都乐意到朱家炉院买货，远乡的寺庙还慕名而来订作钟、磬和装饰铸件，炉院的生意红红火火。
马步青到武威后，看中了武威东关是一块可以发财的地方，强占了东关，北柴场也被圈作花园用地，下令居民限期搬迁。我爷爷赶紧雇人雇牲口先驮运炉院的生产工具、原材料和家具等物，眼看限期快要到了，房屋才拆了一半，就在限期到的头一天，武威大雨滂泥，整整下了一天，羊家坝河河水暴涨，武威城乡在一片泥泞之中，爷爷他们忙着拉运东西，晚上没有赶回来。后半夜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那晚徐家姑奶奶也住在我家里，她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全家人惊醒，奶奶还以为是爷爷回来了要紧着去开门。姑奶奶说：“慢着！我听这敲门的声音不对，恐怕事情不好。”说着先打发我父亲赶紧从后门逃走。父亲刚刚逃出，。姑奶奶去开门，四个荷枪实弹的马匪闯进来，一个马匪手里端着一个方盘，方盘上面的东西用红布盖着，他们又径直地闯进了室内，一个马匪问：“朱涛那儿去了。”奶奶说：“他昨晚没有回来。”马匪又问：“他儿子呢？”姑奶奶应对道：“他也到乡下去了。”马匪们搜遍了屋内外，不见一个男人，就指着方盘说：“这是给你们搬迁费，那你们就打开看看。”奶奶和姑奶奶那里敢打，顿时，一个马匪揭开红布，上面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吓得我大姑和爷爷的养女惊叫，奶奶和姑奶奶也吓得浑身哆嗦，急忙跪下求饶：“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们不要搬迁费了。”这个马匪进一步恫吓说：“那你们就把这人头留下。”边说边把方盘放在地上要走，奶奶和姑奶奶一人抱住那个马匪的一条腿，哭叫着：“长官行行好，不能这样啊！”马匪见状，他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便说：“等朱涛回来告诉他，限你们在天黑前必须走人，否则，这就是他的下场。”爷爷回来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无可奈何地说：“他们用这种手段抵赖搬迁费，这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这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了，赶紧收拾一下就走吧！”一辆老牛破车，拉着全家人走出了东关，来到了新关。
当时有个本家的叔祖住在新关，也是开炉院的，大地震那年他家的房屋全都震倒了，由于他老俩口都抽鸦片烟，家底基本上都抽光了，盖了几件泥草房，自己住了几间，有几间租给了一个姓黑的人家住着，大半个院子都空着。爷爷就买了他的大半个院子，分里外两院重振了家业。里院是住宅；外院有作坊、沙坑、炼炉和窑炉，是炉院的生产地。这样，爷爷把家安在新关。
新关是我的出生地，那里的水土养育了我，儿时的新关至今我记忆犹新，那里的街道、寺庙、大河、小沟、田野、村庄时常对我魂牵梦绕。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新关是一条破旧的长街，新城公路把它拦腰分成两半，东面称上新关，西面称下新关。
下新关最突出的建筑物是七星庙，这个庙座南朝北，庙门面街，庙里有大殿，大殿的两侧是耳房，大殿的前面有东西两排神廊。大殿里有七尊泥塑雕像，中间是关羽，关羽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二郎神、马王爷和土地爷，黑虎神、牛王爷、龙王爷。据说这七位神仙都是财星，七星庙因此而得名，神廊里还供奉着其它神仙。后来，这些神像都用泥丕封了起来，七星庙做了乡公所和学校。出了七星庙，下新关尽收眼底。我家毗邻七星庙的东面，七星庙里稍有大的响动，我们都能听得到，有时我们还上房看七星庙的热闹。我家的南面有一个果园，小时侯看果园的老爷爷经常和我耍逗，有时候我上树偷摘果子，他怕我受惊掉下来，就远远的避开，等我下来后就把我拦住，数我偷摘的果子，一个果子打一下手掌，有时侯他把风刮下来的果子给我吃。果园的后面有一个叫高家台的地方是一个乱坟岗，我的生母就埋在这个乱坟岗里。
下新关至羊家坝河，有一座木质结构的光明桥把东关和新关连接起来。羊家坝河河身很宽，河底尽是石头，“武威三件宝，石头砌墙墙不倒”，东关和新关的人家都用这河里的石头砌墙。那时羊家坝河长年有水，雨季水大，旱季水小，有时山洪暴发，河水猛长，给沿河居住的人家构成威胁。光明桥的上游叫上河滩，那里也是一个乱坟岗，无坟地的人家死了人大都埋在那里，谁家的孩子死了，用锅底灰把脸抹黑，用谷草包捆，也往这里仍，等狼和野狗来把他们吃掉。每当河里发了洪水，上河滩里埋的死人被冲下光明桥来，我曾多次看到过河里漂下来的死人。那上河滩真是鬼哭狼嚎，十分凄惨。
上新关最有名的地方是光明寺，据说这里原是一个宏大的寺庙，香火也挺旺，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家乡的父老曾在这里聚众进行过反对贪官污史的斗争，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被马匪放火烧了。但它仍是新关人不曾忘怀的地方，寺内的那写高大的松柏树还顽强的活着，尤其是那棵大槐树树围挺粗，树冠很大，我在那棵大槐下欢度过童年。
光明寺的东面有南北两个颐园，是四川、贵州、河北、山东等地来武威经商的人寄放灵枢的地方，南面的叫蜀黔会馆，北面的叫冀鲁会馆。蜀黔会馆的南面有一个叫达家坟的墓区，据传是清朝前期一个满州贵族的墓地。墓区内有许多石雕，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离达家坟不远的地方有个回民墓地，回民有风俗，埋死人的时候，都要给坟上去的人散钱，回民送葬时都要经过我家的大门口，小时侯一见回民送葬，我就跟在他们穿白大褂的长队后面，到坟前一起和他们跪在那里，等他们散钱。有时候他们还专门叫一些小孩进到墓穴打扫，我也打扫过几次。南北会馆再往东走就出了新关，那里有一个烽火台，也叫青烟墩，小时侯我经常到那里去拾驴马粪。
新关地处城乡交接处，流动人口较多，居住情况复杂，是一个农工商贩、自由职业者和游民杂居的地方。当时有百来户人家，张姓居首，在下来是李、严、段、魏姓较多，其它都是杂姓。他们中有种地的、开炉院的、开商铺的、开磨坊的、开木匠铺的、开药铺的、摆小摊的，更多的是自由职业者和游民。在自由职业者和游民中有木匠、泥水匠、打铁钉掌的，补锅修锁的、买酿皮子的、挑葱卖菜的、拉工打临的；还有巫婆神汉、阴阳道士，卖鸦片烟的；另有个别人以行骗行窃为声；这些人除了卖鸦片烟的生活富裕外，其余大部分人家生活十分贫困，吃了上顿愁下顿，穿戴也十分褴褛，都是些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破衣烂衫，有的人家十几岁的孩子没有裤子穿；住的都是破旧的泥草房，有的人家干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旁人家的井旁、田头搭个窝栅居住。然而，就在这个贫富悬殊，生活十分贫困的地方，有一种奇特的现像，十有八九的人家都抽鸦片烟，我爷爷、奶奶都抽鸦片烟，那个姓黑的院邻就是卖鸦片烟的。
当时新关开炉院的有好几家，爷爷的生意没有在东关那么红火，但在同行中还是名气不小。他善舍好施，地方乡绅常把他当做大头来抓，经常用偷梁换柱的形式给他派粮派草。马匪也盯住爷爷不放，常以各种名义敲诈勒索，抓丁就是他们最为拿手的敲诈勒索伎俩，不管谁家有几个丁男，只要盯上你，就是只有一个丁男也要派签。爷爷只有我父亲这么一个儿子，每当丁签派下来，总是千方百计先把父亲藏起来，然后花些银钱打点，免遭把父亲抓走。一次马匪来抓丁，没有把父亲抓上，就把爷爷抓到新城，严刑拷打逼着要爷爷说出父亲藏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说，他们就把爷爷的鞋袜脱光，拉到冰雪地里罚站了一天一夜，爷爷就病倒了，家里知道后，就赶紧找人打通关节，送了不少银元才把爷爷救出来。爷爷感到这样躲来躲去也不是办法，就抓紧给父亲订亲成婚。民国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家里遇上了两件喜事，一是父亲和我的生母结婚；二是我的小姑出生。大姑出生时奶奶听到了狗叫，乳名取了狗娃，小姑出生时奶奶听到了鸡叫，乳名取了鸡娃。
一九四○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武威，马步青在武威也到了穷凶极恶的最后统治时期，他们军匪勾结，扰乱治安，把枪支弹药供给土匪去抢人，有的扮作土匪夜里出去抢人，搞得武威城乡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那时，上新关的魏家就被土匪抢了，上下新关的人也是一片恐慌。当时，爷爷还有些浮财，为了不被匪徒抢走，打算转移到北乡奶奶的娘家。和奶奶的娘家商量定后，一天夜里，爷爷把转移的东西给几个舅爷当面做了清点，并再三叮咛：‘这是我一辈子的血汗，你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地驮到你们家妥善保管，日后我重重地感谢你们。“当即还给了他们一些酬谢的银两。舅爷们也再三保证；绝对不会有差错，这些东西转移到他们家里保存最为合适和安全。爷爷和父亲把舅爷们送出了家门，两个骡子驮着两驮浮财，由几个舅爷押运着向奶奶的娘家走了。
第二天天刚刚亮，有两个舅爷急匆匆地来了，一进门就跪在爷爷的面前说：“姐夫，大事不好！昨夜驮的东西和我家的两个骡子，在曹家路口全部被土匪劫走了。”爷爷听了一口气没上来就昏到在了炕上，父亲急忙掐爷爷的人中，爷爷慢慢地苏醒了过来，但还是说不出话来。奶奶一边给爷爷捶胸脯，一边流着泪骂两个舅爷：“你们几个不中用的东西，你们姐夫挣来这些家当容易么！一夜之间你们就把它送成光了，还欠下了你们的两头骡子。土匪抢，你们没有长手么！你们白白的把东西送给了人家，还有脸来见人，看把你们姐夫气成这样，你们不赶紧去请医生，还跪在那里干什么！你们姐夫若有个三长两短，看你们怎么交待。”此时二舅爷插嘴说：“昨夜我们刚刚到曹家路口，就遇上七八个土匪，他们有抢有刀，我们逃命都来不及，那里敢动手。”另一个舅爷又插嘴说：“我们确实对不起姐姐、姐夫，当务之急是赶紧报官，捉拿土匪。”奶奶擦了擦眼泪说：“这兵荒马乱的，报什么官，你们知道那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当务之急是救你姐夫，你们还不赶紧快去请医生，胡说些什么呀！”两个舅爷出去请医生，爷爷两眼紧闭，面色铁青，全家人眼巴巴地盼着医生快些到来。
医生请来了，奶奶叫其他的人退出了爷爷的卧房，只留下了他和父亲。医生问了爷爷发病前后的情况，号完脉对奶奶和父亲说，爷爷患了气致阴痰，这种病比较难治，先开了三副利气化痰的药，三天后再看病情另开处方。三天后爷爷的病情虽有些好转，也能说出话来了，但仍是卧床不起，不思饮食，水米不进。此后，又请来了武威最有名气的医生，这个医生诊断的结果还是气致阴痰，并对父亲说：“这种病凶多吉少，先慢慢调治，只有看日后会不会有转机了。”眼看着爷爷病势越来越沉重，全家人着了惶，久病乱投医，又请来了一个流医，那流医说这种病只能吃人脑馒头才能治好，并且说他能办到这件事，需花很高的代价，奶奶和父亲没有相信这个流医的鬼话，仍按那个名医的方子给爷爷调治。爷爷卧床不到四个月，终于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四十四岁。
那时武威有一些专门靠婚丧之事混饭吃的懒汉泼皮，每当遇上婚事，他们就在一块红纸上找人写上两句恭贺的话，拿到婚事上去贺喜，主人得招待他吃一顿酒席；每当家境好一些的人家办丧事，他们拿上几张烧纸来吊丧，要求给他们破孝冲当孝子，否则他们就会找麻烦，为了把丧事办得顺当，谁家也不愿意得罪这种人，给上他们丈来尺白布，让他们混着吃上几天，打发走了事。那时物质匮乏，能够混上丈来尺白布够做一件衣服，还能吃上几天，这对穷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种人只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还像孝子那样守灵，跑前跑后，一直混着吃到丧事办完。
爷爷死后发了大丧，也来了几个泼皮冲当孝子，夜里他们陪着我父母守灵，一边烧纸一边闲聊，其中一个泼皮说：“老掌柜的死在钱财上，你们被人骗了。”父亲对泼皮的话一点也没有在意，母亲联想到几个舅爷来吊丧时的慌张神态，却生了疑团。
农历九月初五是爷爷的头七，初四下午姑奶就来了。晚上，一家人座在爷爷的书房里谈起了家务事。姑奶奶泪汪汪地又提起了那笔浮财的事；“哥哥立立地叫财克死了”奶奶伤心地说：“看来你哥哥是死在钱财上了，他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能人，谁知道他就那么想不开，听了那两个贼打鬼的话，一口气没上来，前后不到四个月就丢下我们走了。”紧接着又面对我父母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就看你们小俩口的了。”听了这话，我母亲先开了口：“妈！你也不要太伤心，虽然家里不比以前了，但我们还年轻，日子还是会过得去的，我们怎么也能把你养活老死。”奶奶听了这些宽心的话心情也好了起来。姑奶奶又插话道；“这银子钱是福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