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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4）
当时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电影。*初期全国就八个样板戏，后来开始拍电影，有什么《春苗》、《决裂》等等，全是“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电影，缺乏人情味。比如，这些电影里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夫妻都没有，讲的是无性政治动物的日子。反倒是进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鲜电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当时孩子们编出顺口溜，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几个国际朋友，每次人家的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上街夹道欢迎。外国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隆重对待。这么长大的孩子，自然觉得外国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搂又抱”呀。这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当然，外国人可怕起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从小就要“备战备荒”，特别是要为核战争做好准备。原子弹的可怕，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那实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可能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人家首先要打北京。毕竟是首都呀！记得那时父母下干校，留下一个农村来的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大娘不识字，也要到街道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苏联的原子弹。最后她们这群老大妈终于想出了办法：谁看见原子弹飞过来，赶紧敲暖气管子。因为暖气管子通着全楼，大家都听得见。听见声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们还演习了几次，确实一敲动静很大，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随便敲暖气，免得引起误会。可我心里为此则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据说原子弹从苏联飞过来比飞机快得多，肉眼都看见了还有机会敲暖气吗？再说，我们孩子参与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场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弹吗？看看家里那台苏联电视，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产品，中国造这东西门儿也没有，怎么打核战争会是苏联的对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非常真实。我还不停地做过恶梦：自己被苏联入侵者抓住，按说应该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但人家要枪毙自己，一下子吓破了胆，投降了，同时也在惊恐和羞辱中醒了。几十年出国后曾听到电视上讲，在中苏交恶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看来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总之，外国人高级，外国人神秘，外国人可怕。这在我们这代孩子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我当时才十岁出头，竟也卷入了这段历史。中美交恶二十多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帮助蒋介石*。如今美国总统突然访华，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握手，全国人民需要转弯子，不能再把人家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也不能说过去的教育都错了。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每天要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理解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而所有这些学习内容，我们都必须背下来，老师时时抽查。 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被告之，他希望当美国建国200年周年时的总统。他不访华，很难当上。他如果访华，毛主席又接见了他，那么他回去向美国人民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毛主席都接见我了！除了我以外，咱们美国的政治家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美国人作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自然是敬仰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凭他能见毛主席，尼克松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大增，能够顺利当选总统。果然，后来他真当选了。看来毛主席确实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5）
这些教育虽然很长我们的志气，但另外一些教育就叫人神经紧张了。既然尼克松要访华，一些美国人也会跟着来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万一碰上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十岁的孩子也当然要做好准备了。比如，我们反复背诵的对美国人应有的态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意思是：人家要是热情，我们就不应该太冷淡；人家要是冷，我们就必须维护国家的尊严，对之绝不示弱。老师还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在北京的小胡同中迎面碰到一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办呢？小胡同很窄，只能走一个人。这就到了考验你的时刻了。要知道，美国人一般个头很高。你一定不能害怕。如果他见你走过来，很客气地侧身让你先走，你也要侧身谦让。但如果他很不友好，横冲直撞地走过来，你就应该有勇气和他撞一下！”要知道，当时我是全班最瘦最小的。听了这些话，还真有些担心不得不和美国人狭路相逢。好在我们住的是公寓楼，楼之间是宽大的操场，并没有那些窄小的胡同。后来看到了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算是真正领悟了什么叫“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了。照片上周总理站在飞机舷梯的一步之外，礼貌而不露声色，一只手略微伸出来；下了飞机的尼克松则满脸堆笑，热情地迈步跑到周总理跟前，特别主动地把手伸了出来。你一看照片就明白，是尼克松求着我们！不用说，这张历史照片，也是中国外交的经典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张照片的榜样下长大的。
当时的教育者，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的矛盾之处。固然，尼克松为了当总统，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尼克松小心地给周总理赔笑脸，说明美国只有讨好我们中国才有活路。但是，所谓“不卑不亢，不冷不热”，还是要看人家怎么对待你，再决定你应该怎么对待人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从这个方面讲，似乎美国人一方有着界定和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权力。另外，全国动员准备迎接美国人来访，也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感到美国人是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我们孩子堆里也流传着各种荒诞的传说。比如，花园村华侨公寓了住着一位混血的女青年。有的孩子就说：“即使她犯了法，警察也不能碰她。必须要周总理签字才行。”总之，在我们眼里，外国人地位很高，也很神秘。
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研究美国人。记得读中学时到北郊木材场学工，工间休息时在工人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学习。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学习骨干拿着一份报纸给我们看，上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辛格的照片。他问我们看出什么问题来没有。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他于是告诉我们：“你们看看照片上的基辛格夫人，比他几乎高了一头。他为什么要娶这么一个高头大马的老婆？那是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我听了心里暗暗钦佩：还是人家工人阶级觉悟高呀！
当然，这些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从十岁就用心学习“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行为准则，可惜除了在照片上看看基辛格及其夫人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外宾”也没有碰到。没有想到，这一套进了北大反而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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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6）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其实都是作为“外宾”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学生楼，上课也基本上和中国学生分开。我们只有偶尔在几堂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课上碰到几个留学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的英籍专家彭文兰女士，就和我们一起上过大课。许多留学生都抱怨，说在中国读书像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同学隔绝起来，难以学到中文或了解中国社会。许多人则要求中国同学当他们的室友。学校对这些“外宾”的要求，当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国同学中征求“陪住”。也有许多同学对这样的机会趋之若鹜。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一般的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狭不容足，公用厕所臭气熏天；留学生宿舍则两个人一间屋，公共厕所也每天打扫得相当干净，条件好得多。第二，和留学生一起住，学习英文非常方便。当时想出国的人，当然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三，当时没有托福之类的公开考试，能出国的人经常因为是认识美国人。不少人期望着为留学建立些联系，也许人家可以帮着自己出国，或者有什么其他甜头。至少这是我当时认识到的理由。
这三条，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觉得宿舍条件有多差。相反，我十分喜欢自己的室友们，每天的日子非常充实，人越多聊天越热闹。我虽然家在北京，但常常两周才回一次家，对宿舍很留恋。况且，我一不想出国，二无学英语的热念，更是看不起那些“追着留学生屁股后面”、“崇洋媚外”的同学。我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但主要专注力还是在国内，有一番“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而“陪住”这个名字，则特别难听，仿佛是给人家当小老婆似的。有同学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叫“偏房”呢。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在许多人眼中的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
现在看来，找到我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时去“陪住”，等于是肩负着“接待外宾”的任务，选拔起人来非常严格。以我的观察，学校大致有几个标准。一是尽可能挑城里人，特别是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人。因为这些地方来的学生“见过些世面”，不那么“土”。一是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尽可能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些形象。另外，还要人品端正，不要到了那里做些不好的事情，损害了国家形象。也许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干部家庭出身。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猜想的标准。我属于被选拔的人，从来没有问过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是什么想法，况且我毕竟仅19岁，在那个年月恐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情。
我对这种所谓“政治上可靠”的势利标准心里很反感。我自以为是政治上最不可靠的。不过，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他非常了解我的价值观念，很诚恳地说大家觉得我做人端正，生活朴素，比较值得信任，还是希望我去。做人端正、生活朴素，大概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爱听的话。而且班主任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就答应了。
应该说，搬进留学生楼，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但毕竟是经过说服后自愿的。刚一进去时，确实享受许多便利。首先，晚自习不用到教室占座儿了。基本可以在宿舍里进行。当时，一般的宿舍有六个学生，只能分到一张晚间到图书馆的阅览卡。大家轮换着拿着这张卡去图书馆指定的座位上读一晚上书。其实也就两个多小时，到晚九点半图书馆就张罗着关门了。没有这张卡的另外五位同学，有一两位在宿舍自习，剩下的大部分则去各教学楼“打游击”，看到没有课的教室就赶紧占个座，这样晚上自习就有地方了。当时学校的设施非常紧张，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教室，即使有地方也都永远处于爆满状态，空气恶浊。而真要去各教学楼“打游击”，常常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串了半小时也找不到地方，有时甚至不得不回到宿舍来。我在留学生楼和两个美国人一个屋，他们平时晚间多出去活动，我基本可以留在屋里不受打扰地自习。这种条件，不仅自己满意，其他同学也都很羡慕。更不用说，这里洗澡方便，本楼层就有浴室，不用去学校澡堂人挤人地排队。看电视的条件也非常好。至少电视间人少，有座位。不像在原来的宿舍，两层楼一个电视间，要自己带椅子去。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7）
我对留学生楼印象最好的，还是礼让的文明。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经验。比如，我进楼门时，前面有位留学生，他即使两手都提着东西，也会把门打开，用脚把门顶住，等我过去后再关门进去。我第一次受此“礼遇”实在受宠若惊，以后自己也马上学会：进楼门时，只要意识到后面还有人来，就把门打开让人家先走进去。这是留学生楼里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到了美国生活，也知道这是美国社会从小就培养的规矩。不久前系里的秘书还跟我说，她要求自己十岁的儿子在公共场所进出时注意身后有没有人，如果有就必须给人家开门。小孩子有时候大大咧咧地忘了，她就会动火。可见这种文化的草根是多么深。我当时觉得这实在是个良好的习俗，希望能在中国推广。周末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也试图给人家开门礼让，结果发现这样下去我一天也别想进去。北大如何呢？许多我们这代北大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改造中国，就从北大开始。如果北大也改造不了，就别想改造中国了。于是，我去图书馆时，就开始试行给后面的人开门礼让。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开门人家赶紧就抢先进去，连句谢谢也不会说。有的人还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这也使我对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园，存在着两种文化。留学生楼就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和中国学生宿舍仅一两个楼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学生楼时就成了礼让的君子，回到中国同学的领地则马上又当仁不让起来。也许大多数同学平日不去留学生楼，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住在里面，每天要面对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并且无力改造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这当然有些令人沮丧了。
我和留学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也是华裔，三十多岁，当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汤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课，就是要把书给写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几乎就能听到隔壁的打字机的声音（那时还是前电脑时代，打字机也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
可以说，在北大四年，雷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应该说最早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思想启蒙。当时“*”刚刚结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我则更是受五四启蒙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觉，负有唤醒和教育整个民族的使命。怀有这样的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全社会的福祉而奋斗的阶层。鲁迅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榜样。上述这些信念，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见了雷，我也大谈自己未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先是参与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约十几年，我们这些北大人就会不断占据社会重要的岗位。那时，我们就具有启发和改造国民的权力。中国会由此变个样子。
我自以为我把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雷则非常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注重理论，观点非常平白：“你怎么觉得知识分子就那么靠得住呢？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一样呀。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比其他阶层得到了最不受节制的信任，他们就会比其他阶层都*。看看中国古代通过科举上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贪污、不*吗？他们恐怕比其他阶层更*吧。”我急忙争辩：“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独立人格，就会摆脱现实的利益而追求知识和真理。古代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人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就会不断为社会生产先进的思想，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就好像你以后到了大学当教授，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吗？”他听了我的话又摇头又叹气：“我毕业到大学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么追求真理。你说的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职位首先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学的职位稳定，不会失业，每年只需要工作九个月，假期比谁都长。西方大学的教授，大部分还不是图这些？他们都想少干事多拿钱，而且为此也会做许多不地道的事情。怎么人多读了几天书，就在道德上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你这种话真要到西方去说，让人听了会笑死。这实在太天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8）
我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任何外语，在这方面自然说不过他，于是把话题转到中国：“中国的问题，不靠知识分子靠谁呢？如果不靠知识分子，你说该怎么办？”他摊摊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我只不过读了几年书，研究过几个中国人而已。我看，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恐怕是知识分子太具有垄断地位了。古代知识分子靠科举，有了许多特权，也产生了许多*。你说“*”知识分子受*。其实那时谁不受*？主要是知识分子垄断了舆论，吃同样的苦但叫得比别人凶。现在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你看着吧，他们首先会给自己谋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都很讨厌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别喜欢交流。毕业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拿了教职，回来访问了几次，我们还都见面叙旧。后来我还采访了他，把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了一下，以对话的形式刊登在《文汇月刊》上。那时他已经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其中还写过几篇批判刘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报》当编辑期间就认识刘心武，关系算比较熟，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他则谢绝了。他说：“我从来都回避和被研究的对象见面。大家见面一吃饭，成了朋友，以后还怎么研究呀？那只能说好话了。”我说学者恐怕可以超越这些吧？他则说学者和一般的人一样，根本不会超越这些。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