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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有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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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座胜过听课（1）
如前所述，*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所讲的细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的记忆已经不敢说很靠得住，好在他的文章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读者可以参考。不过，他的基本要义则让我终身难忘。
小川开讲很平淡：这首《敕勒歌》原文不是汉语，本为鲜卑语，北齐时译成汉文。不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什么？由于当时中亚诸民族的互动变化无穷，很难追寻。小川则作了一番考证，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地追下去，证明此歌是经过许多语言连环翻译，最后成为汉文的。按说到此讲座就可以结束了。可他最后加上了点睛之笔：此歌最原初的那一中亚语言，我完全不懂。不过，我查了该语言的辞典，并检视了该语言在那个时代诗歌的格式，发现其诗大抵是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每行中间有一顿。这和唐代的七绝的形式，就非常相似了。我的这番研究不敢说解答了任何问题。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理解唐文化，总强调唐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式影响。这是大唐中心的观点。但是，唐文化的形成，是否也是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唐作为文化互动的接受一方来讨论呢？讲座就这么结束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听讲座胜过听课（2）
这在现在，也许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足以引起我的思想地震。这种地震之所以发生，也多亏前述张广达教授给我开阔的视野。张教授上课反复强调：唐王朝是在中亚诸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唐王朝的发展，也必须要在中亚民族的动向中才能理解。比如土蕃的压力，西域各族的消长，乃至安禄山的崛起等等，全都联系在一起，切不可仅仅从宫廷政治的角度解读。事实上，唐朝非常依赖西域的商路，长安是丝绸之路的终端，大量中亚商人由此进入，使长安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后来，*等地的商人又从海路造访广州，刺激了南方的贸易。而大运河把南北接通，唐王朝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枢纽。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作了大量研究，证明中亚商人的活动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他们掌握的铜钱数量远超过国库，对贸易影响甚巨。宫崎市定甚至怀疑中亚或穆斯林商人向中国输入了远程贸易的技巧。其实，欧洲史学家们，也很早提出意大利商人远程贸易的技巧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假设。既然在政治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如唐诗等等，怎么可能和外部世界全无关系？
这些在学界也许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却不是。最近我和一位海外留学生朋友讨论问题时还提到，在中国受的教育，即使像我这一搞历史的人，也认为唐朝是世界第一，长安是世界的中心。直到最近教世界史、眼光放开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如何培养井底之蛙。看看唐王朝时的世界版图，*的Umayyad Caliphate帝国比唐帝国大一倍还多，覆盖了从现在的伊朗、中东地区，到北非、西班牙，横跨欧亚，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在文化上，这一帝国则吸收了从印度到欧洲古典世界的遗产：印度数字变成了*数字，成为日后欧洲科学进步的基础；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成了*的典籍，后来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人手中再学过来；贸易上，*人更是沟通世界的使者。这一点，你想想从广州到地中海的*商人，想想没有*数字如何算账，就明白*商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了。几乎从各方面说，这个*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不在唐帝国之下。可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封闭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人都教育成了什么样子？
大中华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历史意识，最终会导致我们心灵的锁闭。以这样的视野，中国是无法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从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更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自己。中国的文化并不置身于世界之外。而世界的文化当然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读唐史就应该明白。听小川环树的讲座之前，我还很信许多老师的话：日本人就会考证，考得很细，但缺乏意义。小川环树打破了我的成见。他考证确实很细致，但心里装着大问题，只不过他对这些大问题点到为止，不会夸夸其谈，许多人（特别是知识框架比较旧的人）因此也就不会注意。其实，许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都带有这种国际视野，只是多从小处着手而已。日后我相当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这次的经历也相当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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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1）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英语当然是不错的了。不过，在我们那个年月，也就是77级、78级、79级三个年级，中文系同学的英语一般而言比起其他系的同学来弱得多。一来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上大学前都没有学过什么英文。二来则是刚刚进大学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必须有个选择。中文系的同学多是文学青年，即使做文学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文学，很少有人觉得英文有多重要。不像其他系的同学，把英文当成求学的基本工具。例外是有，比如78级的商伟，人不声不响，毕业后很快出国读书，现在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般而言，理工科同学英语比较好。文科中西语系不用说了，英语好的多是带“国”字好的系和专业，如国政系、国际关系专业等。另外，不管在哪个系，“出国派”的同学英语自然也好得多。等我毕业，中文系的后辈英语好的则多的是。毕竟他们中小学受了正常的教育。高考也要考英语。英语不好，很难考进来。
英语白卷上北大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来的地坛小学里读初一，号称“戴帽班”，上初二时才去和上一年级的同学在真正的中学会合。
当时正处于“*”后期，*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作为第一届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虽然因为中学没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学的“戴帽班”凑合着读初中，但学校居然开始给我们开英语课了。
对于这一突然而来的正常秩序，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同。我父母“*”期间去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识字的保姆照顾。当时父母的考虑是，农村太苦，我们三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为父母在不同单位工作，被下放的地点也不同。父亲去了河南，母亲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去了辽宁。三个孩子跟谁也不是。不过，这样一来，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容易荒废学业甚至学坏。我从小调皮捣蛋，上一年级时就曾试图打老师，甚至有一次把老师气哭了。放了学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没有人管。小学毕业时，还只能看连环画，而且从来不看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父母从农村回来后，单位里非常忙，没有心思过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大概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恢复正常”的工作机会，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2）
在这样的状态下让我学英语，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老师上来讲：“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们觉得她阴阳怪气。当她试图教我们Ａ、Ｂ、Ｃ的发音时，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气的声音逗得前仰后合。我就这样上课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见父母的影子（他们一般六七点才回来），全放羊了。到了学期末，一次父亲吃完晚饭想看看我英语学得如何，结果发现我一个字也不会。他自然大怒，逼着我补。这里补充几句题外话。他在抗战前在老家河北新乐上了中学，学过几年英语，据说已经达到了能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水平。这让我对那时乱糟糟的中国的教育水平有些吃惊。父亲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属于地主、富农之类，在当地有些名望。但听父亲说，那时这种富裕家庭，一年也难得尝几次肉味。他抗战后下去发动群众，宣传蒋介石如何*，最拿手的罪状，就是蒋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苹果！可见他那时穷得想象力有限。但是，这么穷的地方，居然还有学英语的地方，似乎比现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好不少呢。书归正传，他因为有从他一直谴责的“旧社会”带来的一点文化遗产，就把40年前的记忆翻出来教我。经过这么一个星期，我期末一考试居然还拿了九十几分，连老师也吃惊不小。父母也由此松了口气。
其实，这样轻松地拿高分也只能说明那时候学的东西实在简单。第二学期，父亲一忙没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检查，我又是什么都不会。而他40年前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也就够教我第一年的。这次又逼着我连滚带爬地过了关，然后他警告我：“以后再不自己学，我即使发现你不会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学照样不学。他一气之下，开始对我进行体罚。但是，越是体罚，我越是反感英语，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长大又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这句话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大家常用来取笑我。不过，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社会的孩子，确实也很难想象如果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
1979年高考照顾到“*”教学的不正常，规定英语考试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数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总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则算5分。这样英语就无足轻重了。我因为早就放弃了英语学习，高考时在英文上完全是个“白卷先生”。记得当时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我按照老师的嘱咐，在卷子的选择题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对了10个，正好在总分中加了一分。当年许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几名的学生，有不少也是这样的状况。
美国人是什么？
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Ａ、Ｂ、Ｃ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作业，基本的词汇、语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课也不听讲，一个人坐在那里摇头晃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这样学英语，还不如不学。因为只要公共课一停，两个月就全忘光了，跟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没有区别，成了文盲。”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3）
我并非不知道英语的重要，也并非不想学英语。但当时学英语，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个障碍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学语言是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史、法律，只要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收获甚丰，甚至有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掌握一门新技能的成就感。学外语则是投入了两三年还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能读的书也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所以，学外语头两三年经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课程僵化，那就更难了。我那时年轻，没有人督促，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后悔莫及，也希望年轻朋友不要重复我的错误。第二个障碍，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殊的。按说，学英语的最大动力，是用英语所接触的人类文化要丰富得多。我现在劝年轻人把英语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时，经常问他们：想想看，你用英语能读到什么，用中文能读到什么？至少现代中文里的内涵太贫乏了。但是，当时我们能接触的英文书很少，报纸杂志几乎没有，更没有现在上网这种技术可能。另一方面，经过*十年连中文书都几乎禁绝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书了。这就像是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能读的中文书实在可怜。既然中文能够满足相当的知识需求，读英文的动力就减少了许多。我作为一心要“改造中国”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国。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学英文又加了一层更特殊的心理障碍。那就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这段经验是我大学生活的恶梦。回想一下，我在那里和美国人开始接触，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爱国排外的“愤青”，也算难得吧。
随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后的一代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代人对于外国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国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时候我很少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偶尔在天安门广场等繁华地带或使馆区见到几个外国人，也几乎和见到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站在老远看个没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旁边有个华侨公寓，偶尔还真看到几个肤色不同的老外。那时在小孩子圈里，有各种关于华侨公寓的传说，比如里面多么豪华，许多人家里有电视，甚至还开车等等。要知道，那时我上的花园村二小，全校没有一台电视。我们在那里小学毕业后按理要上花园村中学，即所谓“花中”。孩子偶尔谈起来这个前景，无不兴奋不已：“知道吗？那个学校有电视呀！”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苏的外交官，带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非常笨重，需要两个大小伙子才能抬动。不过那台电视坏了很长时间。曾经修好过一次，但又坏了。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