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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被他说服，开始对知识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识背后的利益。到了美国以后，我则更切实地体会到*社会中一直有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在许多时候会有祸害，但没有这种传统则祸害更大。这也最终导致了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和雷后来偶有通信，最终则基本断了联系。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教授。在澳大利亚应该是相当有地位的中国学家了。
可惜，虽然我在留学生楼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两个美国同屋的关系则很快恶化了。
当时留学生宿舍的规矩是一个外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屋。我进去时，因为房间少，成了唯一一个和两个留学生共用一个屋的学生。两位同屋都是美籍华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陆，和我大致同年。我来时他们很热情。不过宿舍的格局他们已经占好了。两个人都在靠里的位置一人占据房间的一端，中间用书柜、衣柜隔开，很有隐私性；屋子一进门的地方漫无遮拦，成为我唯一可占的地方。我当然并不介意。因为我在原来的宿舍床就摆在门口，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不过，这三个人的局面，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老实说，现在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4年，这样的美国人还真是没有碰到过。也许是因为和人家的生活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吧。比如，我一搬进去，那姓刘的就对我说姓陆的坏话，甚至陆的女友是黑人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姓陆的也不含糊，说姓刘的如何不成器、姓刘的哥哥太傲慢，等等。我当时是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正读五四一代“改造国民性”的高论。可是在这里一对比就明白，在中国同学的宿舍里，尽管条件非常差，人要厚道多了。这两位“老美”，一上来就钩心斗角。那姓刘的还教我：他们在美国大学的宿舍中，一旦发现同屋不合意，就装出神经兮兮的样子，把同屋给吓走。因为在美国买枪很容易。大家一想到校园凶杀就吓破了胆。做人如此下作，实在也算我倒霉了。
本来，他们彼此之间钩心斗角与我无关。但是，马上我和他们的冲突就变得更大，使他们联手来对付我。三个人分享一个屋，本应该尊重大家的生活习惯。可是，他们半夜12点在我睡觉以后仍然不停地有客人。特别是夏天很热，屋里没有空调，睡在床上几乎是赤条条的，突然西语系的女生进来，这有多么狼狈！我提出抗议，慢慢矛盾越来越大。他们想把我请走，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刘开始装神经病。我不在时，他们把我台灯的电线切断，当然还有在我睡觉后带更多的朋友来宿舍，在我没有醒时大声放音乐，等等。闹得隔壁的雷金庆也和我说：你那两个同屋很热闹呀！
这样下去，我当然无法支持，找到留学生办公室要求调整宿舍。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这两个同屋的问题他们早就知道，许多邻居都抱怨。但是，调宿舍不可能，我适应不了只能搬出留学生楼。我说我并不想在留学生楼住。但是，这是他们不对，而且相当出圈儿，为什么他们不走？那位老师无奈地说：“小薛呀，你也太不实际了。”接着，她希望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观察一下这两位同屋平时都喜欢和谁交往。这对我来说，等于是当间谍了，要我报告哪些中国同学和这两个人打交道。不管我怎么恨那些半夜闯进我宿舍的人，我是干不出这种事情的。我可以无愧地说，在中国活了33年，错事做过不少，但从来没有打过小报告。到此时，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再拖下去，打小报告的压力就上来了，于是马上找了几个同学帮忙，立即搬出了留学生楼。一年多以后，那位姓刘的好像是马上要回国了。他把我约到他住的宾馆，郑重其事地向我道歉，承认他们当时确实很欺负人。他说这本是美国的游戏规则，在美国这么做他大概不会内疚，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别人也会这么对他。但在中国大家是不平等的，他们有种种特权，我没有。这等于他们打我我无法还手。可惜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很后悔。希望我原谅。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这一经历对我打击很大。我实实在在地明白了中国人的地位，哪怕是在自己的国家。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北京的许多商店是写明不让中国人进的。当个中国人，实在要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同时，我对学英语的心理抵触就更大，特别讨厌那些跑到我屋里来和同屋说英语的中国同学。搬出留学生楼时，大二也正好结束，英语的公共课不用上了，我也就可以放心地把英语扔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