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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1922年3月间，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上海。恰逢陈独秀与马林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专程南下桂林，与孙中山举行长谈，商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返回上海后，他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我建议*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建党元老（10）
陈独秀坚决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和阶级基础完全不同，怎么合作？”
张国焘清楚实现国共合作是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他在莫斯科也表态拥护这个政策，但是他反对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
1922年5 月，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广州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在会议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再次提出*在保持组织和政治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同样遭到张国焘的强烈反对。
恼火的达林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者。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承认，孙中山政府是中国最*的政府，而陈炯明起的是反革命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立场对广州的代表有利，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支持孙中山的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关于“*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大”时的排斥态度，转为积极联合的态度，但决议案仍不赞成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方案，而是主张国共两党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
“二大”闭幕后不久，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尚方宝剑”——共产国际7月18日给*中央的命令。为了保密，这个简短的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②。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马林一个委任书：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
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央于8月下旬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俄文翻译张太雷等参加会议。
8月的西湖，水涨湖宽，碧波荡漾，清风送爽。身处风景如画的纳凉胜地，7位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却火气十足地争吵了整整3天。
马林作主题报告：“国民党是中国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既可以促进国民党革命化，又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各阶层群众，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从狭窄的工运之中走出来。”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还举出西欧共产党指示成员加入社会*党工会的例子。
他的话音未落，张国焘便披挂上阵，反驳道：“*党员加入国民党，与西欧共产党的工人同志加入社会*党工会一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建党元老（11）
张国焘提出了一个党外合作的方案：即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推选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国民党人数可以比*人数多一倍左右。
马林与张国焘都是极为自信的理论家。他们口若悬河，针锋相对。马林搬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强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按照组织原则接受上级的指示。张国焘指责马林假传圣旨，列宁当面跟他说过，国共两党可以合作，并没有指示一定要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张国焘的指责极大地动摇了马林的权威性。与会者一再追问党内合作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马林自己的见解。
马林气得胡须发颤，差点跟张国焘动起手来。
其他的人纷纷参与论战，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等人都不同意进行党内合作。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与目标宗旨不同；国民党外联美国，内联张作霖、段祺瑞，与*反帝反军阀的政策大相径庭；国民党成立虽早，但始终无明确党纲，一般民众视它为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加入国民党可能导致*丧失独立性而沦为附庸。
争议的焦点在能否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上。
在两派相持不下的时候，李大钊发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一定会丧失独立性吗？”
张国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李大钊又问：“参加国民党，如果是去做客，无疑是被动地跟着人家转，但如果是去做主人呢？”
陈独秀似有所悟。
李大钊说话保持着在北大时的授课风格，温声细语，不疾不徐，观点鲜明而表达生动：“据我观察，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就像一个宽敞的房子，由于经营不善而门前冷落。进不进这座房子是一个问题，进到这所房子里来是做客人还是做主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抱着当主人的态度进这所房子，只要我们遇事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就不会丧失所谓的原则性。与其局缩于工运的狭窄领域暗自神伤，还不如驰骋于统一战线之中大展拳脚！”
一语惊醒梦中人，陈独秀有条件地表示同意：“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我们也有服从的条件，即只有在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仪式，根据*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之后，我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有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
马林听了陈独秀的发言，高兴地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是要取消国民党繁琐的入党方式。”
由于张国焘屡次反对自己，马林在随后的议程中提出一个关于反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的议案，指责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反对陈独秀。这不仅让张国焘大吃一惊，陈独秀也感到诧异。
原来在“二大”期间，*中央为秘密*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修改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一个小组，成员均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
“二大”闭幕后，张国焘这个小组仍然照常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劳工问题，有时也议论一些政治问题。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在这个小组中进行多次讨论。马林的中文翻译张太雷将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给陈独秀，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之中，为什么普通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他认为，中央的政策尚未决定，基层小组却在进行公开讨论，这有建立另一中心的嫌疑，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非正常“小组织”活动。
建党元老（12）
这就是所谓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的由来。
马林的提案令张国焘大为愤怒：“我不想辩解些什么，因为真相不言而自明。他的指责不仅是缺乏修养的，而且是荒谬的，缺少事实依据的，这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的政客手腕！”
蔡和森、高君宇支持张国焘的发言，反对马林无中生有，陈独秀、李大钊也不同意就此作出决议。马林提案未能获得通过。
就在*党内就如何进行国共合作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孙中山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最惨痛的失败。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一手扶植的陈炯明发动叛变，指挥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于8月14日抵达上海。
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拜访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孙中山热烈地表示：“欢迎*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还同意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等入党仪式。
张国焘虽然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但最后在组织上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西湖会议后，他先后到北京、武汉、长沙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二大”和西湖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期间，他会见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谈了对中国时局、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看法。9月，张国焘回到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张继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张国焘与马林的恩怨没有结束，在“三大”上他们又重新开战，主题仍旧是国共合作问题。
1923年1月下旬，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据此，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张国焘是死硬的反对派，一直反对党内合作的方式，马林在会前找张国焘做工作，解释共产国际决议的基本精神。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能以取消*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而你却想将*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真理是在你这边，还是在共产国际一边？”张国焘又把马林与共产国际分开。
“提出这样的问题证明你对我有偏见。我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我的解释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原意。”马林严肃地逼问道：“你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
“我向你郑重声明。”张国焘逼得无路可退，索性强横到底：“*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作为中央委员，我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还希望你将我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
两人不欢而散。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40人。当陈独秀、李大钊走进会场时，代表们发出惊喜的呼声。这是南陈北李共同参加的惟一的一次党代会。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正式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西湖会议中的一些分歧点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代表们围绕对国民党革命性的认识、共产党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展开了更大范围内的辩论。
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调门最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还是进行工人运动，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和农民，共产党和工农加入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的阶级力量，无异于把工人运动推向国民党的怀抱。
陈独秀、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在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改造国民党，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走向胜利。
南陈北李的态度影响了大多数代表的态度，张国焘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
瞿秋白好心地劝道：“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国焘同志，你认为哪种方法更好呢？”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张国焘特意重复一遍，加重语气：“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因为‘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我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党内合作是当时惟一能够被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合作方式。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
选举结果令张国焘颜面扫地。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他仅得到40票中可怜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摔得最惨一跤。
张国焘是*早期的“不倒翁”，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呻吟之后还会站立起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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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深深（1）
这个秘密隐藏了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建国后解密的敌伪档案大白于天下，谁也不知道享誉全党的“铁狱硬汉”竟然有过变节行为。
1923年是张国焘失意的一年。
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改选，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被编在第二小组。
9月，他奉调到北京，负责编辑《工人周刊》，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张国焘郁闷不乐。尽管又重新回到了恩师李大钊身边，尽管北京党组织里都是老熟人、老朋友，但是，他仍然对工作采取了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
1923年秋，维经斯基奉命赴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他的关照下，张国焘的处境开始好转。经李大钊引荐，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推选张国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也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在张国焘路经上海时，他说：“特立，我有一个想法，准备提名你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几位同志组成指导小组，协调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恕难从命。国民党一大的会议我参加不完，中途还要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张国焘高傲地回绝了：“另外，我对*党员担任国民党党部的高级职务并不赞成，也不适宜代表中央行使指挥权。”
虎死不倒威，他仍然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开会期间，他像好斗的公鸡，经常主动挑起争执。
会前，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北方代表，把他的《建国纲领》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先生，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义、五权宪法以建设*。’”张国焘发难道：“请问，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容许其他党派存在？”
孙中山不想与他争辩，他的秘书长叶楚伧代为回答：“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各位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他言外之意是张国焘根本未读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张国焘自讨不趣。
不久，苏联政府和苏共驻广州常任代表鲍罗廷在住所召集*代表议事。张国焘又提问：“我有一个疑问想向您请教。在国民革命中，应不应该允许其他革命政党独立存在？”
“这不是一个辩论的话题，而是我们努力的工作任务。”鲍罗廷觑破张国焘的意图，进一步回答道：“如果*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许多*代表对张国焘好斗的性格有意见，说：“现在是国民党办喜事，你不要提出这些煞风景的问题。”
李大钊劝道：“你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了，就足够了，不必没完没了。”
张国焘还是不服气，特地找到内定即将正式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为难他：“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你又跨有共产党的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你兼跨两党职务，准备对每一个党尽忠？也许你对两党都不忠诚？
谭平山轻松地说：“我担任这个职务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
在那段时间，张国焘到处找人辩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冷场，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戏称他为“专泼冷水的人”。
歧途深深（2）
国民党“一大”期间，毛泽东像一颗彗星跃上政坛，他的远见卓识、活动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青睐。陈独秀多次在党内不加掩饰地表示对他的欣赏，表扬他领导的湖南区委，后来还调他到中央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毛泽东的才名和宣传部集中了沈雁冰等众多才俊，宣传部被国共两党誉为“人才内阁”。
愈感沮丧的张国焘没等大会开完，便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也许只有姣好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能够带给他一丝温馨。
张国焘于1923年岁末与杨子烈结为夫妻。
杨子烈，当时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今枣阳市）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后因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北京，就读于法政大学，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11月，因抗议艺专教务长的生活作风问题，愤而从艺专退学。此后，她担任了《新国民》杂志的校对和发行工作，并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在这里，她结识了张国焘，双方渐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伉俪。
不幸的是，迎接张国焘、杨子烈的新婚礼物竟是牢狱之灾。
1924年5月13日，*汉口地委秘密机关被反动当局查获，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其中包括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的张国焘。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铁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0日下午，李大钊通知张国焘：“据可靠消息，北京军警准备进行全城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