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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下午，李大钊通知张国焘：“据可靠消息，北京军警准备进行全城搜捕，你赶紧到办公室和住所把文件收拾妥当，然后躲起来。”
张国焘处理完文件，回到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的住宅，已是深夜11点。他心存侥幸，认为这么晚了，警察不会找上门来，于是安然入睡。
京师警察厅21日凌晨动手搜捕。侦缉队按图索骥，先到铁匠营21号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搜查，逮捕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然后转往杏坛学社，将正在睡梦中的张国焘和杨子烈抓获，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信函多件。
在侦缉处，张国焘遭到野蛮的审讯。先是双脚被套上一副九斤重的铁镣，双腿跪在一堆布满倒刺的铁链子上面。接着是杠压、鞭打。他受审的情况，5月28日的上海《申报》曾有报道：“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的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未得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侦缉队审讯了3天，没撬开张国焘的嘴巴，遂于5月25日将张国焘移送京师警察厅继续审讯。
在警察厅，审讯人员问：“报上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张国焘说：“我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今年28岁，文书职业。”
审讯人员又问：“张特立是不是你的别名。”
“不是。我没有别名，只有一个小名，叫天师。”张国焘支吾搪塞。
“好一个张天师，你看这是什么？”审讯人员将从总工会会所搜出来的文件、信件、花名册和相片掷到他面前。 。 想看书来
歧途深深（3）
张国焘一时语塞，只好承认张特立就是他本人。接着，又有保留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写下了亲笔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10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11月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徒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热忱，于抵制日本诸运动曾亦参加。后又以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
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加之，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国民党内部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
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须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
杨子烈被捕后，也写下了一份口供。与张国焘不同的是，杨子烈在口供中对*主义进行大肆诬蔑，乞求当局对张国焘网开一面：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12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五元。
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迷愚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
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
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张国焘在他的供词中称自己“所供是实”，但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维以治安而儆效尤。” 。。
歧途深深（4）
这样，张国焘又被押解至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这时，张国焘的心态出现微妙变化。当晚10点，大批武装警察将他押上卡车，张国焘心里顿时恐慌起来，怀疑这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你们预备把送我到什么地方去？”张国焘不由自主问身旁的一个警察。
“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张国焘将信将疑。他知道警备司令部是“杀人魔王”王怀庆的衙门，专门承办缉捕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心理防线一旦失守，接下来便是崩溃，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陈独秀和李大钊排在头两位，其中仅招供的全国铁路各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即达71人。
根据张国焘的供认，王怀庆密报内务部总长，行文如下：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伯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处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内务部对王怀庆报来的情况极为重视，一一照准。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就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并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曾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转令严速查拿。”
这份密咨开列了两份严令各地军警“缉拿”的名单。
《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中有李大钊、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
《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中有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招供名单都有具体的姓名和地址。
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了乐亭老家。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至乐亭。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三年后被捕牺牲。
其他*党员没能及时逃脱。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在这里，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而其他犯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来放风，放风时不准说话；他吃的是大米饭，而别的犯人每顿吃的却是两个窝窝头。他每天都能洗澡，而且有时能借到短袜来替换。
歧途深深（5）
张国焘后来在自己的*中，将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铁狱英雄。但是，无论他如何巧言善辩，都解释不通自己为何能够在牢中享受与众不同的优越待遇。
后来，他生拉硬扯地说，自己之所以获得“优待”得益于江苏都督齐燮元的一句话：
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
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痍死狱中。”
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这种解释太过牵强，所谓痍死是指通过饿、病、冻、折磨等手段，将犯人摧残致死。像张国焘这样，在狱中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有清洁的衣服换，能够自由地谈话和走动，即使在狱中住上几十年，也会健康长寿，哪里谈得上痍死！
其实北洋政府之所以优待张国焘，根本原因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同志，立了“大功”。
张国焘在监狱里呆了五个多月，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被撤职。由于冯玉祥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遂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京汉铁路大*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人。
两天后，张国焘和杨子烈、范体仁等被带到警备总司令部大堂。新任京畿卫戍司令随便问了几句就草草收场，宣布对张国焘等人“无罪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范体仁埋怨张国焘：“为何不带头向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的控诉？”
此刻的张国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
张国焘的这段经历，在长达25年内没有人知晓。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整理敌伪档案时才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杨子烈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如果不是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张国焘头上“铁狱硬汉”的桂冠还将戴下去。
在张国焘供认的名单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排在前两位。从这个角度说，五年后李大钊之死是拜他得意的学生所赐。（略）
没有了脊梁，没有了底气，没有了原则，出狱后的张国焘变得世故、圆滑，把政治上的生存当作了人生的最高原则。大革命后期，他担当陈独秀的钦差大臣，四处扑火，惹得天怨人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发出怒吼：“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祸兮福之所倚。
中国古老的哲学一语道破人生的无常。
出狱后的张国焘鸿运当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铁狱硬汉”的身份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但是，近半年的狱中生活扭曲了张国焘的心灵，他为人、处事和从政的原则出现重大改变。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变化：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毕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
歧途深深（6）
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张国焘最大的变化是从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权力。他把原来视为生命的信仰置于生存之后，把“革命”、“政党”、“组织”当作通往权力的手段和途径。因此，他开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用圆滑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转而迎合当权者的口味。有时他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但一看势头不对，就立即顺风转舵。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仍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一起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3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郑州，经徐州来到上海。这时，张国焘除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外，又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这个时期，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人才荟萃，除张国焘外，还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工会（后来扩大为汉冶萍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有长期领导北方工运的邓中夏，有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还有出狱不久的华东工运领袖王荷波。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1925年，在国民革命洪波涌起的同时，围绕对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领导层开始重新分化、整合，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建党以来一直奉陈为师的毛泽东离开了陈独秀，两人由于观点不同导致的裂隙越来越大，以致不可调和；而过去与陈关系始终疙疙瘩瘩的张国焘则成为陈独秀政策的忠实信奉者，亦步亦趋，成为备受重用的“钦差大臣”，他在党内的地位急速上升。
对于这个分界点，毛泽东十年后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与毛陈由合到分、渐疏渐远相反，张国焘和陈独秀则走上了由分到合、渐密渐亲的道路。从1925年到1927年，陈独秀与张国焘基本上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制定政策、一个督促落实，共同推行以退让妥协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政策。
作为钦差大臣，张国焘更多的是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反抗”，哪里有“纠纷”，那里就有张国焘。
大革命后期，多数纠纷都缘起于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早在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立“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表面化，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逐渐形成。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史称“西山会议派”。
歧途深深（7）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联名上书中央。
他的表态非同小可。*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当时管辖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35％左右，又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陈延年的提议被陈独秀否决。他在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时说：“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把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广东区委，命令在选举时要推选戴季陶、孙科、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指示遭到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