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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呀，这位工友说得好！没有粮食吃，他们到哪里去找屎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上学，没有知识。”张国焘恰到好处地点到正题上：“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工人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但“人人平等”、“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听了入心，于是争先恐后地报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到学校讲课。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建党元老（5）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还把歌谣谱上曲教工友演唱。
劳动补习学校成效显著。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过。
*见诸报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共产党》月刊热烈地欢呼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张国焘的头上，又添加了“工运领袖”的桂冠。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本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陆续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共有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列席会议的还有两位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透视这个名单很有意思：
从年龄上看，“一大”代表多为热血青年，他们之中超过40岁的仅有何叔衡（45岁），不到20岁的只有刘仁静（19岁），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平均值正好等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从籍贯上看，“一大”代表中两湖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湖北人最多，有5人，即董必武（湖北黄安）、李汉俊（湖北潜江）、包惠僧（湖北黄冈）、陈潭秋（湖北黄冈）、刘仁静（湖北应城）。湖南人次之，有4人，是毛泽东（湖南湘潭）、李达（湖南零陵）、何叔衡（湖南宁乡）、周佛海（湖南沅陵），两湖人士相加竟占到9人之多；
从学籍上看，“一大”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和留日学生居多，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毕业生，加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短期工作过的毛泽东，共是5位，而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4人则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从成分上看，“一大”代表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工人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这个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前。长期以来，人们对南陈北李不约而同地缺席“一大”感到蹊跷：这是为什么？
建党元老（6）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抽不开身。
当时，李大钊既是北京大学负责行政管理的校务秘书，又是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正领导各校员工为反对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金展开大规模的索薪斗争。张国焘回忆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也无法赴会。他正在争取经费，以便修葺校舍，只好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分别作为广州代表和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参加。
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给了张国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代表们聚集到上海后，7月22日召开预备会议，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会议地点。本来大多数代表都住在博文女校，女校内教室、会议室、公寓、厨房应有尽有，校长黄绍兰更是古道热肠，就近在女校开会是最方便的事情，但问题就难在两位列席的外国人身上。博文女校，顾名思义，师生均以女性为主，现在不仅要住进一大批须眉大汉，还有外国人经常出入，太惹人注目了，一旦被密探发觉，堵住大门，全体代表将插翅难飞。
正在为难时，李汉俊说道：“如果这里不安全，就到我家去开吧！”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距离博文女校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楼为餐厅、书房、客房，二楼为主人住所。一楼最大的房间为餐厅，一张大餐桌可以围坐二十多人。
李公馆居住着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国民党*李书城。李书城已于春天赴湘主持*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偌大栋楼房就剩下李汉俊一家，正好派上用场。
7月23日正是周末（星期六）。这天傍晚，一些教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陆续走进李公馆，他们围坐在餐厅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神情肃穆地等待开会。
晚上八时许，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揭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这是*历史上惟一在餐厅里召开的大会。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惟一的摆设是细心的女主人把几个月前办喜事用过的鲜花又重新插在了花瓶上。虽然花萼已经干枯，颜色开始消褪，但放在餐厅上仍然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担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谦虚，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
“既然大家客气，我就先代一次会议主持吧，等选出组织，就不需要这样推让了。”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张国焘于6月间先行一步来到上海，协助李达筹备会务已有一段时间，对各地情况比较了解。
大会指定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张国焘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提出大会的议题为三项：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大会第一天主要是听取马林作《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年近四十，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一脸的连鬓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他热情洋溢地代表共产国际致祝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接着，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职能、组织、使命和它与*的关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建党元老（7）
马林的报告长达三四个小时，加上翻译时间，一直开到子夜时分。他讲完话，张国焘宣布休会，代表们分批离开李公馆。
此后一连几天，代表都采取昼伏夜动的方式，趁黑进入李公馆，在黎明之前返回博文女校。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
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大会作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份全文6000余字的报告介绍了北京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状况，汇报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和主要活动。在结束时，张国焘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的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各地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张国焘和陈公博的发言材料。
7月25日和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这时，会议初期的平静气氛被打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李汉俊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分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主义、了解*主义与宣传*主义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参加党的一定组织并担负党内一定工作，并不重要。大多数代表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建成一个松散的、软弱的学术团体。
其次是在讨论党的现阶段斗争目标和策略时发生分歧。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国、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说：“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张国焘等多数代表不赞同李汉俊的观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有人认为可以，大部分人认为*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该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要求主席裁决。
张国焘也拿不定主意，便对毛泽东、周佛海说：“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
建党元老（8）
经过一次次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活跃”与“争论”是“一大“进程中的两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在起草时还是在讨论中，无论是在会上还是在会下，人人都在争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谁都想坚持真理，谁都不愿意在争论中轻易让步。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党内干部谈起“一大”时曾经感慨地说：“当时*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都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的人也差不多。”但是，这些涉世不深、所知不多的青年都有一颗救国拯民、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正是由于拥有一腔赤诚的热血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讨论中趋向一致。
在“一大”上，张国焘的活跃与毛泽东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24日的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不像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著作。在张国焘引经据典、进行理论争辩的时候，他在聆听、思索。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由于注意力过于集中，有的代表在窗前向他打招呼也不曾看到，以致被有些人讥笑成“书呆子”、“神经质”。
虽然毛泽东发言与交锋不多，但张国焘对于他的智慧和辩才还是颇为忌惮：
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没有人否认张国焘的组织才能和煽动能力，但是他杰出才能背后的狭窄心理一直为一大代表所诟病。“陈公博”甚至认为，正是张国焘对李汉俊的无端猜忌，一度使大会濒临灭顶之灾。（略）
张国焘是第一个会见列宁的中央委员。他顽固反对国共合作，在*“三大”上栽了大筋斗，只得到40张选票中可怜的6票，连个候补中委都没当上，遭受政治上第一次滑铁卢。
1922年秋，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要求*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央研究后认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须派一位重要领导人前往与会。考虑到中央领导机构刚建立不久，百端待举，总书记分身无术，决定派张国焘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陈独秀给张国焘的任务是：通报中国共产党组建情形，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研究苏俄及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张国焘一行于11月初到达后，住进远东局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这幢招待所外表虽不起眼，但内部的设备却十分讲究，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还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取暖。此外还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
张国焘一行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将近两个月，还不见大会的召开。正当他纳闷的时候，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会议改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建党元老（9）
1922年1月1日，中国代表团启程，经过9天的旅行抵达莫斯科。车站内，满是激昂的乐曲，飘扬的彩旗，热忱的笑脸，热情的致辞，欢迎场面异常隆重。
1月21日，期待以久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开幕。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等16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片山潜和斯大林5人为名誉主席。
张国焘在会上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介绍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他说：“我们对这个会议，寄寓很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然会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然会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然会一举成功。”①
对于张国焘来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列宁的接见。
一天晚上，苏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首脑施玛斯基邀请张国焘、张秋白（国民党代表）、邓培（工人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等候在一个小客厅里。
等了一会，列宁从隔壁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胳膊，逐个与客人拥抱。对于这位旷世伟人，张国焘的第一印象是：“朴实无华，毫不做作，完全是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最高领袖。”
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发言，希望列宁对中国革命发表指导意见。
“我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事，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列宁的回答非常坦率，他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张秋白不加思索地说。
“你怎么看？”列宁问张国焘。
“在中国民族和*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不过，在两党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若干困难，但相信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张国焘用了几个复句，想把意思表达得更严密。
由于复句太长，张国焘的英语发音不太标准，列宁没有听懂，于是倾斜着头向他靠近，想听得更明白一些。
看到列宁听得吃力，张国焘又重复了一遍。
会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告辞的时候，列宁亲切地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重大的作用。”
邓培不懂英语。
列宁指着邓培，对张国焘说：“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
这次谈话令张国焘终生难忘。几十年之后，他还以极其崇敬的笔调写道：
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