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第一，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北上与南下之争。北上是中央两河口、毛儿盖、芦花历次会议反复重申的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仅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意，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包括四方面军的军政首长徐向前、陈昌浩也是完全赞同并努力争取的，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张国焘一人，他是以一个人的意见对抗着中央的集体决策，并要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中央之上。
第二，当时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部队。在执行党的任务这一点上，红军没有任何特殊性。但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一直把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之为后盾来干涉党的决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他当上总政委后，反复强调军令的统一性。按照组织原则，所有红军部队隶属于红军总部，红军总部则听命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但是，张国焘只要求各红军听命于他控制的红军总部，却拒绝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
第三，当时党内、军内确实存在浓烈的火药味。从陈伯钧的日记可以看出，由于张国焘的纵容和唆使，四方面军为数不少的干部出现随意或者恶意议论中央以及一方面军的现象。对于听从中央命令要求北上的军队，张国焘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措施。就在给陈昌浩发密电之前，张国焘还发了一封电报给红三十一军政委：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①。
密电风云（9）
军委纵队原属红一方面军，蔡树藩原任红九军团政委。从当时的形势看，敢于将不同意南下的蔡树藩和军委纵队扣留的张国焘，同样敢于采取极端措施处置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部队。
第四，中央提前北上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摆脱已经存在的危险，避免出现严重的冲突事件。
也许清楚了这个事实，究竟是哪种说法也就不重要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目昭昭，有迹可循。
张国焘的密电无疑是存在的，其基本内容是要求右路军南下，对于不肯南下的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队，他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这种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提前单独北上。
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经中央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了如下表述：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趁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①。
最后的争取。叶参座每遇大事有静气，金蝉脱壳之计运用得无迹可寻。毛泽东临行前，孤身一人来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争取。他舍不得这位孵化了红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等等看”的念头使徐帅终生后悔。张国焘再发通电，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略）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星夜北上，使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一片茫然。莽将许世友请示：“要不要派兵拦截？”陈昌浩拿着话筒征求徐向前的意见：“怎么办？”徐向前回答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9月10日清晨，淡雾中几声鸟鸣更衬出军营的宁静。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还未漱洗，就有作战参谋跑来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话音未落，前面部队又打来电话：“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刚接完电话，何畏大汗淋漓地闯进喇嘛庙：“是不是有命令让他们走？”
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把徐向前、陈昌浩砸懵了。
徐向前跌坐床上，整整半个小时说不出话，脑子闪忽着无数的疑问：“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
陈昌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声吼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去传达命令。这些信使不明真相，有的惊愕，有的气愤。空气之中飘浮着火药味。
叶剑英离开博古一刻钟左右，追上来4个带驳壳枪的人，点名要找叶参谋长。
“你们找他干什么？”博古问。
4个人怒气冲天地回答：“把他打死了再说！”
*、吕黎平等人带着地图离开营地约七八里，即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骑兵冲过，见他们没有马匹和警卫员，估计不是什么大人物，放过他们继续往前追。
特科团摸黑走了二十多里，即有飞马从后面传来呐喊：“部队原地停下！部队原地停下！”传令兵送来张国焘、陈昌浩不准北上的命令。特科团对这个命令很不满，议论纷纷，但还是遵守纪律停止了脚步。这时，他们看见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站在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一块平地上，于是围拢过去。
过了不一会，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据宋任穷回忆：“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紧张。”
李特大声地喝斥：“为什么开小差？”持枪走向毛泽东。站在一旁的李德见形势危险，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十几米以外。
李德高约二米，虎背熊腰，身材魁梧，随身佩带着特大号的手枪。李特论体魄、力气和胆量，都不是他的对手。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辩起来。
毛泽东镇定自若，缓步走到李特等人面前，说：“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就向北，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李特还不罢休，大声嚷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跟着机会主义走，大家都回去！”
毛泽东说：“让他们走，捆绑成不了夫妻。”
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学校特科团前行十余里，翻过一个山头，天已大亮。他们必须经过一个崖口，从崖下深沟里通过。这时崖上两旁和山头都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将中央红军抑留在沟里。
指挥这支部队的四方面军指挥官正是勇冠三军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直接在崖口坐镇的是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人称“王疯子”的虎将王近山。
王近山报告许世友：“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对我们放警戒，正在北进。”
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一方面军连夜出走，是不是前总有命令叫他们走的？要不要带部队拦阻？”
在前总，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虽然头疼得厉害，但脑子很清醒，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虽然心中恼怒，对中央怨气很大，但在红军不能打红军这一点与徐向前看法一致。
就这样，两支剑拔弩张的红军队伍，在静静地对视中脱离接触，分道扬镳。
事后，当许世友到达延安时，毛泽东问他：“如果有命令你会怎么办？”许世友坦率地告诉他：“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们截下来！”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制止了火并。人们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而厚道的徐向前反复提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昌浩：“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兵入绝境（1）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和依仗武力的军阀作风而愤慨。9月10日，中央在北进途中，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 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
第二天，中央用简洁的文字和强硬的语气，命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北进：“（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对于在最后关头同意南下的右路军将领，中央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宽容心理，即使是在分手之后，也始终采取了有别于张国焘的争取政策。就在中央率军北上的当日，中央政治局专门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四点指令：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委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则为自己蒙在鼓里和被丢下而愤懑。陈昌浩的情绪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写信傅钟、李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了，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中午时分，陈昌浩主持召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的脾气暴躁至极，大骂“中央‘右倾’、‘怕死’！丢下右路军‘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会开到黄昏，他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
傅钟听他杂七杂八地发了半天火，也没有听明白，私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陈昌浩负气地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②
与陈昌浩负气狂躁相比，徐向前表现得更为矛盾、苦闷和无奈。他没有发言，即使是开会的时候，也是躺在门板上，不住地叹气。在接到中央要求徐、陈立即跟进的电令后，他彻夜难眠，偷偷地哭了一场。他在*中披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部队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兵入绝境（2）
其他右路军高级将领大多处于懵懂之中，他们一方面想弄清事变的内情，另一方面主张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李先念率部回到巴西时看见墙上到处贴着攻击中央北上的标语，对陈昌浩说：“这是内部的事，为什么捅到外边，公开贴标语？”陈昌浩肝火正盛：“你懂什么，少管闲事！”
张国焘更是暴跳如雷，他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脱离了控制而恼火。张国焘在与陈伯钧的谈话中，曾不小心透露出他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强调军令的严肃性，用总部控制所有武装力量，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斗争，逐步统一中央的思想。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以嘎曲河涨水为由，拒绝北上；利用徐向前、陈昌浩不忍分割四方面军的心结进行摊牌，强迫右路军南下；然后利用兵力和人数占多的优势，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当每一步都按预定计划向目标靠近时，突然间，他的主要对手在夜幕下消失了，像一只飞鹰破笼而出，冲入云霄，随之而来的懊丧、烦躁和肝火可想而知。
9月12日，他在给*、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转呈中央的电报，把滔*火倾泻到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身上。他一连质问毛泽东5个问题：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并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相遇，团长受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重要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何以至此？”
张国焘的五问，隐藏着五个潜台词：我张某人忠心为党，只要有利于团结，无不乐从，你们为什么意气用事，不以革命利益为重？你们放弃职守，率领一部秘密出走，怎么对得起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和地下的先烈？你们名曰执行自己的战略，不留一人一枪于徐、陈处，这不是分裂又是什么？你们出走之后丝毫不顾及友邻安危，造成红三十团团长及指战员百余人伤亡，这与纵敌伤友有何区别？你们前脚走，胡宗南立即知道了消息，并相应进行了兵力部署，乘间得利，是不是你们泄密还未尚可知！
张国焘一口气送出了“出走”、“分裂”、“泄密”、“纵敌”、“伤友”等帽子。每顶帽子，都可以置毛、洛、周、博、王于死地。
随后，张国焘又直接发电给*、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指责毛泽东等人“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他预言“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始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两封电报都是张国焘单独署名，因为朱德反对南下，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俄界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有可能北上，也有可能拒绝北上，为此，党中央在俄界发了八封电报，等候了3天，望眼欲穿。（略）
兵入绝境（3）
面对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呼声，毛泽东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智慧与克制，强调不把事情做绝。他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对张国焘做组织结论、不把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军级以下干部。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张国焘反其道而行之，攻击中央，开除毛、洛、周、王、博党籍，免职查办*、叶剑英。
是做情绪的主人，还是做情绪的奴仆？毛泽东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毛泽东选择了理智。在俄界会议上，刚刚从虎口脱险的中央领导人非常愤怒，叶剑英、*等人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摇着头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做就做绝了，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张国焘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他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
正是投鼠忌器，毛泽东才继续称张国焘为同志，不对他做组织结论，只把他的错误传达给党内不到二十人。
毛泽东尽量不把事做绝，张国焘反其道而行之，惟恐事做的不绝。他把与中央的分歧向全军将士公布，掀起批判毛、洛、周、博“逃跑主义”的浪潮，其目的是把四方面军指战员全部拖入内争的旋涡之中。
从左路军回到阿坝开始，张国焘忙着对部队将士“洗脑”。他对原来隶属红一方面军的五、九两个军团特别不放心，除了多次叮嘱担任两个军团政委的黄超和周纯全立即加紧“党内思想斗争”外，还亲自到军团做工作。在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请他讲讲毛儿盖会议精神，意在提醒他注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毛儿盖会议根本就是一次错误的会议，有什么好讲的。”张国焘板起面孔训斥道，接着，大骂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而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正确路线”。
有的指战员小声地议论，说川康均为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文化落后。
议论被张国焘听到了，他指着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符号，唾沫四溅地厉声问道：“是谁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的是什么？”
张国焘越说越火，咒骂戴小五角星军帽的五军团战士都是“尖脑袋”，装满了“机会主义思想”，要肃清脑壳里面的“毒根”。
9月13日，张国焘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命令川康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法院、保卫局、妇女部、青年团、反帝大同盟、工会、戒烟局派人参加，甚至连儿童团的小孩子都被要求到会。会议的规模很大，到会的人很复杂，有高级干部、红军战士，还有十五六岁的儿童团员。
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