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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张国焘转变的不仅有毛、张、周、博等中央领导，就是前敌指挥部的陈、徐同样为之焦虑不已。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发生了一次争吵。总政出版《干部必读》的油印刊物，主编为张闻天，编委会成员为陈昌浩、傅钟、凯丰和*。出版前，每篇文章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张闻天坐候张国焘不至心里气愤，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中央行动方针的，主要观点是说南下川康没有出路。
张国焘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和代表着四方面军。毛泽东之所以耐着性子一等再等，如此周详地反复劝告，甚至在用词和提法上尽量做到不刺激张国焘，其目的就是促进和等待四方面军的转变。
张闻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贸然出手，果然就遇到钉子。他的文章还只读了一半，陈昌浩就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丝毫不顾当年在中山大学的同窗之谊。他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大局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密电风云（4）
陈昌浩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生气地对张闻天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中央的意见一直为张国焘所反对，劝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期与张国焘共事的徐、陈身上。
徐向前、陈昌浩也抱着同样的期待。过去无论是鄂豫皖还是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某种妥协。9月8日上午九时许，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单独发电给朱德、张国焘：“胡（宗南）不开岷（州），目前突击南、岷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但是他清楚了徐张两人的底线。他们虽然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车上呼唤张国焘北进，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即他们都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只要左路军坚持不北上，右路军就必然会南下。
接阅徐、陈电报时，张国焘帐中来了一位怒气冲冲的客人——陈伯钧。
陈伯钧原为红一方面军干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奉调到红九军担任参谋长。履任新职以来，陈伯钧感到军中气氛很不正常，以军长何畏为首的部分干部对中央领导非常不尊重，经常说三道四，这种倾向由于张国焘纵容愈演愈烈。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经过九军驻地。陈伯钧随同军长、政委等人向张国焘汇报工作。这些干部情绪激动，肆无忌惮地攻击一方面军，其过火态度令陈伯钧非常愤慨，他回营后给张国焘写了一封短信，要求也谈谈关于一、四方面军分歧的问题。当晚，陈伯钧辗转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9月8日上午，陈伯钧来到张国焘住处，对部分干部无中生有、言论过度表示不满：“我感觉军中部分干部放肆地谈论一、四方面军的纠纷，立场非常不对头，观点也不正确，如果放任不管，只会相互猜忌，隔阂日深。希望张总政委能以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有的问题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其中的隐情很不好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是，现在又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
陈伯钧觉得他有意护短，而且还想把矛头引向中央，激动地说：“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他与陈伯钧的谈话，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是中央政治局也有许多争论，他决心自上而下地彻底解决；二是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做到。他已经谋划着缩短与中央的距离，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密电风云（5）
九月八日，南下与北上之争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一份不足百字的密电，引发半个世纪的争论。（略）
历史上究竟有无这份电报？究竟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从1935年到1977年，在长达42年的时间内，史学界，包括当事者都没有异议，都承认有过一份电报，内容是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谋害党中央。此后随着党史研究中禁区被打破，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关于密电的三个版本。
截止到目前，密电的说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武力解决”。
吕黎平，当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他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回忆道：
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了，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文的主要内容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了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挥，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回顾这件事指出：中央军委决定北上之后，张国焘命令陈昌浩采取截击行动。叶剑英参谋长接到这份电报后，连夜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以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北上。毛主席以后常讲这件事说：“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帅在此立了一功。以后陈昌浩知道毛主席走了，下令要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写道：
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武力危害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当时随红三军团行动。她在《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奋斗》一文中回忆道：
过了草地，住进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这天夜里两点多钟，传来紧急行军的命令，不许点灯，不许说话。原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过草地前在沙窝开了个会，他反对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而主张南下退向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过了草地，他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以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回忆长征》一文中写道：
在班佑时，有一次博古、洛甫对我讲，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不同意。后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张国焘在会上同意了，但会后他又不执行北上的方针。到了阿坝后，他借口嘎曲河涨水和粮食困难，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机关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我接受指示后，就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的人准备好。
密电风云（6）
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说：
（张国焘）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了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量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因为这份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①。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1997年有针对性地回忆当时的情况及细节：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南下。来电由张国焘单独署名，这就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并且要胁持中央一起南下，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待，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的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经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稞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钟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与周恩来多次讲过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报的事是很清楚的。
三是南下电报。
徐向前，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右路军指挥。他在1982年接受中央党史研究院廖盖隆等人采访时说：
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 想看书来
密电风云（7）
关于“武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见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武力解决”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里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事实，我不隐瞒事实。
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过去都是这样传说。但要南下的电报是有的，我们南下了，这是违反纪律，我们承认了错误。
原本明朗的密电，一时间疑问丛生。从上述当事人的回忆情况看，当时至少有四个人看过这份电报：负责抄收的吕黎平、陈茂生，最先收阅电报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并抄在香烟纸上的毛泽东。按照逻辑推论，很可能看到了电报的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
明确看到密电的吕黎平说是武力解决，毛泽东说是南下开展党内斗争，陈茂生去世前没有留下口述资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都已去世，剩下的关键性见证人只剩下了叶剑英一人。
原四方面军负责管理电讯工作的宋侃夫坚决否认有“武力解决”一电，几次到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明此事，建议中央有关研究机关趁叶帅健在去问清此事。1982年3月12日至4月2日，叶剑英在与军事科学院几位同志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历史：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同住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们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告诉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紧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①。
这段回忆关键处用了“语气很强硬”、“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等词。这些词既鲜明又模糊，是指武力解决？是指南下开展党内斗争？还是强令南下？都有可能，都没有明说。究竟是哪一种，不好随意揣测和臆断。叶剑英把一个原本可以揭开的疑团又完好地保存了下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密电风云（8）
最有资格打开这个疑团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亲笔起草电报的张国焘。一个是指定电报的签收人陈昌浩。但是，这两个人都奇怪的只字不提密电之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用一种惊讶的笔调述及当时发生的事：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意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队的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②。
张国焘把中央提前北上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身上。
与张国焘诿过于人相反，陈昌浩在觉悟之后，特别是在西路军兵败之后，坦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甚至把一些不该他承担的责任也在负罪心理的驱使下揽到身上。可是他没有提及此事。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因为：一、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谈及密电的档案文献。二、这是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对密电的完整叙述。三、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发言，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是在所有当事人，包括张国焘在场的情况下当着他的面讲的。据原始文件记载，张国焘对此没有否认，他还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承认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了罪恶。
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文证还是那份电报，所谓铁证如山，事实胜于雄辩。有了电文原件，一切自然尘埃落定，疑惑自消。
其实，即使一时查不出电文原件，也无损于人们了解当时的危急情势。以上三种说法都承认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
第一，当时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