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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贵州到“今天”（4）
即便是疯了的食指，并且已经退出了文学场，他的影响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启迪了“朦胧诗”整整一代诗人的源头性诗人。江河说：“他是我们的酋长。”多多说：“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北岛也曾说过：“我当时写诗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食指的名字早在７０年代初就在祖国大地上秘密流传，成千上万的青年传抄他的诗，据说《相信未来》一诗甚至惊动了江青，被江青点名批判过。
对于食指在地下文学场域内的高“占位”，黄翔颇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说：“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说食指当时的影响已广及全国知识青年，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７０年代初读过《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食指如今的声名已超出了文学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地下文学的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黄翔从事地下文学的时间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龄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积累更多的象征资本。与黄翔相比，食指对于诗艺更专注、更自觉，他从不从诗歌中越界，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诗的形式，深受其老师何其芳的影响。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出去。’”如此形象地谈论诗的形式可见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这一形式探究的执着。又如崔卫平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收获的能是什么》，见《作品》，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而黄翔却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到其它领域，如进入泛政治领域，“追求轰动效应，渴望听见群众狂欢，热爱诗歌运动”。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从前所述，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像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白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１９７０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燥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的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继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１９７８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１００多张巨幅诗稿杀向北京；后在８０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 。 想看书来
五、从贵州到“今天”（5）
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成立编辑部，１２月２３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１９８０年停刊。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芒克）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今天》仿佛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书，其时我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地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做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从贵州到“今天”（6）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１９７９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胡兰成）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我那２３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但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７７级”、“７８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１００公里去见一个朋友小颜，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５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行走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而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邦邦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０。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从贵州到“今天”（7）
《今天》的成功模式让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虽然二者并不能作简单类比。
马克·斯洛宁对苏联地下刊物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１９５７年，帕斯捷尔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