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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有点敏感、从小失去母爱的少年的影响下，我开始写作七言古诗或“振振有词”的《满江红》。
时间太慢，古诗已不够写，“歌”又太多（我们当时读过的“歌”就有《青春之歌》、《边疆之歌》、《欧阳海之歌》）。一天下午，我和小颜决定干脆也写一部《校园之歌》。小颜以“大哥”的心情（他那时在我心中的地位已高于“薛霸王”小唐了）给贺敬之写了一封信并夹寄了一首他写的诗，然后又上街买回２０本稿纸、两瓶墨水。我们迟迟不知如何下笔，却有一种万事俱备只等消息的感觉。
我们并非陷入焦急的等待，我们到处可找到愉快。一个数学老师及时地将他的愉快送上来。他身体若一根麻绳，皮肤却细如凝脂，脚穿一双特制的５公斤重的皮鞋，说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些还不是他真正的“愉快处”。他说话有一个特殊的拖腔口音，一上课就只听到他无穷的“日呀、日呀”声。他一边“日呀，日呀”地说着，一边舞动他那心安理得的三角尺，在黑板上画下一条深刻的垂直线或一个如意的三角形；他舌头顽强地卷起所发出的“日呀”声，使我无法听进他讲的内容，要么思睡，要么想笑。
不久，在我们学习“日呀，日呀”声的愉快中，小颜收到了贺敬之的回信。贺老批改了小颜的诗（那是小颜写的一首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抒情诗），赞扬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但要他加强学习“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写作法，尤其要学习江青同志的革命文艺思想。这回信也使我备受激励，仿佛这部乌有的小说几天之内就会写出并即刻发表。接着小颜又一鼓作气写了２０多封给出版社的信，而我却不知何故（或许是一种临时的急躁吧，但已忘了）一气之下撕掉了这些信封。
我们以三分钟的热情推进《校园之歌》，不厌其烦地为小说中的角色取名字，取名的快乐整整持续了一天。“李强、宋玉、张健……”这些无中生有的名字从来没有走进过海市蜃楼的《校园之歌》。为了写一个开头，我们折腾了半天时间，半个月后，就一无所获或一团乱麻地停在那里了。但已经情同骨肉的两个少年的友谊却补偿了这个并不重要的痛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初中的逗号（3）
“这也是诗吗？太可笑了……”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在一天夜里读到我写的一首七言古诗。
这一夜我的确觉得自己可笑，甚至写诗也变得是一件可耻的事。老师的嘲讽使我对诗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痛苦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我知道了人们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社会也提供条件，开办学校训练出成千上万的职业人才使之成为合法的谋生者。但诗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诗歌学校，也没有诗人这个职业，连*都是职业。诗人是天生的，是唯一不能通过学习去当的。成功的诗人犹如大英雄，教科书会慷慨地把他们追认为半人半神，就像李白、庞德、波德莱尔……。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非议、侮辱、憎恨和厌恶。就像这位老师（或所有的老师）一样，他以本能的“政治”企图扼杀一个诗人的成长，扼杀他初露的自由的光辉。他扼杀的接力棒将传给第二个、第三个……人，对一个诗人的扼杀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会勤勤恳恳为此终其一生。
但“自然母亲”４０岁年华的一面也向我敞开。她一上课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和一群少年恰若置身于“自然母亲”慈爱的怀中，倾听她那喃喃低语。她常在家读旧小说，偏爱俄罗斯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她曾将屠格涅夫写的一本小说《春潮》借给我和小颜。
幻美是生活的翅膀。６年后我已乘着这翅膀自由飞翔（飞向巴县农村当知青，飞向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飞向今天……）。一切都已死去，那过去了的已变为亲切的回忆……我那时太小，无依无靠，敏感慌张。我是在母亲“下午教育”下长大的，所以特别需要友情。我的初中史就是一部友情史，那小小的“逗号”从此朝着前走，寻觅着可能的友情的契机。“友情”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词语，我已选中了它，遵循了它，服从了它，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它了，或许我就“成熟”了；但对友情的需要就是文学本身的需要（我后来的文学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即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或两个知音），除非某一天我放弃文学，那么那一天我就放弃友情。诗人，不管是抒情诗人还是反抒情诗人，是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他们肯定渴望有一个朋友，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倾听，甚至可以“虐待”的朋友；他们愿意为他付出感情，也愿意接受他施予的感情。
而我在中学时代，对小颜、小唐，甚至三蛋所欠下的感情债务一直到１９８４年才终得以偿还。这一年冬天，我在一个冷得直发抖的夜晚写出了《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那是一首我送给这三位少年的诗，尤其是送给那位“黑肤少年”——小颜——昔日的重庆第１５中学的小诗人的诗。一份迟到的礼物终于肃穆地抵达了那早已作古又令人心醉的《校园之歌》。
我的旧友小颜先于我开口说话，却引起我最初的表达愿望。由于我更急躁地到来，他像一位“大哥”献出自己，又退出了自己；我的声音很快覆盖了他，也牺牲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来非常难过，但它如此神秘，只能听天由命，谁让我对幸福和温暖有如此巨大的爆发力和占有欲呢？我曾是多么贪心地向他剥夺感情，他最心爱的书全被我以“小弟”的名义夺走，他的“信封”被我撕毁，甚至我还巧取了他一条漂亮的皮带和一件紧身外套。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此私下难受了整整一天。
如今，小颜是一个供电局的工人，性格未大改，正热情地追逐着天真的金钱并一如既往地向往远方的生活。三蛋一脸菜色地在街边卖烟。小唐坚持少年的威风，以名震重庆的“唐肥肠”继续当他的大哥。可爱的数学老师想必仍然在不停地“日呀，日呀……”。政治老师一定又在“正义地”扼杀另一位汗流满面的小诗人。而我亲爱的“自然母亲”恐怕更衰老了吧。
五、从贵州到“今天”（1）
文学的发展从未曾片刻安宁，正如同一个人试图成长就必然遭受挫折一样，布尔迪厄坚定地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必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回顾８０年代最初的那段岁月时，清楚地看到了在沉寂的个人生活之外，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诗歌历史正在迤逦展开，那是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所进行的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似炸弹）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杀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
１９４１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１９４２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１０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１９９３年１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７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２０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由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家庭，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８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关进牢房、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获释。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１９５６年，黄翔１５岁时，他的一个叔叔把他从桂东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几乎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亡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当然他也开始经历上百次的诗歌投稿退稿的厄运。
１９５９年３月的一个夜晚，黄翔在茫然的激动中辗转反侧，幻想着遥远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辆火车，远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着精神分裂症式的白日梦，总认为有一位“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会在歌声中出现并爱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张逮捕证，其罪证是“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偷越国境逃往苏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青年都有偷越国境的念头，好些人还付诸实践，我当时所在中学就有几个中学生如此做过）。接下来，黄翔被劳动教养三年，之后，成为一个“黑人”，在社会上流浪，露宿街头并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后来在一家小煤窑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从贵州到“今天”（2）
１９６６年，“*”爆发，那时已在一家茶场工作的黄翔又遭抄家，因从他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的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入拘留所。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医院拒绝为反革命的儿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时的黄翔崩溃了，接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对他进行了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
从这个小传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写于１９６８年的《野兽》一诗的愤怒激情：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首诗可以当作黄翔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时它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此诗虽从自我经验出发，却与“*”的语境完全吻合。这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一流诗人在书写个人命运时，他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因此，该诗被公认为是“*”这一历史关节点上的早期中国地下诗歌代表作。
同样是上世纪６０年代末的某一天，资产阶级出生的诗人哑默从贵阳一个古旧深黑的门洞中走出，独自来到郊区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此地公社的一间小学任小学教师。哑默的诗歌写作开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他的名字也逐渐开始在贵阳地下文学小圈子内流传。
很快，野鸭塘成为一个诗歌重镇（北洋淀几乎与此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一个诗歌重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后来的“今天”），各色人物在这里进出，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黄翔取名为“野鸭沙龙”，诗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其实这类地下沙龙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如我出生的重庆就有两个以陈本生、马星临各为其主的沙龙，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北岛、芒克的两个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的沙龙……但许多沙龙都被无声无息地埋没了，犹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国地下诗人（稍有夸张，但是事实），唯有北京和贵州这一对双子星座临空闪耀，夺人眼目。
黄翔写过一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该文是我读过的众多同类文章（描写地下文学的文章）中最震动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学的传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惊叹，直叫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重新生活一次：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１９６９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黄翔：《末世哑默》，民刊《大骚动》，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以上这段文字颇富时代现场感。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早期贵州诗人的隐秘之美。但隐秘的美注定要以一种黄翔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这“疯”出现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黄翔带着几个帮手从贵阳杀至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谷箩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五、从贵州到“今天”（3）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番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做越界之尝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１９６８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历史关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份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和‘*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李润霞）仅仅两年之后，食指又于１９７０年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的纯净程度极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７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