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１９５７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１９６５年在纽约出版。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地下文学，不论是贵州还是北京，他都属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苏联都是触犯刑法的罪行。客观地讲，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这就已经是一种偏离航向，是对规范的违背。每一个或多或少真的搞起文学来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到自己处在地下状态。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布罗茨基）
７０年代末（毛泽东逝世不久），方向朦胧、激情悬空，一个新时代刚刚起步，它精神的稳定性还无法确定。过去的诗远远不能满足新个性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能稳定人心。人们又疲倦又茫然……就在我们心灵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今天”诗人应运而生，及时发挥了作用，发出最早的稳定的光芒。这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它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与创造、超级浪漫理想及新英雄幻觉。我们的激情自觉地跟随“今天”的节奏突破了思想的制度化、类同化、典型化以及词语的条目化、贫血化；我们发现了新词、新韵，甚至新的“左派”；我们痛快淋漓地陶醉于对一个“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认识或“升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从贵州到“今天”（8）
“今天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全面匮乏而精神高度单一、集中的时代。今天派的成员和当时的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那个时代没有选择）接受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持续燃烧的激情火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录）及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所有诗意。这诗意从另一面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运用这一“情怀”充分表达了他们自己：幸福和光明的感觉、痛苦的泪水的闪光、专注和深邃的反抗、苦难的震惊及全新的颤栗……
请听北岛在《回答》中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激情在震动北岛的同时也彻底地震动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声音，几乎不是声音，是“地震”。《回答》理所当然是激情的震中（正如舒婷所说北岛的诗是“八级地震”）。我们的激情终于在此刻落到了时代的实处（这时代不包括“今天”以后，尤其不包括９０年代），它从“今天”开始，从“我不相信”开始，从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几乎所有当时的年轻读者在他们身上都找到了被赋予辉煌色彩的自己的感情及自己的思想（借自布罗茨基的一个观点）。
诗人多多是一个有着孩子般激情的“大英雄”典型。他好像永远生活在超现实主义的６０年代，他以那个年代火红的核心不停地唱出今天派中最尖锐的高音。这高音有时会使他独自一人爬在床边，大口喘气，被无端端的激情煎熬得快要窒息；这高音也经常使他以震撼人心的个人行为令我们大家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他与一位年轻诗人发生了争执。突然，他怒火上涌、冲动起来：“我们现在来比死，看谁敢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先跳，接着你跳，如果你不跳，在场的人就把你推下去。”白热的多多那一年已３９岁了。但做人、做诗都比好多２０多岁的年轻诗人更显青春活力，也更先锋、更亡命。
长年累月，他被一种神经质的朝气蓬勃的写作“毒瘾”所“*”，这随时发作的“毒瘾”（而他称之为诗歌中最要紧的“张力说”）只许他高歌不许他像中年人那样浅唱低吟。由于“中毒”太深，他始终如一地对诗歌的歌唱技巧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和紧迫感。他一刻不停地堕入他热病煎熬的天才深渊。
他曾对我说：“我是不可打败的，因为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已转换成一种超级理想与长生不老的激情象征。也正是毛主席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青春激情”创造性地焕发了他的艺术激情。这激情“只争朝夕”地迫使他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从“*”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农民日报》的记者，他从未休息过片刻。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任性、敏感、急躁、永不衰老的诗人，迫切地想把一腔热血抛洒出去，随时都可能突然起立为真理或为“疯狂的艺术”献出自身。
当芒克写出“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的同时，蓦然写出了《葡萄园》这首中国政治生活的例外诗篇。《葡萄园》是一首标准的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那激情已在此过滤为纯粹的柔情：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从贵州到“今天”（9）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它的色、音、光、影、情，真像伟大的魏尔伦。
被多多称为大自然的诗人的芒克与多多是初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道去白洋淀下乡当知青，而白洋淀却成了早期今天派诗歌的摇篮。
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都曾前往白洋淀游历并切磋诗艺。
芒克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自然之子。他豪饮、打架、流浪，高贵的原始激情犹如大自然的音乐在他的生活和诗篇中和谐的律动。芒克魅力四溢，他的诗“需要重新发现”，他的声音有时在今天派中显得有一点倔强的偏离。难怪有人对我说：“芒克的诗是今天派中最好的。”这显然是从纯粹生命激情（或纯诗）这个角度来谈的。
芒克和多多于１９７３年开始了一场富于传奇色彩的“诗歌决斗”，这决斗本身就是少年激情的象征。
至于“今天”的老大哥，被江河称之为“我们的酋长”，被多多称之为“自朱湘自杀以来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７０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倒在地下的第一人”的食指，北岛曾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回答》一诗出自食指的《相信未来》，但无疑超越了它。《回答》的含义更复杂、更饱满、更坚定、更广大，《相信未来》却更单纯、更个人、更趋向于感动。如果说《回答》是春雷，那么《相信未来》就是闪电。
今天派诗歌中的爱情观与俄罗斯“白夜”式的爱情观有相通之处，但也自有一番特别的中国语境（关于此点我在许多文章中专门谈论过，感兴趣的读者可去阅读我发表在《江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论文《“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以及我的《水绘仙侣》一书中的第３４条和６８条两个注释，在此就不再展开了）。它确定了整整一代正当青春并渴望爱情的青年们的爱情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如张枣曾对我说过的：“北岛的《黄昏·丁家滩》使大学生们懂得了谈恋爱时如何说话。”在一个阴雨天，我和张枣——两个幽暗而亲密的吸烟者在重庆歌乐山下为这首诗的每一行所叹息、所激动。我们那时就如同布罗茨基一样：“确信审美力有赖于前辈。”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仅这《雨夜》中的二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蜜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当然也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一诗那样是关乎对抗的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麻木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７０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的《泪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从贵州到“今天”（10）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限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文学，即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集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这里的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如此，北岛《雨夜》中“血的潮汐”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beatitude）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６０—７０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但这个神话，宇文所安认为是应当避免写出的。他说：“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在现代中国，这种病症出现在政治性诗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诗歌中出现。”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真的应当避免写出吗？其实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国政治现代性经验的诗歌，它有着十分特殊的中国语境，而这个语境是宇文所安绝对不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国文学和诗歌自古以来的一个深远传统。吉川幸次郎也反复说过：“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即在以诗歌为文学中心的时代就已是这样。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的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时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自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成为中国诗的传统被一直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或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文学革命》）因此，我认为，讨论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性，应该将其置于这个伟大的中国传统中来进行，而非简单的否定。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合（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勿用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起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了。”（马拉美）早在１９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２０世纪最后的堂·吉诃德先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读书与瞌睡（1）
我的运气还不算坏，只在小学一年级当过一个月的模范学生。我后来漫长的学生生活都与惩罚、惹祸甚至开除（我读研究生时遭此厄运）连在一起。
我的内心和外表离开得太久了，我左右为难，无法调合，活得难受。归根结底，我内心的“反抗”是我３７岁以前的一贯主题，是我躲也躲不脱的灾星。我始终虔诚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妥协或者和解的对象，这个对象却杳无踪影。日夜高悬于我头上的是一根无形的斗争的鞭子，它抽象地抽打我，逼迫我去反抗“下午”的一切：一个不顺眼的老师、一张必须填写的表格，一把滑稽的木匠的工具（我小时候因看不惯一个木匠的刨子，曾用松香油将它涂满）。我只要反抗，哪怕一次很小的毫无必要的反抗都会让我获得一种舒坦的平静，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可怕的破坏性，或夸张的“颠覆感”。但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胡兰成）这正是说到了艺术的本质，破坏即创造。而破坏或反抗到了尽头就要抵达“恢复”，正如欧阳江河在送给我的一首诗中这样描述的：精神疲倦了，但终得以恢复。
和世界清账，什么也不欠下。但“恢复”还遥遥无期，我从广州外语学院一开始就欠下生活的“债务”！
左边第二卷广州大学四年，除了第一个学期（或者应该说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我可以说是在离经叛道中度过的。
１９７８年春我来到南方这座名城——广州。这一年我２２岁，迎着雨后的阳光和无辜的兴奋途经三元里（这是我中学时代就被老师镌刻于心的爱国主义圣地）到达黄婆洞，我的学校——广州外语学院所在地。那时我并不顾影自怜也无实用主义，像毛泽东时代所有青年一样心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斗争情结”以及“表达”式的“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
在明亮的３月，入学后的第二天，一个身体相当纤细的青年含着笑容和我说话，从潮湿的宿舍到校外的田野，他用一只手不停地梳理他女性般柔软的黑发，另一只手紧握一张雪白的手帕；他以浓郁的广州普通话欢迎我，露出自信的牙齿（那是乐于表现的雪白），嘴唇的鲜红添了一点理想的激动。他叫黄念祖，我的同学，从他出发我认识了广州，开始了另一种“读书”生活。
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在黄念祖家里，我对广州生活的最初惊喜竟是从一个极小的茶杯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茶杯。简直令我大吃一惊，只有拇指这般大，拿在手里像一枚铜钱；用这种茶杯喝水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玩味，这精美无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