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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的更香。
历史民间叙事的离谱与功效
中国人有历史的情结，读书人自不必说，贩夫走卒愚夫愚妇，也喜欢听人讲史，看人演史。因此，说历史的事儿，就不是太史公之流所能垄断的，史官录正史，士大夫写野史，民间不入流的小文人、说书人则讲稗史，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讲故事。这就有了历史的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跟正史不一样，离事实也很远，闹到张飞打岳飞，关公战秦琼到不至于，但发挥的非常厉害，一般都会到离谱地步。比如北宋的杨业和潘美，这俩历史上都实有其人，都参与了对辽战事，而且多少有那么点分歧。但是到了民间，俩人被纳入“忠奸格局”，潘美成了朝中的奸臣，而杨业则是抗辽的忠诚战将，一个在前方杀敌，一个在后方捣乱，并由此衍生出没完没了的杨家将故事，拖儿带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以后再碰到外国人打进来，从上到下，都按这个模式解释历史。
湖北钟祥是个小地方，但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不知为什么，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钟祥人，因此，我得以吃到那个地方的一种名吃——蟠龙菜。这种用猪肉鱼肉加上淀粉和其它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状若发糕似的东西，好不好吃，暂且不提，但是这个地方名吃，却跟明朝的一段历史有关，甚至跟明显陵也不无关系。钟祥关于蟠龙菜的由来，是这样说的——明武宗驾崩，后身无子，朝廷选择了三个藩王有资格入继大统，其中就有封在钟祥的兴献王嫡子朱厚熜。三个人，谁先到京，谁当皇上。但是三个人中，以朱厚熜距离北京最远。为了能抢在两位两人前头，朱厚熜的幕僚想出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一边放出风来说他因路途遥远，放弃竞争，一边让他扮成囚徒坐囚车赶路。但朱厚熜不能真的吃牢饭，又不能大鱼大肉，于是精明的厨师就做出了有鱼肉其实，却外观像发糕似的蟠龙菜。最终，朱厚熜最先赶到北京，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故事，我听几个钟祥的朋友都讲过，言之凿凿。
其实，真情是明武宗死后无子，按继承的规矩，得找离武宗最近的宗亲继承，武宗老子孝宗儿子，就活下来武宗这么一个，因此，子侄辈指望不上，只好上推到爷爷辈的宪宗，宪宗四个儿子，头两个早夭，孝宗是老三，老四就是兴献王朱佑杭，即朱厚熜的亲爹。因此，朱厚熜是唯一的选项，如果按规矩来，就非他不可。我们都知道，明武宗是个彻头彻尾不讲规矩的皇帝，害的满朝文武找不着北，因此，为了矫枉，必须讲规矩，因此，朱厚熜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屁股一坐稳，就改了迎接他的顾命大臣和太后立的规矩，让他认孝宗当爹，而他的亲爹只能降格为他叔叔（意思是说，朱厚熜是入继给孝宗当儿子）。硬是不从，强行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结果群臣200多人拥在左顺门大哭死谏，据说是哭声震天，门被晃得直响。最后的结果，还是朱厚熜强项，固执己见，把带头闹事的人统统抓起打板子，往死了打，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这就是所谓“大议礼”。大议礼尘埃落定之后，嘉靖皇帝的生身父亲兴献王被从藩王升格为皇帝（追封），因此正在建的陵寝规格升高，变成了显陵。
大议礼议出了显陵，让小小的钟祥在几百年之后，有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的旅游业大有好处，当地的旅游业，自然少不了蟠龙菜式的民间叙事，就像杨家将故事所涉及的地方，都会出现若干遗迹以及传说一样，都在给旅游业做贡献。
但是，这已经是后话了，当年制造故事的人，其实绝对想不到后来还有旅游这种好事，更想不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堂。他们制造故事，无非是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感兴趣，不肯全然无所作为，束手接受典籍的叙事，多少得弄出点事来，让自己所在的地方跟历史名人沾更多的光，自己也与有荣焉。由于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往往有更多的兴趣，因此这种即兴发挥，就有很多市场，传着传着，故事就便圆了，朱厚熜不知不觉，变成了齐桓公小白，赶着抢位子，皇帝宝座成了槟榔，谁先拿到谁尝。最后的结果是，当地各色吃的用的东西，沾光变成了名吃名品，宣传好了，走出当地，走向世界，弄不好，也会令前来旅游的人们，享用的时候，多少感到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味道。
万民伞的尴尬故事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横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的人少了点，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绝对属于我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寓意很清楚，有伞，说明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绅*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任时民怨沸腾，也得送，大家心里嘀咕，就当送瘟神好了。
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不让我们好官走。在历史上，有少数的清官离任的时候，还在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车还真的就走不了，极个别的，还真的就接着做下去了。但是，清官总是不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卧辙，无非装装样子，甚至实际上不过是官员自己花钱雇的人，做做戏给人看，尤其是给上司看，表明自家的官声还不错。官声很差，但当地百姓出于真心拦着不让走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因接任的人，名声不好或者属于从来没做过官之辈，一个饱肚子的走了，换了一个空肚子的来，治下的老百姓，没有人会乐意。
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作为前者，是说老百姓是官老爷的儿子，听起来很亲切，连累现在很多地方官依然自称父母官，其实，古代社会的儿子，远没有今天好当，老子不高兴，无论儿子有没有过错，送官说声忤逆，儿子就是死罪。老子打儿子，虽说孔夫子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真要是走了，老子追过来跌个跟头跌死跌伤，儿子也是死罪。这样的事，在清朝的案卷里，层出不穷。因此，所谓民之父母，要的无非是那个基于伦理的绝对权威。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辈是无法深究了。但是据古代的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都是货真价实，属于百姓发自内心。我想，这种中世纪的戏，在21世纪，还是别重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据说已经是人民公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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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官和官吃
在这个世界上，有官，就有吃官的。吃官，市场化的吃法不算，比如专门定制官员消费品的，特制烟特制酒，甚至制作专门的官礼，专门编印给官员看或者摆书架的书，这都不算，真正吃官，而且吃的特别肥的，是专做官家工程的。
眼下为应付经济危机，政府推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据说，地方政府还有配套的十万亿，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些钱都用在政府工程上，估计又要有相当部分被吃官的吃了去。因为自古以来的惯例，凡是官家的工程，工程费用就特别的高，老百姓吃一个鸡子，三个铜子，皇帝吃一个，要花三两银子。同理，盖一幢差不多的房子，官家盖，和民家盖，成本得差到十倍乃至几十倍之多。一位官员告诉我，别说盖房子，就是装修，民房每平米顶多300元，但官房则至少得3000元，而且材料还特差，装完了很长时间一股甲醛味，主事的领导在里面办公开会，也不怕被熏出白血病来。
现在的官家，也特别喜欢做工程，别说特别的投资，就是日常经费，也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修建上。就拿目前最薄弱的教育和医疗这块来说，都说政府投入不足，但就是不足的这部分资金，如果真的都投到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上，情况也比现在要好得多。在很多地方，政府投资来了，主管部门先截留一半。这样大一笔钱，都进行“机关建设”，似乎也不妥，于是就搞修建，年年修，年年建，每年都有堂皇的借口，一条路，修完了再扒开，房子的装修完了再改装，今年把管道放这里，明年搬家，操场先弄塑胶的，然后再改草皮。所有的工程，程序都完全合乎标准，有发包公司关发包，工程竞包，也完全合理，监理公司管工程监督，最后政府验收，每个环节，经得起检验，要什么有什么，天衣无缝。但是，这些官家的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程费用高，比起民间的同类工程，高出几倍，已经是稀罕的了，一般都十几到几十倍的高，但是工程质量，却相当一般，不是豆腐渣，已经算是阿弥托佛了。更奇怪的是，每年有关部门的审核，也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避开同比价高质次这个问题，只查程序。
凡是吃官的，当然都是民营企业，但都是有来头的民营企业。是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这些企业里面都有官员的干股，我们不知道，但特定的政府工程，必定只有特定的公司才能拿到工程，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凡是能吃官的地方，必有官吃，没有官吃，吃官的一般是吃不到肥肉的。前一段官场传说，交通部门的官员，是高危行业，落马快，河南一地，接连三个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相继啷铛入狱。其实，交通部门自己也感到冤，贪吃的，又不是他们一家，只因为他们的工程比较大，而且扎眼，一有豆腐渣，就出事，瞒都瞒不住，那些能瞒住的，不扎眼的，太平官一任接一任，什么事没有。是啊，连*门都有大笔的建设经费，小工程连年不断，累计起来，也是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花，就算有豆腐渣，也不明显，万一赶上地震什么的漏了馅，也没有什么人追究，干嘛单跟交通部门过不去？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跟阎王爷抱怨，说是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让秦桧一个跪在岳坟前受苦？
这样的抱怨，还别说，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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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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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皇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总头子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赖以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经。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分着，畜生和恶鬼都是具体的物件，但是地狱却是个藏纳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