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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疮疤揭不得（2）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创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它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创疤，这个创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呀，也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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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我们的昨天（1）
一向令我们某些人向往的古巴，在领导换人之后，似乎要改革了。第一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使用手机，第二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可以住高级宾馆。这不意味着政府会出钱给老百姓买手机，也不意味着老百姓住宾馆，要由政府来买单，仅仅是说，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这样消费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消息，很有点历史性，不加点说明，年轻人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句流行的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我们可以说，古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昨天其实刚刚过去，在那个昨天，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涉外的场所，内宾不得入内，有宾馆，有商店，还有某些只对外宾开放的旅游点。那个时候，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叫外汇劵，跟人民币似的，元、角、分俱全，但必须有外汇，也就是美元、英镑、港币之类的货币，才能换到，有外汇劵，才能在那些我们这些内宾只有资格隔着门缝往里看上几眼的地方消费，如果有不识趣的，硬要讲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死理，那么多半会被请到你特别不乐意去的地方去，还要通知你的单位，回到单位，你就有吃不下的好果子吃了。解放前，中国人传说，在上海的外滩公园，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人闻此，都很愤愤。其实，即便这个牌子真的存在过，我们号称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更多看起来很高贵的地方，其中有些就是当年低等华人根本连门缝挨不上的所在，比如当年的六国饭店，牌子虽然没有了，但实质上，也不过把狗字去掉了，多数的华人依旧不得而入。
其实不止中国，当年苏联东欧国家也如此，只要国门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境内肯定会有只对外国人和境内某些特权人物开放的“特区”。奥威尔毕竟是活在西方世界的老外，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写出的《动物庄园》，也只是说，庄园里所有动物都平等，某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不知道这种庄园里其实还有另一面——某些外面来的动物也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当然，这个“更平等”，是看在外汇的面子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平等，是因为人家的货币更宝贝。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短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过剩。如果换成老百姓的白话，就是人家是富足，我们是贫穷。我们贫穷，国家才需要人家的货币，所谓“硬通货”，来购买我们需要但却无法生产的东西，包括某些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和他们才能看到的西方腐朽的电影。
非常令我们很多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人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我们的制度无比优越，在那些年，凡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接壤的地方，总是我们这边的人往那边跑，绝少那边的人往我们这边跑的，无论我们这边采取什么措施，如何防范，严到使试图一试者几乎活不了的地步，仍然挡不住冒险者的玩命冒险。不用走远，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当年粤港边界的守卫者，就深有体会，那些成千上万冒险跑到香港的人，也深有体会。不用说落后的中国，就算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东德，这边的人，还不是得高筑柏林墙，用电网，狼犬和机枪，来阻拦越来越多的越界者。试图越界者和堵截者双方，在那个岁月，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和闹剧，给了今天的艺术家20多年都没有用完的素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想起了我们的昨天（2）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日子，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终于过去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总有些人觉得当年的日子好。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属于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之列，有些则属于对历史没有记忆、或者根本不知道历史，但心怀不满的人。
第一种人是标准的怀旧者。当年这些人能进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些是老外不能进去的地方，比如内部的特供商店，内部的招待所等等。那年月，连信息的获取，都有差别，级别越高，有权看的东西越多，连今日大路货的《参考消息》，当年一度都是某些级别的人才能订阅，级别再高一点，则可以看到信息量更大的《*》，某些最幸运的人，可以看到专人翻译和专门机构提供的国内国际资料，即所谓的“内参”。
今日中国，特权还在，但过去建立在短缺基础上的金字塔，已经变了模样，有权的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家权力换取的物质和货币的好处，因为只要有了钱，自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挥金如土，把欧米嘎手表，成打地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比较自家的供应本上，比别人多几斤肉或者糖。但是，人对优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要有更强的秩序感、等级感，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当上某级干部，相应的待遇就有，就可以傲视比自己等级低的人。不像现在，一个股级的税务官员，很可能吃穿度用，比一个厅局级的*干部都要好上一千倍，出门，也威风一千倍。同样，今日做领导的，虽然物质上的好处高过过去一万倍不止，但在整治下属方面，却有了遗憾，过去要扁则扁，要方则方的地方，现在有了局限，某些下属，整极了可以逃之夭夭，下海挣钱，一样能活，不像过去，可以发到乡下，可以不给饭票，还可以打成反革命、右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毁，就毁人一家子一辈子。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二话没有，就是右派，现在领导把发狠，发手机短信“诽谤”自己的人抓到局子里，一不小心风声走露，自家的乌纱帽居然会有危险。
因此，说今不如昔者，其实也有道理，不是简单地揣着明白装糊涂。跟着起哄的，多半心里有气，这也难免，因为特权也罢，大权也罢，权力还是横着使，每时每刻都在伤人。被伤着的，不懂历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的特色），难免受到特权怀旧者的蛊惑，觉得过去实在是天堂。他们不知道，真要把他们扔到过去，这些人也无非是给金字塔垫底的。
过去的好日子，现在还有两个古董式的样板，有一个好像不想当样板了，还剩下一个，建议国家组织各色怀旧者，抓紧时间，去参观一下，免得以后看不到了，大家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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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帅府
在闹长毛的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这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是算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杨改姓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包括回民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给游客介绍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的漂亮。
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的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的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就像某大作家写李自成一样，写着写着，李自成的老八队，就变成了老八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乎合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自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献土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感到奇怪呢？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关系。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着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惟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劵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的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满足于为领袖的言论找历史的证据，不再因为领袖一句话，打造历史研究的一朵“金花”，整个历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领袖的话有关。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它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