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利用工作的便利，陆久之依然为党奔忙。他总是把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动态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动向，通过专门的渠道，向党汇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将军因为这一举措而洗涮了多年蒙在他身上的羞耻。人们从此不再叫他“不抵抗将军”。而他为促成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一直为历史所铭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对日宣战后，陆久之带着妻子儿女随许世英大使一道返回祖国。说来也巧，当年去日本时，女儿陆蓓莉刚满一周岁，而回国时，儿子陆博雅正好也是一周岁。
第三卷完
一：有心办报
由于陆久之有留学日本的资历和善于交际，一回国就被借调到军统控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这个研究所由王芄生领导，专门负责搜集敌伪情报。陆久之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利用着国民党对他的信任，不时地把一些情报送给共产党。
1938年，上海已沦为“孤岛”。陆久之以国民党“重庆特派员”的特殊身份神出鬼没于“孤岛”。
一天，他从南京路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出来，一辆汽车嘎然停在他面前，车内走出一位日本高级军官，他友好地向陆久之打着招呼。
“许久不见了，陆先生，你好吗？”
陆久之定睛一看，此人原来是他早稻田大学的相识，名叫冲野亦男。陆久之看见冲野军服上的官阶是海军大佐，他意识到这人会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所以他满脸堆笑，也用日语说道：“久违久违，冲野先生！”
两人彼此寒暄了一番，冲野不解地问道：“现在正是你们留日学生大有作为之时，恕我直言，阁下为何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陆久之淡淡地回答说：“我无意求官，却有心办报。”
“办报？”冲野的眉毛一挑，似有所动。当时侵华日军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申报》，但声名狼藉，无人要看。
“是啊！”陆久之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故意补充道，“中日战争是不幸的战争，由于彼此不了解，闹到兵戎相见，因此要多做亲善工作，而办报纸正好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
冲野亦男觉得陆久之的话简直说到他心坎上来了，他忙问办报需要什么条件。
陆久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要钱，二要人。”
冲野点点头，要了陆久之的名片后说：“陆先生，今天我有点事，这办报的事我改日再同你详谈。”然后两人便分了手。
二：一仆三主
冲野并没有食言，几天后他会同日本海军部及驻沪武官处的木村重、大川时太郎等人与陆久之具体商谈办报事项。他们商定由日本海军部出钱，陆久之出面，共同办一份宣传“中日亲善”的报纸。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正中陆久之的下怀。在向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汇报并征得同意后，陆久之便忙乎起来。不久之后，一份由日本海军部出钱，打着美商密勒氏招牌的《华美晨报》在上海出版。
陆久之自任社长，当时被聘用的该报编辑的有戴晓云、杨潮、恽逸群等人。
《华美晨报》用的是日本人的钱，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巧妙地宣传着爱国主义思想。不但是《华美晨报》，就连后来又创刊的《华美晚报》、《华美周刊》，表面上尽是一些介绍日本风花雪月文艺之类的内容，找不着一篇亲日文章。
日本出资者觉得味儿不对，多次对陆久之责难。陆久之都以不能操之过急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他的巧言令日本出资者竟找不出反驳之理，反而又花钱帮他搞了个华美电台，方便了陆久之与党的联系。
在担任《华美晨报》社长期间，陆久之利用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广泛搜集日军的各类情报，分别发往重庆国民党内部和我党地下党组织。难怪后来有人把他这一段经历形象地描绘成“孤岛上的一仆三主”。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美国的参战，使日军侵华战争的实力受到一定牵制。由于费用的紧张，日本海军部不再理会陆久之所言的“中日亲善乃百年大计”之类的套话。再者，《华美晨报》等刊物对日本侵华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所以海军部便开始拖欠经费，陆久之几次索要不成，《华美晨报》不得不停刊。
三：一证两用
虽然，《华美晨报》停刊了，但由于陆久之伪装的巧妙和手段的灵活，日本人仍以为陆久之为“亲日可靠人物”。为了进一步拉拢他为日本做事，日本海军部又利用陆久之出面开办了“海安信托公司”。
海安信托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日本海军经理部控制我沦陷区物资的机关。当时，日寇封锁海上物资运输，一般商人为了申请货物转运，必须经海军机关批准，发给“物资搬运证”，方可出境。
由于敌人的信任，陆久之坐上了海安信托公司总经理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暗笑日本人真蠢，这不等于自己挖自己的墙角吗？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由于日军的物资封锁政策，苏北、山东一带的新四军紧缺蜡烛、火柴、纸张、棉纱布匹等日用品。得知这一情况后，陆久之想了个妙策。
他利用职务之便，把领到的海军部颁发的物资搬运证，在有效的时间内（一般为七天），尽量先送给地下党人使用，然后再发给原申请人。凭着陆久之的心灵手巧、胆大心细，这种“一证两用”的手法，居然瞒天过海。于是，那些新四军紧缺的物资，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从上海的黄浦江，一直运到抗日根据地。这样就解决了新四军的燃眉之急，有效地支援了抗日。
多少年后，有人问陆久之他当初做这些事的时候到底怕不怕？陆久之坦然回答说：“怕的，我很怕被日本人发现我在中间‘捣鬼’。尤其是我想象着船出吴淞口时，入海口那戒备森严的警卫找出什么破绽来，那就完了。我怕自己保不住海安信托公司总经理的位置，那我们就少了一条输送物资的重要渠道了。这是很影响抗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尽量细心，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所幸的是，海不扬波，那些物资总是平安地抵达目的地。每逢此时，陆久之总会长吁一口气。
然而，伪装再妙，也不可能天衣无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厄运突降
1944年秋天，一小队日本宪兵，突然闯进陆公馆。他们用枪顶着陆久之，命令他跟他们走一趟。家人都吓坏了，面对凶神恶煞的日本宪兵不知所措，更不知厄运从何而起。陆久之宽慰家人说：“没事，他们肯定抓错了人，我去去就来。”说着，他镇定地跟着宪兵走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陆久之为新四军运送物资一事，被嗅觉灵敏的日本宪兵“嗅”出“味”来了。居然有人敢在皇军的管辖区内，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为赤党分子偷运物资，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想一个小小的*人竟敢耍我们大日本的皇军，真是反了天了！
陆久之被日本宪兵带到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所谓的监狱，是个地下室：阴暗潮湿，有着一股子霉味。陆久之生来第一次待在这种猪栏狗巢似的非人场所。堂堂海安信托公司的总经理，竟然与臭虫、跳蚤为伴，可见世事难料啊！
陆久之坐在地上，不知为何，赵世炎同志的脸庞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把热血洒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用生命谱写一曲壮烈的人生之歌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陆久之激动地想着。不过他毕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走过很丰富的人生之路，积累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所以他很快又冷静下来了：牺牲并不可怕，但我不能也不应盲目牺牲。我活着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许多有用的事情。
陆久之开始仔细回忆自己所从事的抗日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他确信没有任何佐证落在日本人手里。宪兵的怀疑应该仅仅只是出于猜测。想到这一点，陆久之心安了不少。他想好了应付日本宪兵的词，也相信自己只要一口咬住，死不改口，他们肯定会拿他没办法。 。。
五：妙计脱身
第二天，陆久之被提审时，发现自己的预计并没有错，日本宪兵不过是听到一些风声，并没有抓到任何不利于他的凭证。
审讯官要求陆久之交代出地下党的指使人，陆久之一脸惘然，如坠云里雾里。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只知道为皇军效力，怎么会认识地下党的指使人？他的态度镇定自若，从容地用日语回答着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质疑。敌人从他的言语间找不出任何漏洞，但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相信“重刑之下必有实话”，便对陆久之上刑。
日本人把陆久之吊起来，用鞭子抽打。鞭子抽在皮肉上的痛，是陆久之今生从没受过的。但他咬着牙挺过来了。当敌人恶意地问他滋味如何时，他愤怒地说：“我抗议！你们没有权利如此对待一个无罪的人！你们加上我身上的罪名是莫须有！”
几经严刑拷打，陆久之的口始终很紧。敌人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免有些沮丧。然而野蛮的日本宪兵并不想释放陆久之，他们的逻辑是：他们从来不会犯错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理！他们绝不会承认抓错了人！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得很快，饱经牢狱之折磨的陆久之十分焦急：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命攥在这些魔鬼们手中，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机会是要自己掌握的。一天，陆久之发现给他送饭的日本看守把饭递给他时，非常同情地看了他几眼，陆久之从那眼光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便主动与之攀谈起来。
那个日本看守非常年轻，当陆久之被严刑拷打却坚不吐实时他就在旁边。他很佩服陆久之，认为这个中国人是个硬汉。
因为当时没有旁人，他们的谈话十分自由，也十分机密。陆久之不凡的谈吐和气度使这个日本看守更添好感。他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待在牢中的！
“您能帮我一个忙吗？”陆久之热切地盯住他，“我是冤枉的，所以我想写一张便条，麻烦您带给武官府的佐贺大佐。他是我的朋友，他会救我出去。”
日本看守点点头，找来纸笔。他心甘情愿听这个硬汉差遣，也许是本性中存在的某种良善的因子，但更重要的是，陆久之的气度和言辞征服了他年轻的心。
那张便条很快被送到佐贺手上，佐贺见了陆久之的便条，大吃一惊。他向那个送信过来的日本看守问清了情况后，又找了海军部的人，一同跑到宪兵部。
宪兵部和海军部向来有些利益上的矛盾，所以海军部的人一跑到宪兵部，要求他们对逮捕陆久之一事作出解释，而宪兵部的人因为没抓到陆久之任何把柄，不得已硬着头皮说了声误会，把陆久之放了出来。
六：家庭裂痕
一恢复自由之身，陆久之首先来到他开设的“云裳舞厅”。云裳舞厅原名璇宫舞厅，是陆久之与地下党的同志们接头和商谈工作的绝好地点。刘少文、恽逸群、杨潮等经常来这里聚会叙谈、布置工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陆久之考虑事情愈来愈周密。他想到舞厅是个娱乐场所，不会引人注意，所以在办“海安公司”以外，他又开了个舞厅。为了避人耳目，他这个后台老板，从不深居简出、隐藏自己，而是落落大方地在歌台舞榭中活动，给人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玩世不恭的形象。因此上海的小报上常有他的花边新闻：什么“四围锦乡佳人阵，个个娇声唤陆郎”，什么“愿与青灯相对坐，斯人如玉酒如泉”……为当时一批无聊有闲阶层所爱好。对那些花边新闻，陆久之一笑置之，甚至有推波助澜的举动。有时他一旦性起，会取过笔墨纸砚，为某一个漂亮的舞女写上几句诗。陆久之的古文根底极好，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他的诗或条幅被那些舞女们所钟爱。据说当年一位叫蒋天流的舞女，至今还保存着陆久之写的“天生丽质”，“流水行云”的条幅，那条幅巧妙地把她的名字嵌了进去，又对她的美丽作了如此一番描述，加上字迹挺拔俏丽，又是陆郎所赠，难怪天流小姐珍爱有加了。
陆久之的举动使日本人深信他是个喜欢玩乐的花花公子，和任何抗日活动都沾不上边。但那一桩桩经小报极力渲染的甚至无中生有的*韵事，使他的夫人陈宗蕙十分痛苦，他们的家庭开始产生裂痕。
出于对家人的保护意识，也出于地下党的工作纪律，陆久之不可能也不能对陈宗蕙解释他的所作作为。尽管被人误解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特别是自己的家人。但陆久之默默地承受了下来。在和舞女嬉笑打闹、开怀畅饮之际，他的心里常常会念叨这样两句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他觉得自己制造假象、忍辱负重只是为了等待“耿耿星河欲曙天”。
七：胜利在望
陆久之一走进云裳舞厅，不少舞女就围上来问：“陆郎，这阵子你上哪儿去了？我们好想你……”
“是不是哪儿又找上相好的，把我们都一脚蹬了！”
“陆郎，你不该这样狠心的嘛！”
等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阵子，陆久之才笑嘻嘻地说：“瞧你们那醋劲！我不过是到外地出了趟差嘛！”
一边和舞女们谈笑风生，一边却不时地观察着周围。没一会儿，陆久之看见刘少文进来了，在一个暗角内坐了下来。两人的目光极快地对视了一下，刘少文便从那儿站起来，笑呵呵地跑到陆久之这一边。
“陆兄，怎么又被美人困住了？要不要我来救驾呀？”刘少文打着哈哈说，“你们这些小姐，一看见你们的陆郎，就乐得什么似的，把别的客人全置之脑后了！”
“听听，刘先生都喝上醋了。这大厅里，说一股子酸味。”陆久之斜倚在一个漂亮的舞女怀中，对刘少文挤挤眼睛，“少文，我正要找你。我有点正事要与你谈。可巧你来了，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啊！”
谁都知道，陆老板与人谈正事时是不希望被打扰的，舞女们都熟谙陆老板的脾气，所以她们亦不再嬉戏打闹，而是很知趣地退到一边，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久之，你上哪儿去了？出了什么事？”刘少文轻声问道，“我们真是着急，约定的碰头时间你没有露面，又不便上你家中去问，我只好天天来云裳等你。”
同志的关心令陆久之感动，他简单地把他的遭遇讲了一遍。由于怕刘少文担心，陆久之对自己身受的严刑拷打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带过。
“看来以后做事得加倍小心哪！”陆久之总结自己的疏忽，“考虑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很狡猾，也很凶残哪！”
“是啊，堂堂海安公司的总经理，日本海军部的红人，竟还会遭如此厄运，更别提普通老百姓了！”刘少文深有感触地说道。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那“烧光、抢光、杀光”的野蛮凶残的“三光政策”，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细菌战、人体实验……
“值得庆幸的是，我相信日本人蹦达不了几天了，”陆久之小声而兴奋地说，“希特勒正节节败退，用不了半年，欧洲战场的战事将结束，盟军马上会帮中国来打日本。看吧，用不了一年，这些东洋小鬼子们肯定会嚎哭着滚回日本本土去！”
1944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许多沦陷的国土正逐渐收回。日本人已不再有当初狂妄叫嚣“三个月灭掉*”的嚣张气焰。经过整整七年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日本军队士气大落。
“胜利确实就在眼前了，但是久之，你千万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看出一丝破绽来啊！”
两人又谈了一些别的，接着起身跳了一会舞，直至深夜方才分手，各自归家。 。 想看书来
八：难以尽述
有一天，陆久之的汽车经过上海剧艺社时，正逢蔡叔厚从里面出来。很久没有看到老蔡了，这意外的邂逅令陆久之非常惊喜。他走下车去，亲自把老蔡请上了车。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蔡叔厚并没有迫于日本人的淫威，逃离“孤岛”。他和他的绍敦电机公司扎根在上海，甚至又开了钢铁厂、纺织厂、钱庄……，成了名副其实的“蔡老板”。
作为大资本家的“蔡老板”，整日忙忙碌碌、不得空闲。事实上，他的忙碌，并不仅仅为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党，为了中国革命。蔡老板的特殊身份和他游刃有余的良好人际关系，使他为革命作了很多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亲笔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部文稿，几经辗转到了蔡叔厚手上，他视若珍宝，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柜，把文稿妥善地保存起来。
有一个时期，“左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因为找不着组织，夏衍仿佛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十分着急。蔡叔厚知道这个情况后，安慰他不用着急。此时，中央派刘鼎（阚尊民）来上海采购电讯器材。蔡叔厚立即安排夏衍与他会面。由于当时的上海处于日寇的严密监视下，为安全起见，他们三人租了一艘小汽艇，假装在黄浦江上游览，实际上是在交谈情况。由于蔡叔厚的机智灵活，使夏衍和刘鼎安全地接上了头，从而使“左联”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为了宣传抗日，蔡叔厚以他雄厚的财力，尽力支持着进步的文化活动。当时，于伶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戏剧家，组织了“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许多爱国话剧。蔡叔厚是上海剧艺社的理事，实际上担任了剧社经理的职务：什么介绍戏院、订立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不过，他这个“经理”，不但不领一分钱的工资，还要到处跑腿，向人求情，常常要倒贴钞票。有时巡捕房来找剧团的麻烦，他还要代剧团应付。虽然事多务杂，但蔡老板乐此不疲。
生意是越做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