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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刘鼎（阚泽民）从九江俘虏营逃出来，到上海找不着组织，就来找老蔡。老蔡先给他换了一身衣服，又给他一笔钱，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后，又为他出面去找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的帮助把刘鼎送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避难；还有钱俊瑞也是老蔡帮他找到的组织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六：功不可没
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一直是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密探注意的重点。他们曾多次前来搜捕。由于上海县长危道丰，警察局长熊育衡，督察长卢英等人为巴结陆翰，常上陆家串门。他们清楚陆翰的大公子与蔡叔厚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为通过讨好陆久之而讨好陆翰，常常主动向陆久之提供接到的密告，要他转告蔡叔厚，关照他小心防备，所以蔡叔厚好几次都化险为夷。
蔡叔厚是一心为他人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安危的共产党员。有一回，在接到敌人晚上要来公司搜查的密报后，蔡叔厚没有接受组织上要他暂时避开的命令，因为他想到若是敌人在公司内设下埋伏，外地来的同志岂不是要上当遭殃？于是他留了下来，静候敌人大驾光临。半夜时分，敌人果然包围了公司，大肆搜查。好在并无外地同志前来，敌人也一无所获，对蔡叔厚虽有怀疑，但抓不住把柄，也只得悻悻而回。
1929年，革命形势有所发展，红军开始扩大，苏区相继建立。党中央急需和各地组织取得联系，于是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为此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又名曾幼范）担任科长，负责筹建工作，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又选派了张沈川等同志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因为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需要器材场地和机器设备，也需要懂得电机方面的内行，组织上斟酌再三，于1929年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制造收发报机。
根据新的工作要求，蔡叔厚按照党的指示中断了同一般党内同志的往来，利用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便利身份，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接触各方面的官僚、政客。他还和国民党的机要人员打交道，经常宴请他们，手头又大方，有时还适时地给他们一些好处。“蔡老板”由此结交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他的豪放在上海滩上逐渐有了名气，为协助和掩护李强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安全和方便起见，蔡叔厚把绍敦电机公司又转移到福熙路403号（现延安中路369号）。他在公司的二楼上，腾出一个房间，给李强安置了一个小型工场，设有车、钻、铣、刨四部机床，专门搞机械加工和制造零件。
在蔡叔厚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强在1929年夏天为党试制成功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自此，党中央在各地陆续建立了无线电台，有了无线电通讯的联络网。它使中央能及时有效地指挥各地工作，各地有什么问题，也能通过电台向中央请示。因为电台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的李强和蔡叔厚受到党中央的大力表扬。
但是，秘密制造电台的事给蔡叔厚带来了很大麻烦。
七：形势严峻
1931年4月26日清晨，时任*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的秘密住所来了一个行色匆匆、神情紧张的青年人。他一看到李克农，来不及坐下，就急急忙忙地说：“不好了，出大事了，快转移。”
来人名叫刘杞夫，是*打入CC特务总部的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女婿。李克农见到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杞夫，先坐下喝口水，”李克农倒了杯水给他，看他满头是汗，又给了他一条毛巾，“镇静些，沉住气，慢慢说。”
擦了擦汗，喝了口水，刘杞夫的紧张情绪稍稍缓解了些，他把钱壮飞给李克农的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读完后大吃一惊，这位被西方称为“红色特工王”的情报人员皱起了眉头，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危急。
原来，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直接保护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了。顾顺章还是中央委员，他手上掌握着许多地下党的机密，包括周恩来等主要领导同志的住所，包括地下党接头时的暗号和联络方式……顾顺章的叛变，使得敌人欣喜若狂，以为一举可以把共产党的上层机关彻底破坏。
然而，由于捕获顾顺章的当事人，号称“铲共专家”的中统特务蔡孟坚及其上司何成俊邀功心切，在审讯顾顺章的同时，已经把他的情况向南京发了电报。而那六封从汉口发到南京中山东路5号——CC特务“大本营”里的写着“徐恩曾亲译”的急电，首先落在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上。
那天是4月25日，星期六。周末之夜的南京，尽管霪雨霏霏，织就了一张铺天盖地的雾网，但五彩缤纷的灯火仍然顽强地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古都金陵的豪华风貌。
外表斯文、内心险恶且喜怒无常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个致命的弱点——贪图女色。自然，他是不会放弃良宵佳人的，毕竟是周末嘛！人生得意须尽欢嘛！
徐恩曾让他信得过的钱壮飞留守在“大本营”值夜班。阴险毒辣的徐恩曾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个他一手提拔起来并倚重有加的湖州老乡，是*安插在CC内部的一把利刃。由于徐恩曾的疏忽，钱壮飞曾从他身上搞到了密电码。利用这密电码，钱壮飞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凭自己的沉着、机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八：十万火急
此刻（25日夜），这个被周恩来称誉为“白区情报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对着那六封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发来的标有“绝密”的密码电报出神。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钱壮飞决定揭开这个谜，弄清其中的奥秘。他相信武汉方面一定出了什么重大事件，否则绥靖公署主任为何急三火四一连发来六封密码急电？
钱壮飞安静地坐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译起密电。当他把全部密码电报译出，组合成完整的内容后，他的手心直冒冷汗，心头掠过一阵可怕的寒意，带动全身在颤动。这个在电文中化名“黎明”的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要把*组织一网打尽的呀！顾顺章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甚至连徐恩曾手下有*的人都清楚。不说别的，连钱壮飞都是不可能再在CC内部混下去了。
钱壮飞镇定了一下。他想，如果不及时把情报送出去，必将延误大事，党中央驻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将被完全破坏，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肯定在劫难逃。
钱壮飞拭去脑门上沁出的汗珠，翻出列车时刻表，查出晚上11点有一班特快列车，明早6点25分到上海。
因为自己还有一连串紧急情况要处理，所以钱壮飞急步跑到自己家中，让女婿刘杞夫立即前往上海去找李克农。而他又回到办公室外，清理了一下徐恩曾的账目，又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感谢徐恩曾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其次希望徐恩曾不要因为他的缘故滥杀无辜。钱壮飞很了解徐恩曾这个人，徐所做的那些丑事他大抵都知道，而徐太爱面子，谅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的。紧接着，钱壮飞又来到“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桌上的地图上划了个“十”字，暗示他安插的同志赶快逃走；然后他又赶紧驾车来到邮电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封“潮病危速返”的电报，通知胡底赶快转移。最后，钱壮飞长嘘了一口气，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
再说，李克农揣着十万火急的情报，立即找到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帮助下迅速与陈赓联系上，紧接着又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
听到顾顺章叛变投敌的消息，周恩来惊呆了。平日里绝少抽烟的他，破例要了支烟，抽了几口，让烟味呛了好一阵子……
不出所料，4月28日晨，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大上海的宁静。徐恩曾属下的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带领大批特务、巡捕疯狂地扑向*中央地下机关和一些领导人的家。可每到一处，都是人去楼空。
九：新的任务
“当他们来到恩来同志和陈赓同志住处时，面对空无一人的居室，张冲蓦地想起楼下刚走过的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跛脚老汉。他猛然意识到那是他们两人化装的，但已经迟了。难怪事后张冲感慨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蔡叔厚向陆久之描述着那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紧张一幕。他讲得绘声绘色，陆久之则听得冷汗迭出。他万万没想到，今年春天，党经历了那样一场生死存亡的紧急事件。可见，斗争是多么残酷啊！
“虽然地下机关和一些主要领导人化险为夷了，但由于顾顺章这个败类见他的大计划落空，恼羞成怒，简直成了一条疯狗，”蔡叔厚的语调显得很沉重，“蔡和森、恽代英、邓演达、杨登瀛等人都被他咬了出来。”
“那蔡和森他们现在如何了？”陆久之关切地问道，他见蔡叔厚沉重地摇着头，又接上去说，“叔厚，不能再让顾顺章这个叛徒嚣张了，应该赶紧处置才是。”
“是啊，可是这家伙警惕性太高，我们的同志没法接近，”蔡叔厚叹了口气，同时捏紧了拳头，“我相信，叛徒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对，我们等着瞧！可耻的人肯定会落个可耻的下场！”陆久之信心满满地附和道。
历史终究是顺应民心的。顾顺章后来在国民党内部闹派别、拉山头，结果开罪了大特务头子陈立夫，被他送上了西天。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叔厚，顾顺章的叛变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过了一会儿，陆久之突然想起了蔡叔厚此行的原因。
蔡叔厚点点头，顾顺章是他的顶头上司，李强和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秘密制造电台的事，顾顺章最清楚。所以一接到顾顺章变节投敌的密报，蔡叔厚就立即遵照党的指示，首先设法把李强护送上船去苏联，而自己也搬出了绍敦公司，在马路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暗中观察公司有无任何可疑的情况发生。也许顾顺章眼里只有周恩来、陈赓之类的“大鱼”，没把蔡叔厚这类的“小鱼虾米”放在眼里，所以绍敦公司竟然也平安无事。蔡叔厚冷静地观察了好一阵子，见没有任何动静，便又放心地搬了回去。
显然，蔡叔厚这个时候来日本，不是为了避难，那么他的到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久之，日本人早就垂涎东三省这块宝地，他们对作战作了充分准备。看来中日战争的爆发指日可待了。组织上考虑到你身在日本，又有多重身份，想让你从事一些搜集日本军国主义情报的工作。你看如何？”
“我随时都听候组织的安排。”
“那好，过一阵子夏衍、沙文汉夫妇都会来找你具体研究此事的。”蔡叔厚拍拍陆久之的肩膀，“你知道吗？《母亲》被禁版了。”
自1927年赵世炎牺牲后，陆久之一直牵挂着夏衍所译那部《母亲》的命运。《母亲》使用的是两种日文译本，间或参考了英译本认真译成。夏衍后来又特地请了精通俄文的著名作家蒋光慈按原文校读了一遍。1929年这部杰作由大江书铺发行，短短一年内就重版了两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类革命书籍，一向深恶痛绝，所以不顾革命人民的要求，严令查禁。
“是吗？”陆久之并未显得太吃惊，“这样的好书，是绝不会绝版的！”
“是啊，这正像革命的火种，无论蒋介石反动政府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它照样燃起熊熊大火！”
两人一同哈哈大笑起来。蔡叔厚告辞时，昂首挺胸拍着陆久之的肩慷慨激昂地说：“那些事，我们不做谁做？我们干不好，谁能干得好？”
陆久之崇敬地想，老蔡实在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 想看书来
十：国土沦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向东北军驻地发动突然袭击。次日晨，日军占领了沈阳。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面对如此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都义愤填膺，广大东北军将士更是斗志昂扬，准备誓死捍卫故土。然而，蒋介石却连续致电张学良，电告东北军对日本的侵略“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但国联并未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主持公道。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采取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32年2月5日，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3月1日，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满洲国”。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
远在东京的陆久之，没有想到中国的东三省，就这么轻易地被日本所占领，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的张学良将军，也被国人唾骂成“不抵抗将军”。
国土沦丧，使身居海外的陆久之心情沉重。恰在此时，夏衍和沙文汉、陈修良带着党的指示来到东京。这给他悒郁多时的心情带来一抹亮色。
“久之，党指派我们几个参加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夏衍说。
此时的陆久之，已由铁路学校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一边读书，一边总希望为党做些什么，为国家做些什么。夏衍他们的到来令他十分兴奋，看来党始终没有忘记他这个党外的游子。
说干就干，进行明确的分工后，共产国际日本情报站就秘密设置起来了。情报站的设置，对我党了解日本国内形势起了一定作用。
十一：红色间谍
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负责人佐尔格，这位著名的“国际红色间谍”，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祖父曾是*和恩格斯的战友，担任过第一国际的书记。而佐尔格本人曾在一战中负过伤，因他的勇敢曾被德意志帝国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一战后他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特工，并参加联共（布）党，从此佐尔格开始了他的红色特工生涯。
1929年年底，以自由记者身份为幌子的佐尔格，带着搞来的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沪领事的介绍信，乘船经过苏伊士运河，于1930年年初抵达上海。他来上海的目的是在中国重建苏联情报组织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佐尔格在上海找到的“最合适的合作者”，是《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大崎保积。而他物色到的“中国合作者”是一位名叫张一秋的女士。张一秋真名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曾因女儿刘思齐和邵华分别嫁给毛岸英和毛岸青而为人们普遍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佐尔格的两位得力的合作者，都是美国进步人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帮他物色到的。而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相识，至今仍是个谜。
陆久之和夏衍、沙文汉、陈修良等人组成的日本情报站就受佐尔格的管辖。他们一般是把搜集来的情报处理过后，派人直接送到佐尔格的通讯信箱“上海1062号信箱”。
而佐尔格之所以和*联手在日本设立情报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佐尔格身临其境，为了深入了解日本侵华企图，他决意在东京设立情报站，以便搞清日本在夺取满洲之后的打算：是准备征服整个中国呢，还是准备向北进攻西伯利亚？……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除了从东京的情报站获取信息外，佐尔格还通过大崎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方面得到不少有用的情报。而从蒋介石聘用的德国军事教官那儿，佐尔格了解到许多有关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日军的战术情报。为及时搜集战况情报，佐尔格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到前沿阵地采访。
1933年春天，佐尔格突然奉调回莫斯科，之后不久被派往东京。东京是佐尔格特工生涯的高峰。在那儿从事了将近十多年的情报工作后，佐尔格不幸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多年后被杀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二："；怪西人"；案
而接替佐尔格上海工作的华尔敦，开头几年的工作有条不紊，一切顺利。未料1935年春天，华尔敦突然被捕。被捕后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连自己的姓名、国籍、年龄都一概不说。国民党当局无法审理，更难以作出判决。结果，这个案件成了当时轰动上海滩的“怪西人案”。《申报》等新闻媒体抓住这一事件大炒特炒，故意把它搞得沸沸扬扬，玄乎离奇，来吸引众人眼球。
但华尔敦的被捕，使得与之有联系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主持人也遭被捕。
这时已办完护照，正准备到苏联去留学的蔡叔厚得知华尔敦被捕，立即主动放弃去苏联深造的机会，留下来协助处理此事。他通过一个外国记者，马上通知陆久之等人，迅速撤离情报机构。为安全起见，他把绍敦电机公司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并把公司迁到福煦路417号（今延安中路379号）。一切安排妥贴后，他才离开上海去南京，找到当年的留日同学汤恩伯，要他为自己作担保。
汤恩伯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供职，刚露头角。听了蔡叔厚编造的一套情况后，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汤恩伯曾把一部分款子交给蔡叔厚，作为对绍敦公司的投资，是绍敦公司的后台老板），所以他亲自出面为蔡叔厚作担保，平息了此事。
华尔敦后来在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被释放。虽然自被捕后他未说过一个字，国民党当局抓不到他任何把柄，但他还是被驱逐出境。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由此遭到重创。
东京的情报机构关闭后，陆久之发动一切关系，与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交情。许世英很赏识他的才干，留他在大使馆内做高级专员。
利用工作的便利，陆久之依然为党奔忙。他总是把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动态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动向，通过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