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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爱搔首弄姿、喜出风头的蓝小姐宣传明星的一桩趣事，以满足街民市井的谈资而已，绝不可能表现贵小姐的“艺高人胆大”吧！
“狗咬人”究竟是不是新闻？我说，有时是新闻，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该是新闻，但这狗一旦“咬”了明星就必是新闻的社会现象，很是发人深思。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某些新闻传媒就会发现，什么大腕明星们的乱爱，滥爱，婚变，收受豪华汽车、别墅和巨额酬金之类的“狗咬人”似的宣传确实偏多了。我绝非说，所有的大腕明星都遭过如此“狗咬”，但却有一批忘乎所以的人玩的就是那个格，在他们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理所当然了，正派的国民们也早已嗤之以鼻了，我们又何须火上加油去宣传呢？恕愚钝直言，对此类现象的出现，在一时法律还无法裁定的情况下，要么严肃而善意地去批评，去曝光；要么沉默是金地不理睬，都绝对比“有闻必录”似的宣传好得多。
生发这番感慨，是因为我最近深感到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又一批小报刊、小电台、小电视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似乎正以此种宣传内容为快乐、为荣事、为职业，若要说透了，为“利”是也！
顺便也“一分为二”地说句公道话：“狗咬人也是新闻”的泛滥，始作俑者，绝非仅仅是大腕明星和娱记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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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的遐想
至今，不少穷山村还用着牛儿效劳。赶牛就得吆喝，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一次，到某农场采访，见场长正在操场上训练驭手。我颇为好奇，细问端底，场长说：“不奇怪，曹操北魏屯田时就办过这类培训班。因为这里的人来自东西南北，驭牛口令、语音、手势都不一样，牛儿听到主人使唤声常常不明其意，瞪着牛眼睛发愣。有时甚至反其意而行之，叫人哭笑不得！”
我翻然醒悟，牛听命于主人，是祖先们恩威并重一代一代驯化的结果。用现代科学讲，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条件反射”使然。牛儿“令行禁止”、“左右转法”、前进后退莫不仰仗于驭手的口令、手势。广袤的中原地区，乃祖龙秦始皇最早统一的地方，“车同轨，文同字”，用牛的口令、手势似乎差不多。例如命牛前进，大多鞭子一挥，高声喝道：“驾——”；命牛停止则呼“吁——”。然而西北、西南、华东、华南诸地，就不大相同了。吴越之地怎么使牛，我请几位不同县份的人做了示范，那口令、语音、手势都有很大差异。川北山区命牛前进呼为“嘘——”，恰与北方命牛停止相反；命牛停止则呼为“哞——”，颇有点像牛儿仰天嘶鸣；命牛转弯则叫一声“弯——”，随之朝需转方向紧拉牛绳，同时在牛欲转又不转的屁股上抽上一鞭，以警策转得快捷一些。
这样，麻烦事出现了：假若川北山区的牛让渭水河畔的人用，驭手又是一口陕西语音并兼用本地使牛口令、手势，那“川牛”即使训练有素、俯首听令，也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
因此，牛儿若能说话，必曰：“难当呵，牛啊牛！”
于是，群众若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满，定嗟嘘：“牛啊牛，难当呵！”
行文至此，赶紧声明。我这里绝无把人、下级说成“当牛做马”的意思，正如称某人“老黄牛”，绝不等于他就真正成了牛一样。也没有像古代官员那样张狂，自称“牧”，而群众则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牛和羊。只是由此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单位的决策机构、发号施令机构，都必须号令准确、政令统一。如此，执行层次的人员才能把决策者的意图、指示、命令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否则，就会出现未经训练的“北人用南牛”或者“南人用北牛”的“顶牛现象”。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力量就难以拧在一起。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牛难当”究竟难在哪里呢？
一难朝令夕改。企业领导今天说：这里需要修游泳池。于是施工人员立即破土动工，挖池掘塘。工程未就，领导决心变了，大令传来：“填掉！这里还是修球场。”群众有意见，领导有理由：“改革年代就得改，啥事还能一成不变？”
二难令出多门。这个主管部门通知企业今天全员迎接质量检查，那个职能部门又通知企业今天人人参加“创卫”活动，又一个业务部门通知企业今天突击完成一批急需产品。天哪！职工们今天究竟干啥？想来也只好瞪着大眼睛发愣。
三难指令含糊。下级请示上级：“××事如何处理？”有的上级巧妙作答：“看着办吧！”究竟如何办？标准是什么？你得仔细体味答复者当时的神色、语气、手势。否则，你又是瞪着大眼睛发愣。
……
“牛难当”，大概就难在这类地方。“老黄牛精神”不景气，大约也与此有关。解决的最好办法是，我们在强调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决策的同时，更强调上级、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想问题高瞻远瞩，做决策深思熟虑，下指示准确明了。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如美髯公关云长领了将令后慷慨而言：“斩关夺隘，攻城略地，何难于我哉！”
张敞画眉别议
汉武帝时候，朝臣中有一才子名叫张敞，其妻幼时眼角处受过伤害，不中看。怎奈这张敞和妻子感情笃深，于是他每天都要替妻子画好眉后才去早朝。天长日久，消息传了出去，有好事者竟然报告了汉武帝。一次早朝时，汉武帝竟然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询问这件事情。张敞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夫妻之间在闺房中，难道没有比画眉玩得更过头、更快乐的事情吗？那你皇帝管不管呢？
张敞画眉出自正史，我想事情的真实性大概不应怀疑，而历来人们真正关注的是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类事情。
在张敞的妻子看来，其夫身为朝臣，每天都要早朝，早朝前总要挤出时间来为自己画眉，自是感激，一感激当然就会加倍恩爱、体贴丈夫，竭尽全力去干好妇道、家道之类的事情。这必定十分有利于张敞在朝中供事，这对于张敞后来成为西汉名臣不无关系。
在张敞看来，妻子眉角处有缺点（说不定还影响了视力），既有碍别人观瞻，又多少损伤她的自尊心，那时“以铜为镜正衣冠”，镜子的视度自不会太好，其妻画眉恐多有不便；也许张敞在度“蜜月”的时候就闹着玩似的养成了为妻画眉的习惯，并根据脸形摸索、设计出了一套最适合于妻的画法，其妻也模仿着画过未能成功，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的帮助了。日久天长成习惯，张敞为妻画眉既快又好，已不是什么负担，而成为一件爽心乐事了。
在好事者看来，张敞身为朝臣，不思政事，为妻画眉，简直是无聊与滑稽，至少沉湎女色；胸无大志。给汉武帝“小报告”上去，张敞的仕途也就此完蛋了。堵住一个贤才上进的路，也就等于给了一个庸才上爬的缺。如此一石二鸟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汉武帝看来，你张敞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人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想的是天下大事。你却钻胭脂堆，与妻子耳鬓厮磨，恐怕也是朽木不可雕也！好在张敞几句慧语惊人，汉武帝这才没有治张敞的罪。以后，终于做到了太中大夫、京兆尹之类的官位。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从古至今，哪朝哪代，正常的人无不喜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喜欢的是“暮春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喜欢的是听鸟鸣，辨鸟语，从鸟语中获得信息；老子喜欢的是骑青牛，过函谷，优哉游哉；竹林七贤喜欢的是避开尘世，傲啸山林，饮酒作乐。北宋杨次公一生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做按察使时到涟水郡巡视，还批评郡守石痴米芾“玩石丧志”。米芾也不做声，左手拿出一块石头让他看，杨次公眼都不抬一下，米芾右手又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随后，米芾从背后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的眼睛“霍”地亮了，一把抢过高兴地说：“这么好看的石头，你玩得，我也玩得呢！”米芾玩石那么起劲，他还甚至把石头作为“老丈”来拜，谁又真认为他“玩物丧志”呢？玩物丧志的人，能在艺术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吗？
问题就在这里，赏心乐事，个人爱好，是可以把人引入一种境界的。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要健康，二要有度。健康者，指的是于社会无害，对身心有益；有度者，指的是不影响本职工作，兴趣再浓，也不可把个人爱好当饭吃。恩格斯闲时喜欢爬山，*写作间隙时喜欢演算数学题，列宁爱读小说，毛泽东爱听京剧，朱德喜欢养兰草，据说长征时还手提兰草跋涉，*爱打桥牌。伟人们的个人爱好都挑选得高雅，把握得适度，这才是高境界的赏心乐事啊！
鲁迅先生说：“战斗者也需要休息。”休息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当的休息方式吧！
谁说洋人无嫉妒
有人说国人多嫉妒，洋人心胸宽。我说此言差矣。手头便有一例。
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这个瑞典19世纪的著名化学家。1896年11月27日，在他逝前的23天，他写下了一份史无前例的遗嘱，将其遗产的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奖励基金，每年以其利息（约20万美元），分别奖励上一年度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1968年后人又增设经济学奖金）等领域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奇怪的是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设立这个奖项，后人也未能将其增补。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
一种说法（美、法等国的）是：瑞典杰出数学家米塔戈·列弗勒尔当年曾屡次向诺贝尔的女友大献殷勤，而且奏效。诺贝尔大为光火，决定用独特的方式对侮辱他的人及其研究的学科给予报复。另一种说法（瑞典的）是：诺贝尔素与米塔戈·列弗勒尔不和。诺贝尔拟定遗嘱的时候，米塔戈·列弗勒尔正是瑞典数学界的当然领袖。诺贝尔知道，如果设立数学奖，那么，就给列弗勒尔造成了获奖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数学和数学家的遗憾，也是诺贝尔的遗憾。
以上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无可考，但它们都足以说明，是嫉妒之心造成了数学界的这一憾事。
如果说诺贝尔的忌妒仅仅是传言而已，那么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年纪事》里那个德·瑞拉夫人，为了获得于连的爱情，竟对侯爵女儿玛特尔的年轻漂亮、浪漫柔情醋劲大发，妒火中烧，终于写信揭发于连过去的劣迹。这不但毁灭了玛特尔的爱情，而且也把于连送上了断头台，这应当说是“经典”事例了吧！还有《哈姆雷特》里的那个弑君占嫂的丹麦国王克劳狄斯；《基督山伯爵》里那个设计陷害即将升任为船长邓蒂斯的卑鄙小人邓格拉斯，等等。从宫廷到里巷，这些嫉妒还少么？
如果说这些嫉妒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上不了正史，那么，我们就再来看一看某些洋人忌妒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那一页页“正史”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一个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躲在峨眉山观战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了。“山姆大叔”立马用洋枪洋炮、美钞白面资助蒋介石打内战，个中原因难道就没有嫉妒和担心中国共产党一旦解放全中国，就可能使这个东方弱国一跃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通人和，国运昌盛，“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之日已曙光在望。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分化、西化、弱化我国的政治图谋也愈演愈烈。对“*”问题大做文章，对台湾问题干预不断，对香港回归祖国指手画脚。还有“入关”问题、“奥运赛选址”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也云遮雾障，多有猫腻。其所作所为多么像中国旧式泼妇或家道式微的劣绅，看邻居齐家有方、六业兴旺后而耍出的无赖与刁悍呢？
忌妒，据生物学家介绍，为“人之初”的一种本性。一对孪生婴儿，见一个吃奶另一个就会以各种“行为语言”表示抗议。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的论述。这自然是人类愚昧、性恶的一种表现。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一定会摈弃并睥睨于它的。尔虞我诈的西方社会，不可能完全是文明、高尚的人群的集合。因此，他们具备各种嫉妒心理是不足为怪的。
当然，某些西方反华势力嫉妒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由于西方利益的需要和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看来，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时代，距离还遥远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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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误
他是彼，我是此；山是彼，水是此；楚河是彼，汉界是此；太阳是彼，月亮是此；常规战是彼，电子战是此；大雪纷飞是彼，夏日炎炎是此……
汉语词典对“彼”与“此”的基本含义就这样解释；“彼”有“他”、“那”的意思。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而“此”呢，则有“这”的意思，如“彼一时，此一时也”。总之，彼与此是“那个”与“这个”的意思，是两种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联系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基本法则的体现，另有一句客套话：“你辛苦啦！”对方答：“彼此彼此。”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言归正传。既然“彼”与“此”是用来界定事物性质、状态、范畴、差异的指事，那么我们在认识彼此事物时，处理彼此关系时，又是否能够做到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呢？我以为失误是常常发生的，就在身边。
你此我彼，两名老干部进干休所。在位时心存芥蒂，离休后矛盾公开。分房时，你要前排，我要后排。你要东院，我要西院。有老领导强行撮合，将其分成邻居。结果两院之间女儿墙加高数尺，各自森严壁垒。这类通病往往是：你东我西，你南我北，你咸我淡，你甜我酸，你环肥我燕瘦，你魏紫我姚黄……压根儿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此风“*”中最盛，只要平常有隔阂，现在就绝不会是一路人。你参加“燎原兵团”，我就加入“烈火部队”；你说“×××是好干部”，我就说“×××是烂萝卜”；你说这是“伪革命委员会当砸”，我就说这是“新生红色政权当保”。究竟为何势不两立？完全是过去的隔阂所致，〖JP2〗至于眼下事情的是非曲直，当事双方并不真关心它。当今改革开放，对姓“社”与姓“资”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我们有的同志依然陷入这种怪圈；资本主义要市场经济，我们就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要发展私营企业，我们就要限制私营企业；资本主义要股份制，我们就要全民制……与资本主义沾在一起了，咋看咋像资本主义，这不是变色了么？〖JP〗
既此勿彼。国人重气节，顾声名，老古董们坚信“好妻不嫁二夫，好女不伺二男”。鼓励“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棵树上吊死”。此种精神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而也极不利于修正错误的东西。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对“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修正，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修正。私营、集体、混合型经济对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修正等等〖JP2〗，我们都付出了比确立这些制度还要艰辛的劳动。不过，我们现在许多人似乎懂得了：事物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JP〗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往往有着相同、相通的成分，相互借鉴。吸收各自的优点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有“彼此彼此”的时候，在这里就不是一句客套话了。
厚此薄彼，《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夫人武姜生二子，老大郑庄公，老二共叔段。只因老大出生时难产，“其母惊，遂恶之”。而偏爱老二，欲立为王位继承人。当武夫人的偏爱遭到否定后，她便将京城一片土地封给了共叔段，后来共叔段羽毛丰满，举兵造反，武姜还居然打开城门充当内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失败的当然是共叔段。亲生骨肉，尚有亲疏，何况我们对待和处理其他许多问题呢？亲疏厚薄也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先入为主者易亲，后入者易疏；轻车熟路易亲，陌途生路易疏；老字号的东西易亲，新字号的东西易疏。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有的同志正是对旧的政策、体制熟悉了解，执行起来自觉认真；而对新出台的政策、体制却陌生甚至怀疑，执行起来就不那么自觉认真。武夫人厚此薄彼、亲疏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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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要过圣诞节
1994年12月24日一早，读初中的儿子就嚷着要过圣诞节。口味很细：一要制作圣诞树。青枝绿叶的杉树上缠绕彩灯，披挂缎带，最好吊上几样玩具；二要赠送圣诞礼物。让我夜里穿上红袍，扮成圣诞老人，偷偷给他袜子里装50元钱，随他自己去买；三要过平安夜。当晚一家人陪他打扑克、玩电子游戏到天明。
过圣诞节我不反对。《三字经》里言：“性相近，习相远。”汉人过春节，基督教徒和洋人过圣诞节，本是约定俗成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儿是纯种汉人，非党非社，非盟非教，本国长大，省立学校就读，却为何要“洋盘”起来，决意过过圣诞节呢？
他的回答是：“同学们都这样嘛！”
此话我尚未调查，确实与否不敢断言。但当我从大街小巷转一圈回来后，就彻底明白了：花店里确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买圣诞树，对对青年男女在挑选。颇有一番节日的景象。
知儿莫如父。我儿对节日向来是淡漠的。只有“六一”节、春节他稍微留意一些，其余的诸如清明节、端午节、“八一”节、中秋节乃至国庆节等，他都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好像过不过都行。而现在却盯着条件要过圣诞节，这里除孩子们图新鲜、凑热闹的心理因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