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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好像过不过都行。而现在却盯着条件要过圣诞节，这里除孩子们图新鲜、凑热闹的心理因素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吗？
有的。我想还是应当从目前社会上的崇洋思潮上去找找原因。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供成人看的节目不讲，单就儿童看的节目，多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自然充满着外国情调。而国产的儿童影视、戏剧节目呢？少得可怜。我们再去读读某些“大腕”们的作品，什么人看的都是这样，句子多是欧化的，喻体多是外国的，就连作品的人名，也充满了洋味。如果你有可能带孩子去大饭店进餐，又会发现，某些阔人的用酒，也多是进口的。那价格，是国产酒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不想过过洋人传来的节日呢？
我也当过儿童，至今忘不了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都德写的。说的是普鲁士士兵侵占法兰西后，贴出布告不准法国人讲法语了。平时逃学的小弗朗士这天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最后一课”，眼睁睁看着老师写完“法兰西万岁”。那时读这篇文章，触动不大。成人后再读，热泪竟夺眶而出。现在，望着儿子失望的目光，我就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孩子包括相当数量的青年，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视若平常；而对外来的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货”却发起“烧”来，中国不需“普鲁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民族魂的华夏意识，恐怕也就是“最后一课”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节日、语言，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轨迹以至灵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贤人圣杰，谁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国留学生在交谈中以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录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视中国语言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传道授业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节日和语言等同着待。但是节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器重自己的节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国，依然要过圣诞节。傣族人要过泼水节，彝族人要过火把节，军人要过建军节，共产党员要过建党节。这都是用相应的节日来强化相应的观念，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手段。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吧。
孩子啊，从即将到来的春节算起，我们中华民族每年的节日已经不少了。圣诞节作为常识了解了解可以，过与不过，就不必强求了。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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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出魅力来
听戏文、看电视、游三峡，每当面对刘备“白帝托孤”的史实时，总会产生许多疑问：吾蜀主刘先帝当年兵败夷陵时，莫非“慌不择路”才找了这么个巴掌大的祠宇做行宫？莫非有意为之才把“司令部”设在这悬崖峭壁以做最后的拼死抵抗？莫非为避开人多口杂走漏军国机密才在这陡入云端的地方做“政治交代”……
最近，登临白帝城参观后答案找到：原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帝城，并非当年刘备临终托孤的白帝城。公元223年，刘备弥留之际，从成都召来诸葛亮，将国事、家事托付于他，其准确位置是在距此几公里外的奉节县城，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当时的永安宫内。然而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地把早在刘备还未出生时就修建的一座殿宇，作为道场圣地祭拜。这殿宇是修给当地一位较有作为的将军白帝王——公孙述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如今，奉节城内的永安宫逐渐被人们淡化了，白帝王公孙述的名字，也早让人淡忘了，而象征托孤重地的白帝城却名噪海内外。更奇怪的是，这种错位指代，多年来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多种艺术门类在表现刘备托孤这一悲怆历史事件时，总是下意识地把托孤的重地设置在这样一个雄崖峭壁上。壮哉！雄哉！美哉——“鸠占鹊巢”的白帝城！
我也游过湖北的“黄州赤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用词很有分寸，他不说“当年是周郎赤壁”，而要说“人道是周郎赤壁”。到底是大文豪在作千古绝唱，没有把握的事决不说死。其实，多数史学家认为，著名的赤壁之战不是在黄州而是在嘉鱼或蒲圻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但前些年，湖北一伙中青年学者又出示证据，一口咬定赤壁大战就是在黄州而绝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打的，苏东坡怀古绝对没有错位。孰是孰非？我态度超然得很，决不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在下家乡四川省西充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就出生在这里，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迭，张澜出生地曾一度和现在都属南充市区管。于是乎，张澜出生地又有了县、市之争。此争论曾弄得两地有关人士很不愉快！
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的殉难地，过去的教科书写的是盐亭县“凤凰山”。近年来，我县史学界又拿出“钢鞭证据”，证明张献忠的殉难地不是盐亭凤凰山而是西充凤凰山。一些教科书为此做了更正。盐亭人不干了，吼道：你西充县的几个臭文人，凭啥抢走我们一个“农民英雄”！
据我所知，诸葛亮的躬耕地，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人的出生地，一直都在你争我夺中，公婆各持一理，相互绝不“谦让”。愚以为，此类有损和气的争论大可不必，胡适之类的“小心考证”也仅可限于学术圈子。特别是那种劳民伤财的盛大研讨会，更不必召开。因为费九牛二虎之力，花钱财无数即使证实了某名人胜地只在甲处而不在乙处、丙处，这岂不让少数人高兴，多数人败兴乎？
怎么办好？学一学奉节人的胸怀，不管你刘备托孤重地是在奉节城内还是白帝祠内，反正都是在咱县境内。由此推之，其他有争论的名人胜地，也不管它居于何处，只要属于我神州大地就当幸莫大焉！历史上有过记载的，我们认它；新考证出来而又言之有据的，我们也认它。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名人胜地出现一批“ABCD”之说，又有何妨呢？
余秋雨教授在谈到争论不休的“东坡赤壁”时说得好：对于这地方，大艺术家即便弄错了也会错出魅力来，因为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是的，以文化艺术属性为主要特征的名人胜地，不是“几何定理”，不是军机大事，更不是国界勘定，何必那么较真呢！还是宜粗不宜细好，“多一说”比“大一统”好！美学上的“朦胧美”，建筑学上的“错位美”，不也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景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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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方孝孺
据我所知，在封建时代，帝王死后被谥为什么“宗”的，大抵是以文治见长；而被谥为什么“祖”的，则是靠武功取胜了。近读明史，知其整个明朝260年中，被谥为“祖”的皇帝只有两人。一人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叫做明太祖；另一人就是第三任皇帝朱棣，叫做明成祖。
说到明成祖朱棣，我们还得有一个简单的回顾。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370年封燕王，镇北平（今北京）。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嗣位，为巩固政权，便下令削藩。朱棣这拉拥有重兵的藩镇王深感这一决策对自己造成的威胁，遂于1399年举兵造反，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击败了朱允炆而当上了皇帝。
方孝孺人称“正学先生”，少时从宋濂学习，后在朱允炆当皇帝时被召为翰林侍讲学士，成了朝廷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人物之一。朱棣起兵时，反对这一行径的《讨燕诏檄》即出自他手。1441年，燕兵入南京，方孝孺被俘，他抱定一臣不事二主的坚定信念，采取了坚决不与新贵合作的强硬态度。朱棣让他起草“登极诏”，他坚决不干。朱棣一怒之下声言：若不从，即“灭九族”。方孝孺抗言道：“灭十族，也不草诏！”遂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即下令灭其十族（九族外加他的学生，这真是一个创造。）方孝孺
还是不草诏书。他在作绝命词时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随后从容而死。
几百年来，方孝孺“头可断，诏不草”的故事，一直成为人们“忠君主，重操守”的典范。清朝为外族入主中原，开初，朝廷采取“博学鸿词科”，以廉价的科举考试的办法，让一批批想降清又放不下面子的文人戴着*布入朝做了官。此后，绝大多数都忠心报效朝廷。
但是，当后来乾隆皇帝监修清史时，对于这些“名为中举、实为降清”的官员，无论职位做到多高，都一概列入“贰臣”，反而对类似方孝孺那样“一臣不事二主”的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注重操守，不随波逐流；青山不改，信念始终如一，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也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坚守着的一种美德。
“*”中这种“青山不改”的美德发展到了极致。从国家主席到许多基层干部，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不少平民百姓，尽管遭受各种各样的摧残，但挺过来，不变节，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总是多数。遇罗克身残志不残，在监狱中也与敌人斗争。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也要为自由呐喊。还有的中央委员宁肯冒着开除党籍的危险也不投违心的一票。这种“硬骨头”的品格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改革开放、树立创新与牺牲精神，是应当大有启发的。*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从他不多的谈话中，就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奋不顾身”、“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锐气。这种锐气一旦在全党形成风气，我们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
“青山不改”的美德，又是稳定社会细胞——家庭的一种“粘连剂”。改革开放后不久，由城市而漫及农村的离婚率不断升高。据说一些朋友见面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到熟悉的朋友家做客，一进屋不是发现换了家具，而是发现“换”了老婆。于是有人就大惊小怪起来，说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家庭破裂，社会必然分裂。有的人大代表还要求修改婚姻法，严格离婚手续等等。我以为大可不必。像“方孝孺”那样的“一臣不事二主”，像“王宝钏”、“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那样“好女不嫁二男”的传统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脉搏里流淌，像空气一样在我们鼻孔里进出，在某些条件下，比如改革开放前，这种观念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保守、僵化和愚昧无知的程度。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离婚热”，其主流正是对这种僵化观念的冲击，是对各种死亡婚姻的解体，同样也是对“青山不改”真正含意的阐释。既然不是“青山”，当然可能随时出现“水土流失”、“风化坍塌”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现在几年下来怎么样？中国的离婚率趋于正常了，人们不再惊异此事了。看来，几千年里培养出来的“青山不改，始终如一”的家庭道德观念，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与本质。
这种观念在科研领域、在经济领域、在一切人文领域中是会程度不同地发射光芒的。当然“刻舟求剑”、僵化教条的冬烘态度是不在此内的。
不忘“黑色记忆”
核糖核酸，动物脑细胞内一种与记忆有关的物质。英文缩写为RNA的便是。
某洋博士昂加尔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一只鼠笼两端放着食物，一端灯光照明，一端黑暗无光。老鼠性喜黑暗，自然要到暗端吃食。但当这只老鼠进入暗端吃食时，就会遭到电击负痛。于是，它就有了一个记忆——应到光明一端吃食。尔后，昂加尔博士将这只存有“黑色记忆”的老鼠解剖，从脑细胞中取出核糖核酸适量注入其他老鼠的脑细胞中，结果，接受注射的老鼠全都恐惧黑暗了。它们进入笼中就像着魔一样，统统跑到光明一端进食。
人不等于鼠，人是高等动物，但也同样具有“沿袭思维”和“黑色记忆”的。幼时读军旅作家崔八娃的文章《狗又叫起来了》，说崔八娃儿时最惧黑夜狗叫，因为狗一叫，恶霸到，不是抓人拉丁，就是催粮逼款，家破人亡。狗叫，对崔八娃是“黑色记忆”。
“*副统帅”*长期吸毒（据说注射吗啡针剂），体质虚弱，怕风怕湿，怕冷怕热。他自称“闻风感冒，见水拉稀”。风水寒热对他是“黑色记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如眼前突兀此景时，也会横刀立马，披甲上阵的。当然，这不叫“黑色记忆”，而是“条件反射”，触景生情。核糖核酸留下的记忆就具有这种见“井绳”而忆“蛇咬”，闻军号意欲冲锋的妙用！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昂加尔博士可以把形成“黑色记忆”的物质移植给同类，我们国人又该不该把历史上留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那一次次“黑色记忆”遗传给后代昵？
答案是肯定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譬如，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侵略我中华民族，铁蹄所至，山河破碎，刀枪指处，尸骨成山。如此“黑色记忆”，我炎黄子孙能够忘记吗？再如，“*”中*、“四人帮”反党集团祸国殃民，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全面倒退，如此“黑色记忆”，我中华儿女又能忘记吗？还有唐山震灾或百年不遇的水灾之类，尽管盖因“冲冠一怒起自然”，我们还是牢牢记住的好，随时研究的好。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宣传、公众舆论、家庭教育或者还有族谱续写、金兰苇编等等，都当大学特学“昂加尔”，同类移植也罢，口传心授也罢，“祖传丸散，秘制膏丹”也罢，总当让我们子子孙孙的大脑细胞里有足够存量的核糖核酸——“黑色记忆”才好。这应当是放之“华夏”而皆准的真理吧！
鼠辈尚能如此，何况人乎？！
我要拥抱大姐
写下这题目，是因为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的戏剧集《苦吟成戏》引出的。
题目才落纸上，妻就进屋收拾案头。一见这火辣辣的标题，顿生醋意。待我如实“交代”后，她才哈哈笑开来，旋即递过一杯热茶。
魏先生创作的每一剧目公演，我是必看的。前几年忽闻他将《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等6个剧本结集成书，取名《苦吟成戏》，我便找遍大小书店都未买到。后出差自贡，登门求索，喜得一本。经常品读，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有文友来访，也常是一边
品茗，一边品文，满口余香，过日不散。最难忘白果林内、锦江岸边，痴情男女放声同读一书，引得旁人也侧耳细听，怡然陶醉。于是，不少文友就说：“你与魏先生过从甚密，何不求他帮助购买几本？”我有苦难言。
前不久，老魏来蓉出差。见面时，我埋怨此书为啥只印2300册，老魏不慌不忙讲起出书的艰难过程：
几年前，与他素无交道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信提出要为他出版戏曲专集，并由责任编辑朱大容先生具体承办。朱先生何许人也？是小青年还是老头子？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抑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明伦先生都不清楚。但朱先生对出版此书格外热情，来鸿去雁，反复商议，终于定下书名，发出书单，信息返回却大失所望，居然达不到3000册这一最低印数。可敬出版社大义解囊，仍以高成本、低印数、亏本出版了这书，且稿酬照发“穷秀才”。此后读者中才偶有此书流传。
听到这里，我很亢奋。朱先生不识魏先生，俩先生显然不是“铁哥们儿”。况出版社又位处大上海，书稿自然不匮缺，然而竟能放眼川南一隅，瞄准“巴山秀才”，贴钱为“无权无势、无党无派、非盟非社的平头百姓、写作个体户”（魏明伦语）结集出书，以上等的
“精神粮食”贡献于社会，其胆其识何等壮哉！其情其义何等美哉！其行其果与当今某些见利忘义甚至不顾巍巍法典而胡作非为的“出版家”相比，又是何等伟哉！我当即感慨不已，脱口而出：“我要拥抱朱先生！”
老魏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你道这朱先生是什么人？”他收到样书后才首次见面——君非老头子，非小伙子，而是一位憨厚热诚的中年大姐！原来，我要拥抱的是一位好心大姐，巾帼伯乐，慧眼钗娘！出版社的骄傲所在！
无独有偶。近传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今散文精品，我同样找遍许多大小书店均无出售，速求上海友人寄来一本。读完之后，爱不释手，再看“后记”，余心震动：这样一部佳作，起初竟以“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为由，而遭编者“好心”地或许是无奈地戮伐删改，弄得面目全非，难忍卒读。余先生几次想投之火炉一烧了之。然而天不灭此书，上海知识出版社得知消息后，捧过书稿，组织人力“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尔后精装印刷，全国发行。多少读者为他华美的文采，丰富的史学，冷静的思辨而倾倒！读到此，我怎能不同样去拥抱为这部书稿起死回生而默默奉献的出版社的大哥大姐们呢？
拥抱之余，我蓦然想起小说《苦菜花》的开篇箴言：“苦菜根是苦的，花却是甜的。”两部“苦”书问世之初，可谓苦得到家，如今不是“甜”得迷人吗？——《苦吟成戏》早已市无供求，库无存货；《文化苦旅》也随到随空，店不过夜。这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宝珠不怕匣子装”、读者自有高品位呀！某些高档次的文学作品，读者可能一时不识货，但绝不可能永远不识货。“凉水泡茶慢慢浓”的作品大有先例。《闲情偶寄》、《围城》、《红楼梦》等许多作品不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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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曲调先有情
叩檀板，鼓琴瑟，吹笙箫，若是干这行的，无须先有成谱才演奏。“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就表现出一种大胆调试，自觉投入和勇于实践的大家风范，是很具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