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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赛中打架斗殴的丑态；
某球星受赠小车、别墅的新闻；
幸运球迷免费乘机出埠、国外旅游观光的风采；
赛前“压宝”，某先生、小姐中了头彩的狂喜；
夜深人静，电视机大开，助威声震耳欲聋的景况；
一球射门，某老妪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的悲哀；
莘莘学子看球入迷，夜不能寐，荒废了学业的苦恼；
……
对这局外人不可思议的反常现象，我曾做过如下设想——
“体育强国”吗？我历来以为这口号欠准确。你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靠体育强盛起来的？倒是富强起来的国度发展了体育。不信试问，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乒乓球队连夺世界冠军强了国吗？倒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逐步繁荣富强奔小康了。因此，强国之本，安邦之策，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不取决于球场的胜负。我们千万别本末倒置，把事情搞歪了。
“为国争光”吗？我说赛事即战事，胜败乃兵家常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足球落后，知耻后勇，不必大惊小怪。亚洲“四小龙”，西方各“列强”，也绝非所有赛项都称强。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人尽管拿了不少金牌，但从本质上讲，对这等事多是不以为然的。你能说美国人就不爱星条旗了吗？
“增强体质”吗？球星们下场一身伤，退役一身病，真是“亏了我一个，取乐十亿人”；球迷们看球几小时坐着不动，精神高度紧张，事后自然疲惫，何能增强体质？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讲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国家体委也制订了“全民健身计划”，内有群众性体育标准和国民体质标准。这才是增强国民体质的正本！
窃以为，足球就是足球，球星就是球星，足球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娱乐和健身。它有补于国计民生，绝不可能主导国计民生。因此我以为，安排球赛当有节，新闻传媒当有度，球迷朋友当“降温”。四化建设我们都很忙，一味地看中足球，可能“玩物丧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足球走火入魔后产生的负效应，那是一言难尽的啊！
言到此本可打住，但另有一层隐忧不吐不快，那就是近年间我国迅速出现的“足球热”中，其实质是背后还涌动着另一种不健康的商业行为——
球老板以足球赛追逐高额利润，不管赛事是否过多过滥。
电视台以揽比赛出租频道论时计费，不管你租用多久。
门票贩子以倒腾门票牟取暴利，不管良心几何。
某些球星以高额收入为参赛条件，不管人格道德沦丧哪里。
职业球迷以看球捧场、压宝领奖、出国旅游为乐事，不管这职业于社会有多少补益。
呜呼！滚动的足球，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便变成了滚动的“金球”！文明的娱乐变成了利润的追逐。这大概便是当今足球“超级热”中最凶最猛的“添加剂”吧！然而我说，大凡一切文化、体育活动，一旦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以赚钱为目的，其结局总是令人不安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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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寺的教训
司农寺者，北宋主持变法的国家机构也！
宋神宗时期，司农寺下达了一道变法命令：全国各地供神的祠庙，一律承包给私人，每年上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香火钱。官府得到这些钱后，便不管承包者去经营什么项目，于是乎，昔日庄严肃穆的祠庙，顿时变成了承包者们赚钱的商店或市场。一时间，各祠庙里喧闹声、哭喊声、调笑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更有甚者，将前朝帝王的陵园也加以开垦，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的陵墓就变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参天齐地的树木被砍伐一空，简直惨不忍睹！
我无意攻击王安石而为司马光说项，也不必为俺们川籍文人老哥子苏轼打抱不平，但仅就司农寺为当朝增利生财而置祖宗祠庙、陵墓之体面而不顾的做法，颇为“愤愤然”也！
封建王朝历来十分注重祠庙和陵墓的保护，把它们视为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殿堂。秦始皇千里迢迢泰山封禅，汉高祖戎马倥偬拜谒轩辕陵，汉武帝南巡潜山祭祀天地，徐延昭冒死探守皇陵……都留下了多少传颂千古的佳话。不然，我神州大地何以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瑰丽景象；当今北京也不可能有“天、地、日、月”四坛交辉的奇观。由此可见，祠庙、皇陵、古墓，已经是一种历史积淀、文化场所，是绝对不可以任意亵渎的。
这些道理，司农寺的官员恐怕是知道的，但是，承包的命令还是下达了，执行者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就出现了。出现这一“不该为者而为之”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史学家们说是北宋的“积贫积弱”。我非常赞同。只要读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可以看出：“天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文中还说，学校本来很少，有的学校又没有教师。官员规定的俸禄非常低微，不兼营农业、商业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而且拖欠又相当严重，大约要任职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军队由宋初的20万增加到125万，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在这样极度贫困的情况下，难怪北宋的变法者们要看中一座祠庙一年七八贯钱的租金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积贫积弱”带来了变法者们的急功近利，下策之举。用今天的话讲，可否是用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物质文明呢？当然，变法者的初衷也未必如此。他们无非是觉得，这些祠庙、陵园闲着、空着太可惜了，只要开发出来，经营有方，管理有道，既能祭祀，又能增财，于国于民都会有利。然而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当道德文明的常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改革者的动机与效果往往是很难统一的。果然，司农寺的变法措施在贫困的执行者（也许还有部分贪婪者）手中，很快变了“味”。他们对于政策中规定的承包开发寺庙的若干“不准”，完全置于脑后。什么项目能赚钱，管理者就任凭他人经营什么项目；哪些口岸利润大，承包者就抢先租赁哪些口岸。真是有利可图者干，大利可图者大干，暴利可图者丧尽天良地干！难怪乎王安石也只好说：“穷则为小人”矣！贫穷的小人钻起政策的空子来，实在太厉害了！由这些穷困的小人去执行变法的政策，进行变法的实践活动，好的政策可能变味，有弊端的政策可以失之荒谬。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是否与此有一定关系呢？
话又说回来，这一变法失误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司农寺。应当明白，承包是变法的一项内容，但并非一切变法都可以采用承包。历史的经验证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不少制造精神文明的机构，是不完全适合于承包的。我们今天的某些出版社、图书馆、高雅艺术团体、革命历史展览馆等等，由于承包而显出的弊端已经令人震惊了。司农寺当年是否对类似机构也进行过全面承包呢？我未曾考证，不敢妄言，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宋神宗的125万军队没有承包，三寺六部没有承包，郡县官署没有承包，国史编修、著作郎之类的官职也没有承包。古今中外，这些都是绝对承包不得的呀！
承包不是变法的全部内容。宋神宗看来是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步醒悟了。所以，当应天府长官张方平和御史中丞邓润甫愤然上书此项变法的弊端时，神宗皇帝龙目一览后批示道：“怠慢神灵，污辱国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于是，祠庙、陵墓的管理又恢复先制！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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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大宛与失荆州
大宛有好马，锋棱瘦骨，巨眼重瞳，日行千里，名曰“汗血”。这使人想到后代“青海王”马步芳是否就用的这类马儿。
此时正值汉武帝开拓疆业之际，宝马良驹对汉王朝来说，就是版图绿洲。公元前104年秋，汉武帝派使臣带黄金千斤、金马数匹前往交换。大宛国王不憨不傻，他琢磨：宝马良驹换给你大汉朝，这不是等于增强了你国的军事实力而让我们挨打吗？于是断然拒绝，气得汉使破口大骂，并击碎金马而去。
汉武帝扫了面子，非报一箭之仇不可，于是决定发兵讨宛。派谁为主将？这事关国威体面，贴身大臣们秉公推荐了许多人选，汉武帝都不采用，他竟任命了自己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征讨。
原来，汉武帝藏有私心。接高祖刘邦留下遗规：没有为国立过战功者是不能封侯的。现在他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能够封侯挂印，便顾不得用人的许多规矩、条件了。
果然，正如朝中文武大臣所料，李广利所率数万人马与宛军作战，一战遭重创，二战不顾血本取胜而封侯，三战转而伐匈奴，被俘、投降、招为驸马，丧尽国格人格，最后终被匈奴所杀。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汉武帝的“一脉”子孙——刘备在用人上也与乃祖有过相似之处。公元208年，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占领荆州，随后举兵入川。此时，“三分天下”的态势已初步形成，荆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北邻曹魏，南接东吴，乃刘备集团的“前线指挥部”，亦是诸葛亮“统一战线”的“交会点”，颇与抗战时期周公留驻的“陪都”重庆相似。派何人镇守最合适？显然身经百战、文武兼备、能刚能柔的赵云是最佳人选了。然而刘备心里有数：那“结拜兄弟铁哥们儿”中的关羽可不是“吃素”的吧。于是，手握军国大权的诸葛亮心领神会，便带张飞、赵云“溯流克巴东，留关羽守荆州”。这关羽，刚愎自用是出了名的，且又瞧不起士大夫，不过5年，“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全线崩溃，战略重镇荆州轰然失守，一堂堂“上将军”、“荆襄王”终于败在文弱书生、东吴小儿陆逊手下，落了个身首两异的可悲下场！
在论及汉武帝错用李广利时，司马光言道：“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由此看来！汉武帝在用人问题上的“私其所爱”，必然“不择贤愚”。“私其所爱”是因，“不择贤愚”是表，事业受害是果。
然而最令人寒心的是，手握大权者们一旦对小舅子、铁哥们儿之类“私其所爱”后，对不同意见往往就很难听进去了。过去我很难相信，司马迁受宫刑竟与李广利有关。而今读史，痛心疾首：原来李广利和李陵都先后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说：李陵降奴是在“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定会找机会报效国家的。汉武帝则认为司马迁这番话是在影射自己（因为李广利二战取胜主要是靠汉武帝大量增兵相援），更是在诋毁自己的小舅子，这还了得！于是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悲哉，爱打抱不平的司马迁！
那么刘备的情况又如何呢？关羽失荆州，按当时的法律应当满门抄斩。然而刘备不仅不秉公执法，反而举国发丧，并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倾国之兵以伐吴狗”，为“铁哥们儿”报仇雪恨。出兵前，赵云苦谏再三：“国贼乃操尔，非孙权也；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却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结果兵败夷陵，中道崩殂，蜀国从此疲弊，终于灭亡。
从李广利降敌变节到关云长失守荆州，给我们许多宝贵启示：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事业的成败兴衰，国家的存亡荣辱，用人总是最关键的一环。小舅子再亲，铁哥们儿再“铁”，又一天围在身边转，倘若德才不佳，那也是绝对不可重用的呀！
私心、私情、哥们儿情，既误国，又误人。小舅子，铁哥们儿，你们以为如何？
神仙会提案
偶于垃圾堆中，拾得一提案。兹录于下，贻笑方家。
提案名称：克隆技术研讨会召开方案
提案单位：某科技情报管理中心
提案时间：政通人和之年，四海升平之月，光风霁月之时
提案内容：
本管理中心自组建以来，各类研讨会虽多次召开，但均不及此次克隆技术研讨会意义重大。它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新潮流，呼唤国产克隆熊猫早问世，又响应党中央关于学习掌握高科技之伟大号召。因此，本会议一旦召开，国人将惊喜若狂，世界将为之瞩目，海内外新闻媒介将铺天盖地报道。故做如下提案。
一、与会人员。全国著名生物研究单位、高等学府生物工程专业、名牌医院、超大型动物繁殖种场站，兄弟科研情报管理中心代表各二名，生物研究耆老新秀也可例外邀请。预计360人，各报台记者40人，工作人员100人。总共500人（绝不算多，我党历史上曾有过8000人大会）。
二、会址选择与开法。庐山，政治色彩太浓，恐容易勾起一些老科学家种种不愉快之回忆；东北西北，位置偏远，又非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广州，太繁华熙攘，均不宜召开这类会议。建议“乐山、镇江、杭州”三地为佳。此三座城市人口不多，消费不高，文化氛围又浓，《白蛇传》故事贯穿始终，十分有利于激发科学家的聪明才智。
具体开法可做如下安排。
乐山：开幕式并讨论半天。随后用3天时间参观大佛与峨眉山。不要以为这是游山玩水，神话里的“白蛇娘娘”就诞生在这风景如画的峨眉山上，极富浪漫传奇色彩，对于培养科学家幻想基因极有帮助。谁敢说科学家不需要幻想与奇思呢？那岂不成了修道士！
镇江：乐山议程结束后，代表乘船顺江而下至江苏镇江。含途中参观共5天，会议可用一天时间交流学术论文。安排两天左右参观。这里有北固亭、瓜州口……都是赫赫有名的古迹。特别是北固亭，它坐断长江，形势险峻，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早在700多年前就登上此亭，写下了“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壮烈词句。这是对科学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就是爱国，此精神一丧失，科学越多越反动。然而，最为可喜的还是，这里有金山寺，它是当年白蛇娘娘大战法海和尚的地方。它面临长江，波涛万里，科学家们只要往金山高台一站，戏剧里白素贞与法海斗法斗勇、倒海翻江的悲壮情景就会涌上心头。这绝对能增强科学家大智大勇的胆略，攻关夺隘的精神。
杭州：镇江去杭州，可换一胃口乘中巴，几小时便可到达。闭幕式就放在那里举行，顶多半天时间。余后可安排三天游览。游西湖时，断桥是一定要安排参观的。尽管这景点其貌不扬，但这却是当年白蛇与许仙恋爱成亲的地方，“游湖借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多么具有浪漫风格，多么具有人文精神。具有了这种精神，科学家们一旦攻下克隆技术后，才不至于变成书呆子、病秧子。还有，万事需有头有尾。代表顺路就看了雷峰塔。此塔建于公元975年，传说“水漫金山”后，法海便使出撒手锏，用一个小小的钵盂将白娘娘收在其里，并建该塔镇妖，后来倒掉，鲁迅先生还为此写下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杂文。参观古迹，重读檄文，就很能使科学家们破除迷信，开动脑筋，攻关不止。即使将来克隆技术拿下了，还有新的技术在前头。革命无止境，科研无止境，奋斗也就无止境。
三、经费预算。住宿费：厅级以上领导住套间，处级和高职位单间，其余人员住标准间。共需——平均每人每天300元×10天（途中乘船5天除外）×500人=150万元。伙食费：共需——每人每天100元×15天（含船上用膳费）×500人=75万元。参观门票费：每人每处300元×4处×500人=60万元。其他费用（如文件制作费，会场、车辆租用费，医疗保健费，照相冲扩费，不可预算费等）约需50万元。此次会议共需335万元。（注：此为当时物价，十多年后再召开这样的会议要花费多少钱？）
以上方案当否，请各位领导审定。
狗咬人也是新闻
愚钝爱钻牛角尖。文坛有“推”、“敲”之酌的美谈，大文豪韩愈一板定音，苦吟派贾岛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出名。其实，贾岛就用“僧推月下门”也未尝不妙。譬如，这僧若是去月下散步的，归回自个儿柴门又何须去敲，推门而入便是了。又譬如，这僧若是去私访尼姑的，一敲，就可能惊动观主禅女，总是不雅；一“推”，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近来，成都军区举办新闻骨干培训班。讲课老师无一不列举西方新闻学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进行各家之说的辨析，以揭示究竟什么才是新闻的真谛。这里，我不敢再给新闻下什么定义，但对西方某些新闻学家的“狗咬人不是新闻”就产生了质疑。这质疑是由吾国吾民，此情此景中一些值得深思的事实引出的。
狗咬人就一定不是新闻吗？难说！我们必须要看那狗是咬了什么样的人！假如咬了街民市井，村姑老妪，车夫牧童，自然算不了什么新闻；假如咬了大腕、明星、巨星，我则说：必然是新闻。电视记者率先上，长景短焦，俯拍仰摄，十八般武艺用尽；小报记者跟着上，现场特写，跟踪调查，言论述评，各类文体样样俱全；刊物记者蜂拥而上，狗为谁家狗？是否有狂犬病？狗主人是什么人？那明星、巨星由哪个医院救治？这大腕是否诉讼公堂？此案预测法庭如何判决等等详情报道，必是连篇累牍；那宣传规模，必赫然如“天狗吃月”，通讯卫星、超级巨星腾空般热烈矣！
此种景观，使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二三流明星蓝苹女士在沪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不幸摔掉一颗门牙，《申报》率先发消息的境况。当时的大上海，传媒事业并不发达，要宣传的内容又很多，偏就扭住一个女明星的“玉牙”做文章，且又有一批无聊文人大事渲染，好像蓝小姐的“玉牙”，与其他演员或普通人的牙真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多少年后我们才得知，那无非是一批无聊文人借助爱搔首弄姿、喜出风头的蓝小姐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