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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联派了一大队摄影等工作人员来华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军管会文艺处要我参加接待，协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说明 ：上面交代，凡是苏联同志提出的，都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满意。好在中央也有摄影队同来，在沟通上当可更为便利。
苏联摄影队的时间很紧迫，好在军管会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提出要后天在二沙头的小河中布置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水上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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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在我们参观徐水返回遵化，路经北京时，听到内部在传毛主席曾经笑眯着眼说：“我们将要比苏联先走进共产主义了。”
那些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处都在大跃进，一片丰收景象；忧的是收下来的粮食，仓库来不及建成，如果来一场大雨，怎么办！（果然，后来不知怎的竟把粮食冲得荡然无存。）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甘肃的领导人喊出豪迈的口号：“为了大跃进，宁可少活二十年。” 有人说：“这是好大喜功。”伟大领袖马上挺身保护：“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一锤定音。“跃进片”（劣片别称）几天生产一部；“超英赶美”刮破脸的“保安”剃刀号称全世界首创；一本俄文《科学》的书踩在脚下。
据估计，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
真正共产化的无人管理小卖部在各大机关诞生。
文化部的小卖部，彩旗飞扬，购者踊跃，夜里盘点，货架如洗，银箱空空。
我们回到村子，向农民叙述我们所见的奇景——那是勇敢密植的结果，但老农用冷笑回敬我们。他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稻的田？ 那些稻哪里去了，几亩地的稻拔出来插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只是将来拿什么来吃？ ”
我突然想起×省有一年为了迎接某领导访问该省，一夜间将其经过的大路两旁栽上参天的大树的故事。
但是，乡党委书记是不能听这类故事的，他要听县的指挥，县要听更上的，他不能不“跃进”。“以粮为纲”，除了粮以外，都不是“纲 ”；有一夜，半夜三点，我们被敲钟催醒下地割豆，因为那里第二天就要翻地。村口有一大片已熟的绿豆，来不及收割，十几个人排成一行，用一会儿工夫就把地翻了，我用力抢拔了绿豆，一直到他们翻完了，抱回家剥开来，只得两碗。
乡政府门前的大院，三天两头召开大会，不是宣布某人成为党员，就是开除某人出党，这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刻。
在乡书记的推动下，文化部下放的准右派们，也搞了一块“模范田”，在四分土地上，种下了二百斤麦种，上了三万斤粪肥。这地区过去一亩地的收成也只三四百斤麦子。
县里为了促进本县的发展，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于是，会画画的、会演戏的、会搞机器的，都被分派出去了，我答应采购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替一家电影厂购买的一台发电机，现在搁置没用。这事他们特别感兴趣，我便因公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妻看着我，惊慌万状，她抱起女儿：“小妹，你看这是你爸吗？”说着，号啕大哭，女儿也哭了。
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我很顺利地谈妥了发电机的交易，价钱也很便宜，便打电报回去叫派人带钱和派车运载。这一来，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天，增加了大量营养。发电机运回后，因为这个县是没有电灯的，他们决定在县委、县政府主要单位及几处重要地方装路灯，真是一举手之劳，就把县里一些重点“电灯化”了，这使管这件事的书记把我当宝贝看待。他是管食品、餐馆商业的，除了大大招待我几天外，还关照了餐馆负责人。此后，我每一进城，餐馆的人一见我，就告诉我有活鱼，或者野鸡等等。我变了一特殊身份之后，即使要买肉，也毫不困难。但因为我们是下乡来锻炼的，也要照顾到影响，所以只好在饿极的时候再到城里打牙祭。
有一天，我进城走到餐馆门口，遇到这位书记，他一把拉我到账房内坐下，慨叹道：
“老唐，我们的思想真落后于实际，我们要办共产主义公社了。”边说边用手轻打着脑袋。
“就进这几十盏电灯的共产主义？！”
炼钢食堂
粮食大丰收！以粮为纲的国策获得空前的大胜利。
粮食无处放，怎么办？于是“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要国强必须有大量钢铁。经过一番幻想，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 热，全民炼钢。
县里的财贸书记又动员为这伟大运动献计出力。我想起上次去北京买发电机，仓库里还有十几部笨重的发电机和其他一些工具。财贸书记对这些全都有兴趣，他马上打电话到长途汽车站留票，次日我又进京。
在北京，我除了办正事之外，还读到作家、诗人们对大炼钢铁的歌颂，还看见他们奋战在小高炉旁。在各大机关的后院，都垒起了一座座直径五六尺、高###尺的砖泥结构“炉”。这种炉就像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中秋节为拜月，用土坯垒成的一座小塔，中间燃烧小枯树枝，有时抓一把粗盐往里一撒，火花四溅，恍如放烟火。我小时候对这玩意儿比过新年还更感兴趣，现在这小塔竟然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特殊功勋了！
县里派了三辆马车来运机器。为了节约，我也和马车一起走。一路上，到处都建起这种小土塔，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马车队，都载着从唐山煤矿运来的高质煤炭。
我们建成了一间修理厂，两间水力碾米、粉碎玉米厂。离村###里东边的山，据说是铁矿石山。县属的乡与村都和全国一样，建起“小高炉”炼钢。
我们下放遵化劳动锻炼，必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大跃进”却把这规章制度打乱了——我常在县城活动、吃、住，只是偶然到村子里时才同吃。有一天，房东的小儿子把我拉到他家，他妈妈高兴得双眼含泪。她揭开锅盖，里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五个人，便吃掉了三只鸡，他们这半辈子恐怕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出门时，门口堆了一小堆大铁饭锅砸碎的烂铁片。这口锅从他们的上辈传留下来，最少总有几十年吧。如今，它要去完成更伟大的炼钢任务了。但是，天寒地冻，他们如何取暖？—— 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睡热炕，那实际上是做大锅饭的灶，锅旁有一个热水罐，灶里的热气和烟，通过炕下的弯弯曲曲的路，夜里整个炕便温暖如春，农民便靠此度过冰冷的冬天。春天来了，把炕拆掉，将里面的烟熏土砖取出做肥料，然后换上新土砖（北京城边的老屋至今也仍残留有这种“土炕”）。
不要钱的食堂开张了几天，每人每天发几个白薯。薯窖告急，村书记也急得跳脚，求救无门，因为各乡各村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免费食堂中，分派在这村子里的人都拆散了，有的去搞修理厂、碾米厂、玉米粉碎厂；有的去画画，做宣传工作；有的去布置“大跃进”展览会。我呢，区委书记又闻名前来邀请了。
请吃先行！区委管下也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对外已经停止供应炒菜，但它的菜包子油水很足，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
区委书记请客当然不能吃菜包，我们在经理室吃了一顿八菜一汤的美食。
各乡各村都在跃进，区委所在地的镇当然也不能落后。这是好事。我们首先把带去的书送出，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成立一个文化站。又在北京挖了两台发电机、车床等，成立一个小机器厂。
村子离县城十九里，现在我们离区公所的镇，只有五里路，于是，我的“食堂”又搬到镇上了。
这一次去北京，妻告诉我，她妈妈家里那些意大利艺术窗花的钢窗，和一只我们寄存在她家的法国壁炉式的火炉，都被征用砸碎炼钢去了。
我们突然接到部的命令返回北京。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家告辞。
有几个老人把棉衣、破棉被、麻布袋都裹在身上，蜷伏在炕角，炕上堆着一捆捆的稻草。按照北方农民的习惯，因为炕是热的，为了暖和也为保护衣服，他们睡觉时都是光身的；但现在灶头的锅拿去炼钢了，灶里没有火，炕冰冷，炕肥也没有了。邻县已传来了有人被冻死的噩耗。
大家最后再到“模范田”上去，三万斤的粪肥把二百斤麦种都烧烂了。大车出村口，路边堆着一摊摊的像泡沫塑料的废铁。各人默然闭目假睡，只听马蹄敲在冻土大路上的单调的声音，有人在叹息。
怀念尘无（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魑魅魍魉横行；但它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
中国电影就在这十里洋场诞生，它一出世，便被引入邪路。
如果说那年代出现在中国影坛的光彩夺目的巨星是阮玲玉，那么在同一时期闪耀在影评论坛上的明星，无疑是王尘无了。
他们像两颗光芒万丈的彗星，划过了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的夜空，然后迅即消逝。
当然，那时还有正宗的电影皇后胡蝶和由红绿小报记者自己竞选的电影皇后天一老板娘陈玉梅；而影评论坛呢，则有被嘘得体无完肤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还有以写《三颗珠子》出名的花花公子穆时英等，他们是不会服的。但，不管你爱服不服，连那个被蔡楚生在《新女性》影片中作为黄色记者模特儿的《时报》编辑，也公开承认：“尘无的文章真可爱。”尘无文章的可爱，他是从读者来信得知的，正是尘元、柯灵、小洛等人为他争来了广大的读者。
一位当年尘无在西湖治病时的十三岁少年病友盛里予，他和这位革命斗士、组织家、播种者一经接触，就被尘无的娓娓动听的革命道理吸引住了，从此走上了他所指引的路向。如今，他也离休了。他一再写信给我，又登门催逼，希望趁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健在，征集几篇纪念文字，选集老师的几篇论文、影评、杂文、诗篇，编印一本记念册，并重版他的《浮世杂拾》散文集。
我的拙笔，怎能表达我对这位旷世奇才的倾慕和深切的怀念呢？
就让我试抛一块砖吧！
夏衍老人，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那时，国难、家仇，敌人的兵营就在眼帘下，白色恐怖弥漫，它压抑着每个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心头。银幕下充斥着荒诞、神怪、色情、无聊的影片，电影公司全部掌握在各种商人手中，有流氓、有鸦片商、投机者；剧本必须首先由这些人点头同意，然后制成品的生杀大权又操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影官手中。夏衍，作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他必须在两个领域作战：电影理论——批评战线；剧本 ——生产战线。夏衍、阳翰笙、阿英、田汉、郑伯奇等人分别渗入各家公司，他们以真诚的友情、耐心的说服、善意的帮助，团结了大批的电影从业者，正如有人所说：“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现在在回忆当年这段历程时，谁能想像到那时的工作担子是多么的沉重，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
千里马一经出现，伯乐便千方百计追踪。终于，夏衍、尘无，在小洛的牵引下，在上海三马路绸业大厦楼上，借着胡考的小编辑部会面了。
尘无，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气，不息地战斗。在电影评论战线，他分担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担子。在所谓看电影是“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软性电影论争中，他奋身上阵，把刘、黄、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软软的沙发里，沉没在甜蜜的冰淇淋中。他也团结了大批影评人、编辑、电影工作者，他平易近人，从不夸夸其谈，搬弄教条，处处使人感到亲切。连蔡楚生、金焰这两位当时的红人，还有导演奇才费穆，都对他心折。
尘无在文艺领域的涉猎是广阔的，从一九三二年初在故乡海门被当局目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监视，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会日报》就把总编辑陈灵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电影时报》，编者邀请他每天到晚班的画报编辑室为他写稿；丁玲在与他晤谈后，他又为她的文艺杂志写文章，并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也写了论“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些颇具功力的愤慨时事的旧体诗，引起当时一些老诗人如邓粪翁、施叔范、唐云、若瓢和尚所击赏，由桑弧约为参加诗酒之会。尘无虽滴酒不沾，也参与论诗；孙师毅看《影迷周报》的连载小说《影国春秋》，忽然拍案而起，连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尘无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张慧剑编辑《朝报》副刊，尘无又在一夜之间为他写了一束随笔，小洛称之为“以壮行色”的最佳礼品；一九三六年底，病体支离，他不得不离沪去杭州葛岭疗养院治疗，这时期，反映他的心情，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委婉怆怆的散文。
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国难日亟，一九三七年秋，他匆匆由杭返沪，行装甫卸，即挥笔为《救亡日报》写下投向日寇的连珠镖枪式的七首诗篇；龚之方听到尘无返沪，那时我们出版的《中国电影日报》因战争蔓延，决定停刊，也找到他写了休刊辞，那是一篇骆宾王讨武则天式的檄文。
一个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人！
尘无与夏衍、柯灵、龚之方、小洛、桑弧等等，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来自五湖四海，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着共通的语言，彼此顿成莫逆。尘无对生活小节，落拓不羁，不修边幅，几根像猫一样的胡须，一头像我的孙女画的兰花似的头发，总要有人拉他一起上理发馆。在上海那几年中，无论是住在《社会日报》宿舍、《泰晤士报》的阁楼、红叶书店的宿舍，还是柯灵的楼下，都是由细心的小洛和一些朋友为他照料、安排。
怀念尘无（2）
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彼此很少有相聚几小时互相交谈的时刻。只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天阴沉沉地已经在下着点滴的雪雨了，我在四川路遇到了尘无。那些天我正受友人之托，替他看管几天房屋。我邀他和我同住一夜。晚上，我点燃了壁炉的火。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盯住通红的炉火，眼珠闪亮得像钻石喷射的光彩。我那时怎能体会到这晶莹如水晶的人，内心怎会有如此凄凉的况味。
在添取柴火时，我说：“可惜我们不会跳舞，否则，这火光，这情调该多么迷人。”说着，我把他一抱。我惊呆了。他也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尘无，尘无！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么？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给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给你的沉重的负担！五十年后，我看了他的“学生”盛里予所写的文章《轻尘》，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虽则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疾书。他写了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即使他活着，恐怕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他把黄金年华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而把《浮世杂拾》填补他自称为软弱的内心一角的自留地。
在尘无最后的日子，正是烽火漫天时候。病魔缠扰不已，小小的故乡海门容不下身轻如燕的一个小民，如今，这个人跃马挺枪，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战功赫赫。何况两党又已合作抗日，他回去略事休憩，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一个雪珠纷飞的黄昏，朋友们送别尘无于苏州河畔，护送的是他的弟弟尘笠。面前一条长长的白带似的河水，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看着他的背影，刚理过的平头，清新隽逸，活脱一个小鲁迅（好友们平时对他的戏称），还是穿着一双陈嘉庚式帆布胶底鞋。一阵冷风吹来，一串不祥的联想搅乱思绪，大家看着他上船，看着小轮离岸，悄悄往回走。几双轻微的足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沙沙作响，各人默默走着，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各人心中翻滚，有人眼眶里含着苦涩的泪。
尘无在《浮世杂拾》中写的寂寞的小街，冷落的荒园，漂泊的旅人，无依的少女，疾病、衰亡，秋风夜雨，夕阳烟柳晚晴天……这种情调不正是此刻各人的心境么！
此后，故人星散，家国沦丧，隔年就传来爱友、斗士尘无的噩耗。写至此，泣不能抑，是为传。
（去年返京，夏公孙女送我一本《王尘无电影评论集》，阅罢，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在我写此文前，周明君早已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刊的浩瀚大海中艰苦游泳，寻尘无当年随意署名的遗作，这是多么艰巨的精神劳动，使他终于捞到了三十万字的巨大篇章。虽然这仅仅是尘无遗作的一部分，但也已经非常不易了。在周明君的文章中，我也知道了这位数十年前便辞世的老友，在“文革”中也难逃浩劫，孤坟被掘翻。这是什么缘故，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惹过蓝苹，或者说，他的笔触不屑碰到蓝苹，他没有这种低级趣味。是不是他的名字时常和唐纳、和夏衍摆在一起惹了她？！ 章泯曾因回答她“素不相识”而逃脱一死，早死的尘无竟无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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