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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从此失却逍遥身。这“牛棚”真好气势，绿油油的琉璃瓦，光滑滑的水磨大灰砖。纵然是夹在两座高楼之间，也不失其雄伟。
若把它与皇宫相比，也不过是黄瓦红墙与绿瓦灰墙之异而已。
进入庙堂，好不庄严肃穆，一派祥瑞之气。如今用来禁闭黑帮，正是替天行道。
我是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便不知天高地厚。竟和“革命小将”顶撞起来，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管理这“牛棚”的负责人，是歪脖司令，他对我表示恰如其分的关切，颇为照顾。
司令每天要督促黑帮们写各种材料：自我坦白与对人检举，以便了解大势。每天晚上交卷。对我则要求写从三十年代至现在的电影界人物的情况，我说：“尽我的记忆，写一本人物辞典吧。”
他显出非常高兴。
于是我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硬皮练习簿，按姓氏笔画编起来，我编得很慢，因为要慢慢地想。
我也不像别人要每天上交。居然活得逍遥自在。
七次抄家
抄家一共是七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老婆单位来抄家。抄家的人声明与我无关，我也总得奉陪。也是这个单位，又来抄我儿子的家，我又得奉陪。
事因他们在抄家中发现一本《修改党章的报告》，我儿子在上面将原来的名字删去了，十一岁的孩子，就已经红得吓人，他认为修改党章，除了毛主席，谁有资格修改，他就学主席的签名式写上：毛泽东。
而那个单位既属于空军的建制，又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政治部，他们嗅出有小反革命的气味，因此只好再辛苦一遭。
其他还有几起，收获就不大了。
这几起抄家比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本来嘛，这是革命行动，怕什么？那些青年究竟是初出茅庐，实在天真得可爱。他们把裸女扑克牌抄去之后，也只有夜里关了门才敢拿出来打。
那几天，大概抄家的革命行动很普遍，我在厕所内听到夏衍的家也被抄了，边谈边得意地哈哈大笑，为的是，他们在抄家中发现夏太太坐在睡床边沿，抄家的人士看到她似忐忑不安，叫她离开，她嚷道： “那是我的东西呀！”原来是两根金条。其他被他们抄去的如古书画、邮票等等均甚为丰富。
对我的第七次抄家领头的是“歪脖司令”。
在“文革”那个伟大的时代：朱总司令早已有名无实，彭总则已打倒，在等待最后收拾他的老命。其他的司令不是被打倒了，便是夺了权，只存虚名。现在当权的是蒯大富司令，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便立即出发。各地新人辈出，文化部造反派又有陈女司令，“牛棚”这时候，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统治这“牛棚”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位歪脖司令 （对不起，我至今仍不知他姓甚名啥）。
歪脖辖下有六七名正副部长，其他司、局、处长数十位。齐燕铭，因为他原是国务院秘书长，被押回去了。夏衍、肖望东、颜金生、陈荒煤、赵辛初、钱俊瑞等，后来都被押回或由北京卫戍司令部送进秦城保管起来。只有赵辛初，他是湖北省委书记，大概此君在位时与人无怨，所以也没有人来揪他。从他后来在干校工作的认真、吃苦耐劳及与人相处以至“文革”后返湖北省委原任，对文化部及干校熟人，有来访或有所求者，都以助人为乐，看来，他的“太平日子”大概不是无因的。
“牛棚”的热潮已过，忽然有一个姓杨的新调副部长来到，他一到来，便直接进入“牛棚”（他的组织关系大概也交给歪脖司令了）。杨太太因为生了九个孩子，被委任为节育办公室主任。受任之日，她颇有为难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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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案组（1）
陈伯达曾说他是小小老百姓，被毛主席嘲笑一通。我绝非东施效颦，我在文化部，确是个小小小人物，只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上面号召每个人都要触及灵魂。但每个人似乎都怕触及灵魂，于是大家都想找死魂灵来代替，大家都紧张地挖脑袋。
首先被人想到的是个女副局长，嘴尖唇薄，时常听到她与电影厂吵吵闹闹。给她个衔头也想破脑子，既然是女的，就给她冠上个母夜叉吧。
但唐某，搞死电影的，一年到头下农村（据说全文化部我下农村的时间最多），忽然有人发现此人与夏衍是三十年代以来的老友，于是大字报一张贴出，它引发了思路。第二张，此人好吃，到南方在吃鱼生，以致住院数月打肝吸虫。接着：唐某是陈沂、潘汉年的走卒，“二流堂” 主……。
这天，有个政治部的光头干部走到电影局来看大字报，这类干部，政治细胞活跃：“此人可以成立专案组？”他问身旁一个人。真巧，那人曾在八一厂呆过几天，他露出金牙，谄笑一声，细说根由。在此狂风大浪中，各人都想捞一根稻草，使自己不致沉溺，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向造反司令献计设“唐瑜专案组”。但他们对“二流堂”尚未加以重视，只是觉得此人和反革命分子、大右派、文艺祖师爷等的复杂关系，必然大有油水。最少自己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多少人在这时候都想找一个避风塘。
我与江青无冤无隙。抗日战争前夕，我主编的《联华画报》还替她发表过关于桃色纠纷的公开信。我的专案组纳入她的领导，对我的问题，应该可以获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了吧。
专案组的办公室似乎比过去热闹得多，时常有一些穿军服的人来来去去，每逢有军人到来，他们便停止了审讯，大概是听指示去了。
现在我是属于中央的人了，我的专案组叫中央专案组。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小人物怎的一跤跌上了天，全国十亿人有几个能获此殊荣！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跃升中央专案组，正是江青旗手的提拔。
再后来我逐渐明白，她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轻撒网，捉大鱼，那大鱼正在毛主席和她身旁。
专案组的头头光头和金牙，改用了笑脸、柔声。但我已看出，后面藏着一把刀子。
审查的重点略为变动，由浅入深。
看情形，似乎我的这个专案组已与苗子的专案组结成姐妹组了。美院和文化部都有专为“二流堂”而办的小报，那个组的人不时带着问题前来寻求解决，我组的金牙也不时缺席，大概是前往取经。
我开始提高警惕，三思而后说。一些老运动员（又称老油条）的术语，我开始大量使用：“不记得”；“时间太长了，一时想不起”；“没有这个印象”……。
光头终于亲自上阵，为我带“路”了。
“你住在‘二流堂’，那地方叫四德村，你为何老往观音岩那边跑，去找谁，干什么事？”
“那边有许多朋友，应云卫、史东山、宋之的、葛一虹……。”
光头截断我的话：“他们都住在张家花园是不是？我问你的是旁边另一条下坡的路！叫做什么垭？”
我说：“叫枣子岚垭。”
“对，叫枣子岚垭。去干什么，找谁？”
“找副厂长冯亦代。我的出版社在中央印钞厂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张骏祥的《万世师表》，还有一本宋之的的《雾重庆》，三本书。”
“我问你到冯的斜对过，不是去印钞厂！”说完，他用手狠狠地在桌上捶了几下，额上青筋暴出，狂叫：“死路，死路！”
这好像人家在形容日本皇军对老百姓的说话：“你的不说，大大的死路！”一样的语气，使我摸不着头脑。我很想说：“太君，死路的没有。”忽然想起这是中国的太君，他看到我嘴唇在动，鼓励我 ：“说呀，说呀！”我怎么好说。
还是金牙有办法，他拿起他的木板：啪啪啪！“装什么洋蒜，死路，死路，找王新衡！”
几下板子，把头脑打清醒了，原来说的是“漱庐”，军统局属下的一个特务机关，是王新衡办公的地方。
专案组挂上中央的招牌之后，似乎颇有新的气象，人员方面也由原来的四个人增为五个人。
光头的开场白中透露，其主攻方向大概是直向“二流堂”，因为这是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
他说：“你把‘二流堂’堂员是哪些人，详细说一说。”
“‘二流堂’没有堂员，只是一些朋友住在我那里。”我把住过那里的人名念了一遍。
“黄苗子呢？”那个新来的人插嘴了。
“他没有住在我那里。他跟‘二流堂’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到他的办公室去，你看到什么人？”
“我去找他谈生意。他要结婚，需要盖一座房子，我有一个工程队，有建筑材料。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我看到桌上一份孔祥熙的批件，写一个‘可’字。”
我曾看过“牛棚”有人买的一份苗子的单位出版的“二流堂”专刊，当时想，人民美术社和“二流堂”有什么相干？现在明白了，这人是苗子专案组前来交流情况与经验的。我私忖：一切按照当时情况，尽量简单化，追问时说忘了，再略加补充，不要让他们抓到前后自相矛盾。与苗子撇清，我相信他也不会在此时向这种人编造故事，向他们讨好。
我的专案组（2）
我最后毛算一下，不算金牙的多种花样的刑罚，光头对我打了十来次耳光（说被他打聋了未免太冤枉他，但是促进早聋，恐有关系）。而苗子专案组的来宾拳打脚踢的次数，却大大超过光头。
“我的儿，中状元，如何是好，一家人，喜得来，大放悲号……”
“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戴浩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些四川怪戏曲，他每次来到“二流堂”，人未到门前，这些怪腔已在院里回荡。他是“二流堂”最喜欢惹是生非的堂友。今天，我是在专案组的公堂上，受了二十大板，在被押回“牛棚”的路上，我心中哼着“屈打成招，招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
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准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厂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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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邂逅
广州解放了，从香港到广州，原来只有三四小时的火车程，但这一次我却走了三天，从九龙到罗湖，过深圳，经宝安搭大木船到广州，整整走了三天。
一到广州，便邂逅宋之的，全副戎装，他是随四野南下进入广州的。
我在香港买了一架手提摄影机，饶彰风（广东解放后任省委统战部长，这是一位我敬重的人士，“文革”中被整死，前些年我在广州遇见他的女儿，我强忍泪水与她交谈，我怕引起她惨痛的回忆。）嘱我编制一批宣传幻灯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带广州交电影院放映，我则带了两个摄影师及器材拍摄《解放广州之战》纪录片。
我和两位摄影师、一位助手被安排住在长堤爱群大厦，在《解放广州之战》摄成后，一位被我派随解放海南岛大军出发。另一位一怒也离我而去，他说他要去福建参加《解放台湾》的拍摄（后来八一厂成立后，都被我邀回来）。
宋之的被安排在第一层楼，堂友相逢，倍感亲切，我们几乎每天都买一包烧鹅、叉烧等，喝上二两酒，畅谈今后理想。
老宋在重庆“二流堂”时，已经知道我在迷幻灯，还有一个蔡楚生在煽风点火。他劝我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下面将设一个电影科，希望我去当科长，他是文艺处处长，部长是陈沂。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农村是穷困的，用幻灯可以做文化娱乐的工具，又可以宣传科学种田，普及科学知识。
宋之的终于说服了我，他说 ：“现在农村都在搞土改，基层机构未建立，谁来替你搞幻灯。目前部队全军只有三部半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却是不少，你大可利用它，用你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术，搞上三几年，那时农村土改完成，机构也建立了。我保证替你转换工作。”
老宋走了之后，我搬到华南文学艺术联合会楼上住，成为华南文联的成员，一会儿通知我是文联的筹备委员，一会儿又是戏剧界协会筹委。章泯也搬来了，他鼓动我不要去北京，在广州创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把香港南群影片公司的资本、器材搬进来（南群的资本是马万祺、潘汉年的亲戚和我哥哥的投资）。欧阳山因为在他的麾下又多了个好玩的机构，他当然赞成。
我每天在广州市包括赤岗中山大学附近芳村转，最后找到了一座只剩一个空壳的图书馆，章泯又和我去研究除图书馆作为摄影棚之外，其他的附属建筑等等，我把修建“二流堂”的兴趣又鼓起来了。
欧阳山在获得上级的批准之后，珠江厂筹委会成立，我便开始改建那座图书馆为影棚。
珠江电影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章泯和我都被委为筹备委员。不久，我又被通知：我已被选为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给我一些文件、入场证等等，通知我前往开会。
我去参加了几次，听了朱光的报告，然后是一些小组会，有些小组会上的发言又写在纸上到大会上再念一次。念得人老吃螺蛳，疙疙瘩瘩，直想打瞌睡，但被邻座捅醒，忘了是华嘉还是哪一位。还有一次是叫我在印好人名的纸上画圈圈。
几天的会议开得人有点浑浑噩噩。有时我只好借故溜出来，实际上图书馆那边正在大兴土木，我对那事又特别有兴趣，所以总是往那地方溜。到后来，我索性不去开会了。
有一回，我问朱光，作报告为什么几句话老翻来覆去地讲？他说：“在农村做工作，你不翻来覆去多讲几遍，农民左边耳进，右边耳就出去了。”但他自己从农村进入大都市，他的脑子却还没有拨正，时差已若干年，他还是在翻老皇历。我没有告诉他：他在不断重复时，我在捉摸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炒个不停，却把他所说的是什么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多久，中央的调令如山倒，我只好起程，章泯也只好去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