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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一层层楼都走过了，每过一个部时，人家一看黑牌，便加上打倒二字，其他都照黑牌上喊出。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在过道转角处，有人向我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给他一个回应，表示我的谅解。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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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 “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
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账，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再见他时，他已经闭目去世了。他在闭目之前，是否想过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他的住处说过的话：“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
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终于来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四人帮”终于发起了对“二流堂”的总攻。
在发行量达千万份的党报上，以满版位置用特大字体通栏大标题：《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似一颗重磅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份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党报是指挥全党、全民从工作、生活、思想以至行动的指针。
北京当然是满城风雨，略有牵连的人都感到草木皆兵。
凡是经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人都感到，这一来势比当年胡风案还要凶猛，而且又处在这一大运动中，除最高领袖外，哪个领袖级人物不人人自危！
有的人烧毁一些无用的书信、字条，有时这种东西会成为无妄之灾；有人打发儿女到外地亲戚家暂避。
震波到达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乌鲁木齐也派来了外调人员。
哈尔滨陈沂专案组派来了一个队伍。
广州来人为一个“二流分堂”要澄清一下；上海一群青年出发外调秦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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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上报了
革命小报以“二流堂”为主题的，我便看到四种，其中有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专对黄苗子而出版的，但它缺乏堂主为它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便很难维持，所以他们便派出常驻记者，随时采访最新情况。
这些小报可以说越办越精彩了，有的文章已摆脱党八股的写作方法，也费了一些心思，使其活泼、流畅。
他们从戴浩家抄到一只石刻：“十万八千包袱”的闲章。
另有一只“二流堂”篆字的图章和一张叫做“玩不厌”的民间年画，据说那是“二流堂”的堂徽，大概是在吴祖光家抄来的。
此外又遍访夏衍、叶浅予、黄苗子、丁聪和我，用漫画化的手法，为每人画一头像。
只是技巧太差，被画的几个人随便请浅予、丁聪，甚至请苗子代画一下，即使要求用丑化的笔调，又有何不可。
他们在为我画像时，我还正襟危坐，让他画得好些，不料登出来的竟是一塌糊涂。
但这一来，那小报便显得图文并茂。
我买了两份，看完不敢带回家，想扔掉又舍不得，那毕竟是我人生路上一点小点滴。
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却忘了锁上。有一天，九岁的女儿手里摇着一张报：“爸爸上报了，为什么画得这样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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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员知多少
“二流堂”的名字一登上革命报刊，便不同凡响。洛阳纸贵，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但不是由我叫卖的，我只买到一份，一看之下，连本堂主也为之瞠目结舌。
看来我这堂主真是领导无方了，这么庞大的一支优秀队伍，我竟莫知莫觉。难怪这位作者毫不客气地就将我的大权剥夺，封给夏衍了。
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这里新发现的有：
一九三五年当了“叛徒”的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 “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夏衍得力干将”于伶；国民党少将刘德铭； “女流氓”郁风；军统二处处长王新衡；“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二流堂的密友”周扬、丁玲；“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右派”、《人民画报》总编胡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还有陈白尘、田汉等等……够了，这已经是一份很精彩的“二流堂”堂员花名册了。
连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以诗明志”，那首想上梁山当林冲的“反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不轻白虎堂，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也搜出来了。
也许是堂长被夺了权，这些革命小报对我的冲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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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来客
党报的一声召唤，外调人员从祖国的边疆纷纷奔向北京。
这一天到来的是中苏边境黑龙江的外调团，一行五人，雄赳赳、气昂昂，笔挺地站在我面前。我的脑袋忽然觉得摆错位，这五个人似乎是来听首长训话。但，为首的一个方脸的人带着轻轻的笑容开口了：“我们是来调查大右派陈沂在‘二流堂’的活动的，希望你老老实实，诚意和我们合作，详细彻底地揭发。”
我告诉他们：陈沂曾经是我的上司。他和“二流堂”相隔八千里，时间距离近十年。
这个回答好像就完备了，但那人纠缠不已，一个拿着笔记本的也干瞪眼，其他三人，我的观察大概是火车上一支烟交来的新朋友，来看热闹的。
那人终于发怒了，吹胡子、瞪眼睛，把一只脚蹬在椅子上，像京戏舞台上小花脸的形状，把胡须一捋，喝道：“哗喇喇喇喇，我说你这个老狐狸唐瑜呀……”我以为他要继续唱下去，不料他只从戏台上学到这个动作。
这时期，江青尚未提出“文攻武卫”的战略战术，林彪的“好人打坏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应该，误会，活该”的指示也未发出，那些人也无法动手叫打，只好悻悻然要了一份复写的“二流堂”简历，并声明还要再来。
不过，若按照江青对待“二流堂”人的标准，陈沂也是脱不了身的。
新疆来客
距离党报擂起战鼓向“二流堂”反击才半个月的时间，远在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革命群众”便服从召唤，远途迢迢、满面风尘来到北京。
他们一行两男一女，看来已经到此好几天了，踏破颐和园、长城、天坛，到处找寻“二流堂”，好不易今天才找到，我是从他们摸笔记本掉出来的小门票知道他们的行程的。几乎每一个外调的都是首先叫你介绍“二流堂”的情况，像专程来听故事似的，然后正题来了，“我们机关有一个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小梁子某百货店做事，他有没有去过‘二流堂’，是不是堂友，有过什么罪恶活动？”
我一想：“没有，我从来没听过这名字。”这本来就完了，但是来人以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叫我再好好想一想，要对每个人关心。他们还要到上海、杭州等地外调，回来拿材料。
吴祖光那个专案组对祖光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据说一个中央机构去年的最新报告，“文革”花费一亿数千万亿元，不知有否包括新疆来客的旅费？
我多么想被调到新疆、西藏去审查呀，全国各省几乎都去过了，就差未去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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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客
天将降大祸于斯人者，必先使其乐极忘形，脑满肠肥。
自从那几个专案组彪形大汉被我支支吾吾哄走以后，各地的外调也逐渐地减少了。我又逍遥自在起来，只要有机会，好吃的照吃，好玩的照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上班，可以不必动脑子，也不许你动脑子。
这天忽然来了四位男女青年，是上海电影厂来外调秦怡在“二流堂”的活动，以及“二流堂”的人又如何把她送到戴笠的特务组织中。帽子庞大无比，一下子把我给吓懵了。
“秦怡是国民党的女特务，这已经是明确的了，她开始她的特务生涯，大家也都知道是‘二流堂’拉的线，希望你老老实实，把这段情况，好好给我们说说。”
我向他们解释：“当时她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底下统辖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电影厂是郭老任厅长的三厅直接领导之下，周总理那时也是政治部主任……”
“不许你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只能老实交代，不得耍花枪。” 另一个青年怒气冲冲吼叫。
我说秦怡在重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二流堂”。
“那么就是你，你不是‘二流堂’主吗？你不是追求过秦怡吗？”
“你不老实交代，把你关进‘牛棚’。”
“为一个女人的事，把我关进‘牛棚’？”我此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冷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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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变牛
四个青年第二天得意洋洋地又来了，本来嘛，少年气盛正是他们的特点，想不到一个知天命的人而不知天命，年老气旺，这自然是反常，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青年此刻以胜利者的姿态仰首挺胸调侃我道：“后悔了吧，叫你好好地交待，你偏要逞强……”
我说：“没有什么，这里我呢迟早总要进来的，也挺舒服，省得每天走路回家。”
那姑娘哼一声：“嘴也挺硬呢！今天不跟你耍嘴皮，还是要你好好谈谈秦怡的问题，我们当然是掌握了情况才来找你的，我们为什么不找别人。找别人也可以，但没有你直接……”
我说：“我已经把情况向你们介绍了，一个女人，谁肯把自己的秘密随便告诉人。”
姑娘脸似有点红，但她强装男人的英气，没有发作。另一个青年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三人都是你的老朋友吧，你看，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过细的工作，深入调查，你总不能乱推了吧。”
照片中是吴永刚、金焰、王晋笙的合影。我说：“吴永刚、金焰我们是三十年代的老友，那时常在一起。抗战后我去重庆时，他们还没有去。他们到重庆时，我又到缅甸去了。另外一个面熟，但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那样得意呢，照片中三个人都穿着美军战后处理的军衣，于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以为抓到三个美国特务了。
金焰等所穿的美军军装，当时是最时髦、最实用，又是最便宜的服装，就和“文革”中那些红卫兵一样，千方百计地去搞一套解放军军服。这些青年未见过世面，常识贫乏，拿到这一张照片，就以为抓到真凭实据。
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是抱着很大的热望的，他们决心要把这些老家伙占领的电影阵地夺回来，以便自己进驻社会主义银幕。
一群青年哄起老人来了：“你交待好了，我们会给你回报的，我们既然能把你关进‘牛棚’，也就有办法放你出去。”……真是多么天真无知、活泼讨厌的孩子。
进了“牛棚”，我的心情平静，脑子里此刻可以什么也不想，有时对一些事物，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应付。其中只有一段，那是张春桥跑到柬埔寨之后，波尔布特把货币也取消了。张春桥回来以后又大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我一听这消息，脑子开始动起来，以为中国也很可能很快取消货币，那时向天大哭又有何益？我立刻想到应该“牙痛”。那时干校没有牙科，必须到武汉，时间需要较长，花钱要较多，还得老婆孩子陪着。主意打定，狮子开大口，“借”了一笔钱，虽打折扣，也够把武汉的武昌鱼、武汉汤包、桃园排骨等等都尝一尝。钱用光了，等待下次再来取牙，总是好过一声“取消法权”之下化为乌有要好得多。
“牛棚”新牛
经上海秦怡专案组的建议，我现在已经进住“牛棚”。
从此，我的“自由”被压缩到最小最小的限度，有时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外调人员日间忙于跑长城、颐和园研究斗争策略，然后夜间来外调，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我的接待工作逐渐繁忙了。来人有的以聊天的姿态，有的摆出公鸡的姿态，有的软缠硬磨。然后，每一起人都要带一叠材料回去报销。
每一起外调人员都要求给他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尽管在“盘问”的时候已经谈得很清楚。有的根本就和他们无关。
我从哪里去挤时间写材料，但造反领袖是不管的，他只管造反，甚至为什么造反，他们似乎也不管。
事情仍得自己解决。
我终于想出一个略为解救的办法，我用最薄的航空纸，削尖铅笔，以复写纸每次复写四五份（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后面留一段空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对象，补上几句，写上年月日。
我对“二流堂”的起名，都说是徐冰，外调者对此表示满意。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却想起一定有人写成是郭沫若起的名，遭到他们的批斗，因为这件为“二流堂”起名的事，一直存在两个版本，因为郭比徐名气大，所以流传便较广，但“文革”中，郭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碰不得的！
造反派为了取得“二流堂”更确切的反革命罪证，可以称得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经过缜密的部署，闯进我在北梅竹的住所，彻底抄家。
来人由一个女人压住门上小洞哄开了铁栅之后，七八个男女青年便直接入内，翻箱倒箧，真有点似江洋大盗。有人拆被套，有人翻书，有人取梯钻入天花板内，有人拆开所有大、小镜框的背面。
这是一次有精细计划、熟练的抄家大行动，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二流堂”堂员的花名册，以便一网打尽。甚至希望抄出电台，与国民党沟通的秘密电台、密码等，以便为党建立下一奇功。
他们翻到一份放大的北京黑白地图，一份地下建筑图纸，大喜。
一位女大学生问我：“你是叛徒，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怅然回答。
“听说你在抗日时期有一个运输车队，我们党都不允许私人有汽车，国民党就能允许你有个车队，你和他们究竟有何勾结？有革命同志搭乘过你的车，说你是假运输为名搞反革命活动。”
“…………”
真是天真好笑、活泼讨厌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笑，但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青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丑恶的形状。
是谁，在这些白纸上乱涂鸦，涂得四不像。
然而，在抄家的手法和动作上，肯定有老手的培训，也可能是当年抄胡风集团的老行尊。
但当他们抄到一张放大数倍的北京地图和一卷宋之的墓地的图纸时，便欣喜若狂，则暴露了他们的极端无知。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来选了颐和园西一块地，因北京市另有需要，要求调换，便给了我一份大地图，以便量地；宋之的墓地图纸，解放初期，对死人都较优待，给你好地，如陈波儿，不仅给两穴地，且全用大理石建筑。但到“文革”时，不少墓穴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宋墓铜像大概也被撬去做纪念章了。
虽说抄家的主要目标没有达到，但“收获”也还是不少。
七八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大包小包都装满了。
妻子一直盯住一位拿走她一对金戒指和银行存折的姑娘。
一位小青年拿着一副裸体女人的新扑克牌，左右晃动着：“这东西你也玩。”然后，放进口袋。
他们走后，据邻居说，外面放风的有十余人之多，一直排到胡同口。
我想起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的时候，孙师毅曾提示我注意“二流堂”会被翻出算旧账，我却因为几次大运动都没有动到我，心想大概这问题总是过去了吧。有人认为“反右”时冥冥中一定有人暗中在保我，但决不是夏衍，因为那时他也岌岌自危，自顾且不暇。
此刻，我回想孙师毅的话是叫我把有一些东西该销毁的销毁，该串连的串连。然而，我当时却失去了警惕性。
一九六三年，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大案”查明以后（一九五五年潘案在党报上也是通栏大标题，但所占的篇幅只得一半），被假释住在南郊某农场的小别墅。他每周日进城，便来我家，公安部负责人告诉他再等候批示。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潘又被关押入狱，潘妻董慧匆匆来告诉我和孙师毅，我便纷纷奔告在我家曾与潘会见的诸友，我一个个问：“你们在我家没有见过潘吧？你们看见潘在座就走了吧？你们不认识潘吧？”
然而，这回我却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事先没有和几个有关的人交谈一下，也就是革命造反派所谓的订立攻守同盟，外调人员当然不止找我一个人写材料，如今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自相矛盾，岂不是自找苦吃。
虽说攻守同盟被发觉罪加一等，你如果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跟谁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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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从此失却逍遥身。这“牛棚”真好气势，绿油油的琉璃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