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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面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馓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强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人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杭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几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让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人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扭、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说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年轻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
①继《十六条》鼓励红卫兵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俭让”之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再度为学生“千钧棒”欢呼。随后，红卫兵的暴烈行动骤然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冲击寺院，捣毁文物，焚烧书画、戏服，勒令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人士还俗。揪斗、批判、抄家、游街示众等“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以及郊区，红卫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杀“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家属325人。在北京市内，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卫兵打死170多人，抄家3。36万户，揪斗四类分子8。5万多人。
——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89页。
12。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力量的树，就栽在园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树的旁边，作为你的顺从和忠信的标志，要记住我所给你的警告，不要去尝味它，……哪一天你尝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须死……
——《失乐园》290页
他们年龄较大，经历坎坷，在我们中间是率先走入生活和社会的，所以我们中最初的人生故事便来自他们。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她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何宝珍。爱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后来被党组织用几块大洋赎回来，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她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爱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结了婚，这个青年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爱琴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回到解放的祖国，准备为祖国效力，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都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后来，李富春的大女儿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弟弟刘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更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①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姑娘。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她在公园里碰上了正在独自散步的刘允若，刘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爱上一位苏联姑娘的事，他那时因此在朋友们当中很抬不起头。毛毛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满脸都是生活在梦幻里的表情，他对峪田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多半出于对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声和现在不革命化的现状的双重厌恶，小半出于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样躲开，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峪田姐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因为她的年轻幼稚对一个同样年轻幼稚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再也不能补救了：对生活始终充满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遭受了更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辉照耀着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种领域。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回到他留学的日本。为了养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权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出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没想到是这本书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携全家到日本。这期间，他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厅厅长。这期间，他在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同时，创作了大批历史剧，写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学术成果最灿烂的时期。他似乎特别善于在学术研究中贯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换个说法：郭沫若的那个浪漫、叛逆的灵魂，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是他火山喷发般创造力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