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褩》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牛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大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②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人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故。更规范的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生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嬗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撅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注释
①蔡畅（1900…1990），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196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等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都停止办公。
这个“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夺权运动，又被称为“一月风暴”。——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98页。
③参见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13。接班人
他把我创造得光辉、卓越，施恩于我、丝毫没有亏待我……
——《失乐园》127页
我的中学生活开始了。
第一天去师大女附中报到，新同学由于互相不认识而显得群龙无首。我个子高，被老师一眼看中，成了临时整队喊口令的人。当大家听从我的口令站成整齐的一排，而我把这个漂亮的队伍交给老师，自己跑回队列，成为全班的排头时，一道灿烂耀眼的阳光忽然穿透了我原本温柔朦胧的心，使我心里陡然涌起一份欣喜，觉得自己一下子走出了羞涩疑惑的童年，走进成熟自信的新天地。责任、荣誉、功利……，一条条欲望的小虫子在我心里爬。痒痒地，让我心急气短，急切地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这时候，大饥饿的喧嚣已经远去，人民总算度过了饿肚子的三年，迎来经济全面好转。1963年起粮食产量改变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业总产量超过了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有了明显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
这种经济复苏和环境逐渐宽松，使执政党领袖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思维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这时候，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了一场短命的改革：鲁莽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专制上义的全面否定，使毛泽东暗自惊心。他意识到他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正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现在不仅仅来自资本义和帝国主义的敌对势力，也来白共产党内部的新生代。毛泽东不知道这种强大的挑战力量实际上来自工业革命后变化着的整个世界，色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来自共少认党内一两个的变节分子。所以他决定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运动以抵御这种挑战，保证他创建的党和国家的纯洁。
毛泽东咄咄逼人地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他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全社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在农村，后来扩展到城市的四清①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具是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学雷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更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人了青年时代。当我学了医以后才知道，这是人一生中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人通常会在生命的这一周期中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渴望浪漫柔情，更渴望献身理想和正义。
我的同学们回忆，在女附中的日子里，我在大家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化身。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很革命的家庭里，自然有良好的背景和充足的理由追随革命。另一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过盛的精力在那里作祟，同学们说，虽然整体上说我还不是一个一点不通情理的人，但在每一个革命化的活动里，我总令她们心惊胆战，因为我总能充分运用想象力，使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别出心裁。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运动里，我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徒步走到香山，以模仿部队行军的方式，体现我们不怕苫，不怕累的精神。今天我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我的同学中很多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们说由于我不肯稍稍松懈，由于我始终走在队伍的前边，由于我帮别人背了背包（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还打了背包），她们只好无可奈何，而又痛苦万分地跟着我。她们也许有点佩服我，因为我和她们一样汗流侠背，在行程的后半截一瘸一拐。但更多的是恨我，有一个同学说她跟在我后面一整大，我高个子长腿的身影在她眼前晃，使她从早到晚都在想我会像路边收获的高粱一样被镰刀齐根砍断。但她们对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坚毅的身影确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每当这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她们都惧怕我的出现，因为我总能成功地把这种场合赋予了庄严的革命意义，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
遗憾的是这种革命戏剧不是总由我领衔主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好手。班里很快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由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组成。我因为不够入团年龄只有眼红的份，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来自它的强大压力。
有一天，我被告诉下课后到团支部书记家去。去了才知道是团支部组织的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这是当年一种很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通过吃用野菜和糠做的最粗糙的饭食，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我们这些参加者是团支部经过认真筛选认为可靠的人。所以食物尽管难以下咽，所有的人仍然兴致勃勃，红光满面。但是团支书的姥姥嫌我们做忆苦饭的时候将她的厨房搞得一塌糊涂，坚决不许我们继续活动，后来由团支书的父亲出面批评了姥姥的落后，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所有吃忆苦饭的仪式。这以后，团支部只好不断召集其他方式的会议。每次课上课下，团支部那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时候，全班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谁会被召集，谁会落选。我虽然也会紧张一下，但心里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接到日头通知以后，就颇为洋洋得意。这种会议除了进行正面教育外，一开始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经常会听到团支部对一些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和评价，譬如谁的父亲解放前是小商贩，所以她会在与人相处中斤斤计较。谁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会被怀疑家中有海外关系。还有一个同学因家庭困难中请助学金，但被发现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吃定息的小资本家。尽管她的父亲早死，尽管她的母亲是被父亲遗弃的姨太太，尽管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半点帮助，但是她的助学金不仅得不到批准，她还在我们这些人中留下了对组织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我开始还怀疑，这些朝夕相处年龄相当的普通女孩未必像团支部会议上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会在事后真的觉得这些人异样。久而久之，我颇有了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很能够用一个可靠的，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全部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